花样年华扛起兴亡

　　——记抗战时的女大学生们

　　英国史的第一课上，Crowly教授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涉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男性战场拼杀，使得几千年来不允许拥有职业的女性第一次参与到国家的运行中，在后方扮演着守护者的角色，当战争结束，她们已经习惯了劳作，习惯了能为国家出力的使命感，二战彻底改变了世界妇女的命运。由此我开始思考，战争给中国女性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与我同龄的，本该在校园环境中的女大学生们，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她们在做什么？是像抗日神剧中描绘那样一袭白袍参加反战游行？还是身着军装当一名风风火火的女战士？

　　当我在网络上搜索时，却发现关于女学生抗战中的正面讲述很少，这让我很懊恼。中国近代的女大学生，总给人一种特殊的感觉，有着女性特有的敏感细腻，见多识广又有着自己独立的思想和人格。但我相信有着新思想新知识、代表着中国新生代女性的女大学生，一定有着“谁说女子不如男”的决心，也一定在抗战中默默地奋斗着。

　　带着这个问题，我采访了历史系的教授，她给我推荐了一些书，让我从中寻找线索。我也在图书馆中翻阅了大量的书籍，渴望在里面寻找女大学生的身影。

　　在梳理这些线索后，我发现女大学生的抗日岁月也如男儿赴战场一样辉煌。在男性奔赴战场的时候，女大学生担任了以往男性的角色，也有了和男生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国内辗转求学或者留学海外，甚至出现了专属女性、以培养妇女干部的女子大学。战争逼着她们学会坚忍，也逼着用柔弱的肩膀担当道义。因为，战争面前，无男女之分。

　　了解了这段尘封在战场背后的女大学生历史后，我看到了不一样的反法西斯战场。

　　中国女子大学：苦中有乐的女子教育基地

　　1939年，抗日形势严峻，日本军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毛泽东等领导根据形势立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一切力量取得抗战胜利。党内人士越来越意识到需要调动女子的力量，毛泽东倡议在延安创建一所专门培养妇女干部的大学。1939年7月2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立中国女子大学。

　　这所不一样的大学，使女子开始变得不一样。从这里走出去的女大学生，有知识分子，有机关干部，据统计，在这些女学生退休前，有近10名部级干部，80%是司局级干部。已知姓名的女大校友共有882人，已知工作单位的647人，她们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文化教育、卫生、政法、农林、科技等系统，始终为党和国家做着贡献。当时，来自五湖四海的有志女性聚集在这所梦寐以求的学校里，年龄最小的14岁，最大的41岁，平均年龄21岁。学生占80%以上，工人占10%，农民占6%，其他占4%。有从东北和平津流亡的进步学生，有在家乡前方参加抗战斗争后深造的，有从国民党大后方来的地下党，有为了逃脱封建家庭压迫而来的……这些性格各异，怀着同一个梦想的女性，历尽磨难，开始了在女大的生活。

　　成才需要历练，这群怀着热情与理想的学生干得很出色，给抗战基层建设带去了一抹春风，比如她们创新采用“烧洞洞”“投豆子”等方法，让不识字的群众也能参加选举。“晨四时半起床整队下山，在延河边梳洗后，由军事教员吴燕生和军事大队长王岳石(男)指挥，进行四十分钟的军训。军训后，各班练歌练舞，六时上山回窑早自习，七时下山早餐，再上山作窑内外清洁卫生，八时上课。十二时下山午餐，旋即上山午睡两小时，下午或个人阅读，或小组讨论，至五时半下山晚餐，然后自由活动，至七时晚自习，八时入睡。”抗战时期，中国女大的女学生们就在国土的一角上遵守着军事作息，获取知识，服务群众。

　　她们的课程不同于普通大学，倒与现代大学的设置有相似之处。课程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必修课体现了战时特色，包括各种革命理论课：马列主义学说、政治经济学、哲学、中国革命运动史、党的建设等。设有大教员和“小教员”担任老师，大教员是当时有名的学者及革命老前辈；“小教员”是马列学院高材生和其他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年轻干部。选修课又称为职业技能课，都是很实用的课程：会计、簿记、缝纫、新闻、文学、戏剧、音乐、外语，每人选修两门课，每周上一次，为四个多小时。选修课的教员也是很有名的人物，丁玲、冼星海、吴玉章、解放日报的郁文都在女大教授过选修课。最特别的是，医药卫生和妇幼保健列为全体学员的必修课，所有女生都要对这两门与战争息息相关的课程有所了解。

　　在充实的课程之余，她们还拥有同样种类繁多的课余活动。她们组织体育运动，响应“锻炼体魄，好打日本”的口号，面对有限的条件，师生们手把手一起在河滩上修起田径跑道和跳舞场，踢毽子、跳绳、拔河绳、球网等，学生回忆道：“有一次，一位领导从重庆开会回来，带回一些篮球、排球和垒球棒等，成了我们爱不释手的奇珍”。当时女大没有专门的音乐和文艺老师，但这些青春少女从“鲁艺”和抗大邀请了许多名师给她们指导：“冼星海、郑律成几位著名音乐家为我们歌咏队讲课、作曲，亲自指挥教唱，教得十分认真仔细，哪个体止符，在哪里换气，唱错了就受批评，一遍遍重练，直到大家同声同气地唱齐为止。”

　　她们苦中作乐，在窑洞前的土坪上听课，没有笔记本，全靠脑记。棉衣单衣破了，打上补丁穿，单衣不能穿了就改成衬衣衬裤穿，棉衣不能穿了，就抽出棉花当夹衣穿，把破衣服、破被单撕成条，白色、灰色、兰色布条参差编成花格条，缝在旧鞋底上，成了十分漂亮的花凉鞋。

　　她们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有志青年，她们也是花季少女，延安成了她们青春的安放地。在战时环境下，女学生们还参加了各种基层实践。她们除了要进行两门选修课的实践，还到基层政治机关工作，组织妇女工作团，参加“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选举工作团，发起成立延安妇女促进会，参加基层征粮工作团活动，参加生产运动，为抗战提供物资。

　　直至1941年并入延安大学，女大培养了边区的第一位女县长邵清华，中国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第一任陕甘宁边区国共合作的绥德市市长等女人才。

　　万般艰难求学记：才女王德懿战时辗转四校

　　无论战火燃烧到国土哪里，都会有万千学子随着学府迁走，形成了抗战时期特殊的“游学”现象。王德懿，出生于巴蜀大地一个盐商大家，家族中多读书人，如参与创立武汉大学、著名教育家王世杰。王德懿也是一代才女，在战火纷飞的1930年代，她执着求学，先后受教于四所著名大学。

　　1936年，王德懿毕业于四川省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这个年纪轻轻的女孩，在著名革命活动家张闻天、肖楚女的影响下，怀着一腔教育救国的热血和10余个同班同学做出了“巴渝女子集体出走闯天下求学”的壮举！”当时，王德懿是上海交大唯一来自西部的女生，钟伟臣院长曾经祝愿道：“一个内地妙龄女子，千里迢迢来交大求学，实属不易，望能学成报国。”

　　王德懿陶醉在上海交大的学风中，她这样形容那时的校园景象：“全校女生不到30人，可谓凤毛麟角，且一律短发长袍，外套羊绒毛质开衫，半高革履，胸佩三角形蓝底白字镶银边‘交大学生’的挂链校章，左肘叠书，右手得意垂摆，一字行步，名秀芳华，尽展风流，深受时人青睐。”然而，战争蔓延到了上海，“八一三”淞沪会战后，上海沦陷，她含着热泪告别了交大，返回重庆。她没有放弃任何一个读书的机会，在大后方，王德懿进入了重庆大学，成为首届商学院的学生。在这里，男子与女子平等地学习，“男生宿舍在文字斋，女生宿舍在饶家院”，在战争夹缝中，这是难得的诗意生活：清晨随着哨声起床，参加晨练；白天是辛勤的学习，黄昏是舒心的漫步，晚上是不息的挑灯夜读。沙坪书店是王德懿最常光顾的地方，同样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山城的担担面、磁器口的花生和歌乐山的地瓜。

　　她不是一个安逸于停留的女子。在听到从南京迁来的中央政治大学在小泉招考的消息，王德懿怀着上名校的期盼，再度应考，并且中榜，于是，她成为了该校在重庆招收的第一批学生。在实行战时教育、军事化管理和生活上的供给制的中央政治大学，她安静地学习会计。四个月后，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迁到贵州的平越山区的消息传来，王德懿又再次前往报名，这个表面柔弱的女子脑中只有一个念头：“我要以无谓的气概，再度负笈千里，目标只有一个：为了能完成所学专业，报效祖国。”

　　1938年，这位少女踏上了自古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一辆运山货到贵州的老牛车，开始了她的“南行记”。72拐、掉尸岩、强盗，一路上惊险的体验让她迅速地坚强起来。王德懿终于到达地脊民穷的贵州，学校在老式文庙里，教室是僧房，颇有清苦学习的意味。这里的学习条件比以往更加考验人：“住的是篱笆房，睡的是木板床，夏遭蚊叮虫咬，冬受天寒地冻。每个学生配发了一盏小油灯，以供夜间的学习生活。”然而师生都很珍惜这方战乱中的学堂。

　　后来，王德懿和同学们组建了各种进步社团和《呼声》等进步刊物。她经常在被称为平越“大公报”的《越光周报》第四版妇女专刊上投稿，曾发表过《女同学们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等爱国文章。

　　她记得，当时学校开展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声势浩大，同学们高唱抗日歌曲《义勇军进行曲》《九一八》《抗战进行曲》，演出抗战话剧《凤凰城》《塞上风云》《放下你的鞭子》，还开办了街头墙报和民众夜校。1939年5月，抗战正在关键阶段，5月3日、4日日军发起“重庆大轰炸”，如此危机的时刻，王德懿正在“炮火连天”中参加运动会，还获得了女子50米、100米短跑和跳高3项第一名，跳远第二名的荣誉。

　　1941年，王德懿从茅以升院长手上接过了“业精于勤”的亲笔题词，从国立交通大学正式毕业。结束了她伴随战火的求学历程。

　　建国初，王德懿先后担任过川康商业银行秘书科文秘、重庆市蔬菜公司鲜菜科长。之后调往上海，在西南贸易部驻上海土产推销处从事云、贵、川有关药材、烟茶、干果副食等推销工作。67岁时重返重庆供职于重庆大学财务处。1999年7月，82岁的王德懿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2006年5月，她应邀参加上海交大110周年校庆，赠送母校贺联一副：“交通广拓万千里，教育首倡百十年。”

　　留日女学生：在异国他乡守护祖国

　　从日本侵华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益恶化的战况使得中国各地高校大多迁移到大后方四川省等内陆地区。由于高校大迁徙，日本占领区的高等学校寥寥无几，而且，通往四川等地的交通被封锁。处在傀儡政权统治地域的青年要接受高等教育，是极为困难的。赴日留学，是一个接受现代高等教育的好机会，但也是一个充满心理矛盾的、无奈的选择。

　　董锡惠7岁那年，父亲被处死了，原因是在军阀方永昌统治时期，接到征粮命令因同情贫苦百姓而无法完成征收任务。父亲去世后，董锡惠三姊妹由母亲抚养成人。母亲非常注重女儿的教育，使得董锡惠有机会在这个艰难的年代继续接受新式教育，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女学生。

　　1939年夏天，董锡惠从私立齐鲁高中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燕京大学数学系。去北京的途中却遇上了洪水，因此她没能赶上入学典礼，当年的入学资格也被取消。拿到第二年再入学的证明书后，董锡惠不得不郁闷地返回济南。她的高中老师的两个女儿当时都在日本学医，知道了这件事后，她向董锡惠推荐了日本留学，并替她报了名参加留日学生的考试。

　　凭借扎实的功底，董锡惠顺利通过了考试。但这并没有让她十分欣喜，反倒是陷入了一个充满矛盾的选择：是否该去日本？是否该去这个现在正在中国猖狂掠夺，导致中国民不聊生的国家？是否该去这个称我们为“东亚病夫”的国家？这注定是一个艰难的抉择，董锡惠辗转难眠不知道该去该留。她的母亲深知这是一个难得的求学机会，跟她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道理，也列举了甲午战争后中国有包括革命家在内的许多青年赴日学习、从事革命运动的事迹，劝她不要错过这次机会。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她决定赴日求学。1939年10月，她从天津的塘沽港乘日本的“筑前丸”到达日本神户。

　　到日本后，董锡惠先在东亚学校学习日语，后考入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数学专业，同时在教会英语班苦学英语。随着战争情况的恶化，她在日本留学的生活越来越艰难。1942年日本国内粮食紧缺，黑市物价奇高，饿着肚子学习已经成为家常便饭。

　　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战争，并没有阻碍两个国家的普通人之间的友谊。

　　在学校里，同学和老师都对她很照顾。刚入学时因为日语不过关，董锡惠听课很吃力，同学知道后主动把笔记借给她，并耐心地帮她补习课程内容。讲授数学分析的龟谷俊司老师对试卷中的错处进行单独讲解，并把自己的住址告诉她，如有不明白可以随时去问。缺衣少食的日子里，龟谷老师夫妇经常在星期日叫董锡惠去家里吃饭。

　　留学期间，最让董锡惠难过的，是在新闻报纸上看到日本军队在哪里取得了“胜利”、某某地被“解放”的宣传，以及在学校组织“解放”祝贺会或某战士战死追悼会的时候。同学们理解董锡惠，一般这种活动都为她的缺席打掩护。当她想到日本的军队在中国残忍地杀害中国人，心中满是悲伤和仇恨。她开始思考，战争最可怕的是扭曲了人性。

　　1943年，随着战争形势的恶化，日本大量征集士兵。董锡惠在日本的好朋友北野晴正已在公司就职，突然接到了征兵通知，他的母亲知道这件事后伤心得病倒在床上。董锡惠去探望这个在她刚到日本时给予她很多帮助的老太太时，她边哭边说：“为什么要打仗？因为战争，日本将来肯定只剩下老人、寡妇和孩子。”战争要把她的儿子送到死亡的边界线上，要毁掉她儿子的理想生活。一面是一个母亲表达的忧伤及对战争的憎恨，另一面是在日本期间一直帮助她的好朋友，将成为侵略中国的一份子。这时候，董锡惠的心中五味陈杂，胸中有一腔怒火——对战争的憎恨。

　　1944年，董锡惠作为最早的一批中国人毕业生，拿着和日本人一样的毕业证书和教师执照回国。毕业时，战火已经接近日本本土。留学期间，她对中国祖国的爱一点没变，期盼日本早日战败的心情更是与日俱增。两种情感在她心中日益增长——学成报效祖国的决心，以及对战争的憎恨。

　　董锡惠到日本的目的是学习，学成归国报效国家。她几乎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而是作为一个第三者观察这场战争给两个国家的普通百姓带来的影响。还有另外一类留学生，他们在日本坚持抗日，采用成立社团、出版刊物、组织学术研究会等形式，从事潜在而切实的救国活动。他们研究日本国情，密切注视日本军阀动态，将耳闻目睹的消息传回国内。在这一类活动中，不少留日女学生也担当着重要的角色。

　　早稻田大学的留学女生王德成，结成了以“抗日反满”为宗旨的“东亚青年抗日同盟”，在日本以散发传单等形式进行秘密的抗日宣传活动。福建才女黄薇就读于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从1936年开始参加并领导“留东妇女会”、“社会座谈会”和“留东文化团体联合会”。随着在日抗日活动的不断增多，不断有留学生被逮捕入狱，留学生宿舍也常遭警察盘查。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件爆发，在日留学生掀起了一场辍学归国共赴国难的风暴。10月下旬，留日学生近6000人几乎全部归国，500多名留日女生义愤填膺与男生一起共赴国难，参加抗日。

　　颜一烟出身于满族贵族家庭，原名颜毓芳，按身份血统她是一名清末格格，从小就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出入有汽车的生活。但这位格格从小就对各种规矩繁文缛节厌恶至极，生性聪颖而倔强。1934年，颜一烟从天津河北女师毕业后，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开始了她的留日生涯。她一边苦学，一边参加左翼文化运动，先后任“中华留日戏剧协会”干事，“留日妇女会”执行委员，《东流》杂志编委，“中华留日左翼文化团体联合会”执行委员，参加地下党活动。留日求学的日子不长，抗战爆发后，她毅然回国加入上海救亡演剧队，在武汉等地奔波，宣传抗日救国。1938年她奔赴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用所学知识，以写话剧的方式鼓动全民抗战。

　　近代中国的女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她们代表女知识分子，代表着现代女性，代表着中国的男女平等，代表着中国女性的未来与希望。女大学生，给人本是一种娇滴滴的、柔软如出水芙蓉般清爽纯净的模样。她们本该打扮得漂漂亮亮在校园里看书学习，成为大学校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是她们生在近代中国，长在满目苍夷民不聊生的战争年代。时代赋予她们的是艰巨的任务，是与男性一样肩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

　　她们，在用花样年华诠释着“巾帼不让须眉”勇气；她们，在战争年代，用柔弱的肩膀扛起民族的苦难；她们，是抗战烽火中一抹暖人的阳光。

　　文/黄颖琳 叶玉琪（武汉大学） 责任编辑/陈晓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