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片定格住的梦想与坚持

　　我爱电影

　　“特别触动我的电影是《岁月神偷》，我记得第一个场景是一个小男孩和他的哥哥在家里写作业，他们身边，收音机在播放着音乐，小男孩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他的哥哥。从小男孩嘴角的弧度和眼神当中，我感觉到了那一刻，他的内心肯定特别希望时间就这么静止，简单平静。”雅兰这么跟我形容。

　　雅兰是我学生时代的学妹，“校园乐队主唱”，“领奖学金的好学生”，校园里的她小有名气，如果不出意外，她毕业之后一定会成为一名翻译，她的专业课那么好。我一直这么认为。然而出乎我的意料，毕业之后，雅兰去了香港，成为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制片专业下的一名学生。

　　“我小时候的梦想其实是当导演。”采访中，雅兰打破了我对她的那套固有印象。她从小总是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写剧本和导戏的机会，虽然那些只是老师在课堂上为了增加课程的趣味性而额外开设的小环节，但雅兰总是很认真地对待。让她印象比较深的一次是高中英语课上，她根据艾薇儿的一首歌改编了一个英文小短剧，自己担任导演，并且唱了这首歌，“当时感觉很过瘾，现在想起来，当时真应该坚持。”

　　而现在机会来了，在浸会大学的学习让雅兰真正从专业角度接触电影，入学仅几个月，但当我问她这几个月有什么感受时，她告诉我，“越来越被电影感动。”

　　好的电影不仅是一部作品，而更多的是能让观众产生共鸣。“每部电影给不同人的感动点是不一样的。”雅兰说。像是一首歌，鼓，贝斯，吉他，键盘甚至小提琴，每一个乐器的演奏被单独拎出来都是一段好听的旋律，组合起来却又那么和谐；电影当中，配乐，景别，灯光，角度，把每一个元素拎出来细细揣摩，都意味深长。

　　准备

　　雅兰每天奔波于各个教室和各个电影发布会之间，而院长还在准备中国传媒大学影视编导专业的研究生考试，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文凭不重要，只是为了找一个平台。”

　　“院长”，这本是他的网名，他觉得自己对喜欢的事情很固执，甚至近乎偏执，“很像精神病院院长。”慢慢周围的人都这么叫开了，反而忘了他本名叫什么。

　　这是他第三次考研，同一个学校，同一个专业，他觉得这没什么。“每个人后来想做什么都是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坚持不是难事儿，至于苦不苦累不累，过程中肯定会有，但不是主要方面。”

　　最近院长把《肖申克的救赎》又看了一遍，看完这个，还看了《基督山伯爵》，他觉得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以前这样的好电影了，而这个现象在国内表现得尤为明显，感官刺激、明星效应和搞笑成为了电影的主要元素，“功利性太强。”他这么说，“其实这也不单单表现在电影方面，大家都面临着生存压力嘛，要挣钱多一点，这是社会环境造成的。”而眼下文艺创作行业的IP热现象也反映了大家的功利心，最近一两年，小说改编、网络剧改编以及综艺改编的电影作品非常多，有了IP，就有了一定的粉丝基础。“但自主创作被极大地弱化了。”院长说。人们普遍不愿承担自主创作的风险，一部电影从创作到拍摄以及最后的制作，周期很长，未知因素很多，“而要是从一个已经被大家熟知的作品来制作的话，在宣传、广告、知名度方面会省很多事。有了ＩＰ，就能保证一定的票房。”

　　“你觉得你适合做电影的原因是什么？”我问他。

　　院长低头想了想，不确定地笑笑说，“固执，爱做梦吧。”

　　考研需要看大量的书，最开始他很盲目，什么都想要抓住，但什么都好像抓不太住。“工业设计、中国美术史和西方美术史的书都这么厚。”院长在我面前比划着。经过两次失败，他开始有选择地舍弃，可是要看的书还是太多了。

　　每天早上7点，院长起床，去跑步，然后在租的房子附近大学的自习室一待就是一整天。晚上10点，赶在自习室熄灯之前，他跟其他大学生一起匆匆把书收进包里，踏着夜色回到住处。

　　日复一日，那个重要的日子会渐渐清晰，在这之前，他要让自己准备好……

　　雅兰也在努力准备着。

　　香港曾在上世纪下半叶经历过电影的黄金年代，电影人才集中，师资力量尤其雄厚。“《无间道》的监制庄澄老师、跟周星驰合作过很多部电影的田启文老师给我们上剧本分析课。”由于每一个老师就是实实在在的电影行业从业人员，雅兰觉得自己很幸运。

　　而她最尊敬的老师，她称呼为“卓Sir”。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电影届涌现出一批平均年龄不超过30岁的新锐导演，为当时略显低迷的香港电影业注射了一剂强心针，当时的媒体称之为“新浪潮”，卓Sir便是这批新锐导演其中之一。“他是我们的课程主管，很和蔼，喜欢请我们吃饭聊天。”雅兰很喜欢这位从年纪上来说已经可以做她爷爷的老师。“他会额外给我们开读书分享会，这些书涉及的范围很广，比如3D打印、9型人格、中国电影产业报告之类的，都是他每晚看到深夜挑出来的。一开始我们其中有些人不领情，觉得他怎么老是加课，其实我了解他的良苦用心。”

　　雅兰觉得在香港，她能离自己的电影梦更近些，除了老师带来的讯息比较贴近行业之外，她也很喜欢这里的氛围。“这里的氛围，就是大家会相互帮助，而不是文人相轻。”然而在采访中，她还是用了“惶恐”这样的词语来形容自己当下的心境。雅兰每天忙碌着，看书，看电影，写剧本，拍片，写项目书……这些都是小组作业，但她不愿敷衍了事。“周围的同学基本都是北影的、中传的。”因为这个，雅兰有些自卑，“我没有别人的专业优势。”现阶段，她觉得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好学。

　　而对于未来，她觉得变数好多。

　　挣扎

　　去年，院长没有考研，他在青岛本地的一家知名婚纱摄影公司找了一份婚礼跟拍的工作。“我跟我爸闹得很不愉快，他希望我回老家找一份稳定的工作。”院长大学本科学的是高分子专业，他的父亲希望他能够找一份跟专业相关的工作，考公务员也不错。争执不下的情况下，他选择先找一份工作养活自己，再寻找机会。

　　在婚纱摄影公司的工作很累，“有时候白天上一天班，上到晚上6点去吃饭，8点又开始拍片，拍到凌晨两点。”有时候也确实很苦，“我也确实过过那种摸摸裤兜只剩一块钱的日子。”

　　“想过要回家吗？”我问他。

　　“不想放弃。”他说。

　　今年年初，院长的父亲由于意外离开了人世。“其实如果没有出现今年这个问题的话，我一直觉得我的生活都顺风顺水的。”他低声说。

　　父亲的去世给了院长不小的打击，之后不久，他回家了。“当时确实是想家了。”在家的这段时间是他最挣扎的时间，爷爷奶奶年纪大了，母亲就一个人，“当时我在考虑要不要就这么一直在家待着，所以尝试做过各种事情，试着开过网店，也做过别的，可是没有一件是真正想做的。”在家只待了3个月，他又回到了青岛，再次准备考研。

　　“现在眼光放远了。”他觉得自己现在不能想太多经济上的事，好好做，做成了，以后这些都不成问题。

　　“心有不甘，才是生活的本质。”他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写道。

　　理想的重量

　　我听过一首歌。

　　歌里，那个弹着电吉他的男人在唱着“可是你曾经的那些梦/都已变得模糊看不见/那些为了理想的战斗/也不过是为了钱。”听到这儿我几乎要跳起来，赶紧瞄了一眼歌名，它叫做《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可人总是要有理想的。

　　雅兰又更新朋友圈了，她展示了自己最近画的《王牌特工》的分镜草图，草图上，人物本身好好的瓜子脸被她画成了正方形。“听说姜文画分镜也画得很丑。”她调侃道。雅兰常常在朋友圈更新自己每天的动态，算作是生活的记录，也告诉家人朋友自己每天在忙什么。而这日复一日的忙碌，雅兰称之为“幸福的忙碌”。

　　院长也依旧每天奔波于住处和自习室之间，自习室略显拥挤，每个人都把头埋在书堆里，这样的气氛显然更适合考研。问他会不会觉得这准备的日子痛苦且压抑，他笑笑说，“累了就带着相机出去拍拍照呗。”

　　本刊记者/张雅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