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近世出版家，绕不开范用。他早年就进入了三联书店系统（1938年进入生活书店做练习生），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1939年就加入了共产党，才16岁），党性强，而作为旧时代文教系统的党员，身上知识分子的“毛病”亦复不少。在改革开放之初，又能不拘一格用人、但开风气地办刊（《读书》），在杂志受到压力时也扛着，甚至发老革命式的脾气，很令老部下沈昌文“摊手”。
这种侧面回忆尤其能勾划出一个人的性格，呈现立体的面貌；了解这种复杂性，才有可能去理解这位老出版人为什么会不顾市场的压力出书，在上世纪80年代精益求精地给一大批刚刚获得解放的文化人出书。比如给巴金印《回想录》，便是调原来准备印毛选的一批纸张，而有的书稿，又给了太高的版酬版税。这时候范用已经退居二线，这种做法当然也给当时的一把手沈昌文带来苦恼。范用生于1923年，1980年代初他已经60多岁，却还在热诚地履行着出版编辑的责任，四处约稿组稿。在那个年代，约稿靠写信，他和作者们的信件往来他都珍藏下来了，在他晚年，选抄了一部分，103封作者的375封来信，这便是《存牍辑览》的由来。
读这批老文化人的信札，有很多值得重视的信息。比如戏剧家陈白尘的信件里，就透露了很多1980年代发生的事，局部地让我们感受到那个年代乍暖还寒的氛围。在他的老同事的信里，则还带着70年代末的冷峭。又比如唐弢的信件里，则披露了当年为鲁迅全集做校注的故事，提到这部书是鲁迅去世赶出来的，错误实在不少。又如党内理论家胡绳给范用写的自寿诗“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对此罗孚在其《北京十年》里有详细的解读。但我更为关注的还是约稿本身——这位“出版系统的退休老干部”——用通俗易懂的话来说——义务想选题催作者，然后在不顾市场只顾精益求精地出版，这不也是一种专业精神、职业精神么？
如果没有对书的热爱，很难理解范用这位退休编辑的举动。他联系作者之广，想必在整个改革开放的出版史上都是名列前茅的。更重要的是，他长期在有着良好出版经验的三联书店系统工作，结交的都是文化人（书中也收录了李公朴、何其芳、戈宝权等人在1949年以前给范用的信。戈宝权的信尤其有趣——他为了让范用找到他寄存在范用处的书籍，为每本书都画了封面），在80年代，是范用最先想到这批人、鼓励他们出书的。藏书家黄裳便提及，是范用第一个向他约稿，然后才有其他社陆续来约。而为什么要约这些人出书，也不仅仅是为了出书而出书，范用往往给出了具体的意见，比如影响深远的《傅雷家书》便是他一手策划的。这其实是从一代文化人的文学回忆录着手考虑的。直到今天，也不得不佩服他的眼光和远见。
不可不提的是，范用还用笔名“叶雨”（谐音“业余”）设计书装。在沈昌文的回忆录中，也有这方面的记载，大意是说他设计的书封大抵比较简单，范用看不上。今天来看，沈昌文主编设计的“文化生活译丛”当然也朴素大方，给读者留下了阅读的美好回忆，不过，相比范用设计的一大批名作而言，确实不能比。最近《叶雨书衣》也重版了，实在应该和《存牍辑览》一起对照读，一本是内容如何产生，一本是形式如何相配。即使放在今天，范用设计的书装，不仅能体现与书的紧密契合关系，更重要的是精心，呈现出来的形式简洁而含义丰富，令人含咏再三，体会到书籍的美。这是当今一些形式主义、设计至上的书装设计所欠缺的，后者饱含太多的理念，反而令读者无所适从。这样的作品，即使评上最美的书又有什么用？
细数范用先生的一生经历，十五六岁进入出版业，生活在一个黑暗与辉煌交织的时代，靠自学和勤奋成就一份大事业，在出版实践中结识许多作家学者并成为好朋友，有为普通大众出版价廉质良的图书的梦想和追求，还有一点——“为书籍的一生”。
文/戴新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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