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谋杀了思考

　　1945年7月，瓦尼瓦尔.布什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像我们一样思考》一文。在文中，他预言了未来的信息技术，其中最著名的描述就是一种他称之为“memex”的机器，它具备了可以从各种来源抓取信息的能力。“memex”的概念直接启发了一位叫道格.英格巴特的工程师。在1969年的秋季计算机联合大会上，他演示了由鼠标、视频和超文本组成的人机交互平台。虽然现在看来，这种交互如此稀松平常，无非就是鼠标点击超链接的过程，但在当时，这样的交互方式为人类开辟了认知模式的新领域。其后而来的万维网，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在布什畅想的美好世界里，信息技术如果能够像人类一样思考，就可以大大拓展人类的智能范围。然而，布什精准地猜到了故事美好的开头，但是却没有预料到故事后来的波澜壮阔危机四伏。

　　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教育界充满激情地将大笔资金投入到了计算机教学中。这些教育工作者坚信数字阅读有着纸质阅读无法比拟的优势：学生可以同时浏览具有相对内容的文本，从而培养辩证思维能力。但是，到了80年代末，这种激情变成了怀疑。他们发现，具有导航意义的超链接大大限制住了人脑的活跃度：学生们花费了大量的额外时间在决定是否点击链接、格式是否兼容这些问题上。阅读过程中的“节外生枝”破坏了人们的专注力，降低了对问题的理解能力和思辨能力。1989年的一个研究中发现，人们越来越喜欢漫无目标地点击正文之外的各种链接。而1990年的研究则开始表明，很多人已经记不起自己读过什么，没读过什么了。

　　也许这就是传统阅读和数字阅读之间的那道鸿沟：传统阅读是一种线性思维的过程，它要求读者和作者之间保持持续不断的交流；数字阅读看起来依然是线性的版式，但是因为文中穿插的超链接，其内容结构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它更像是一棵树，养分在从根部往顶部传送的时候，会被更多的细枝末节所分散。2001年，加拿大的两位学者对70位志愿者做了阅读实验：他们将《魔鬼情人》（伊丽莎白.波恩的代表作）做成两个版本，一个符合传统线性阅读的格式，要求阅读者逐字阅读；一个具有超链接性质，阅读者可以点击一些被加上亮色的词语。

　　结果表明，实现对象对后者的阅读速度比前者慢了7 倍。而在实验对象随后写的小说摘要中，后者的理解显然要差很多。最令人失望的是，后来的一系列关于文本和专注力的实验都指向了一个结果：人们的理解能力是和文本中的链接数成反比的，不管打不打开这些链接，都会干扰到你的阅读和思维。因为人们在面对链接的时候，大脑总会自动做出“看，还是不看”的选择，这本身就构成了思维的中断。更何况如今还有视频、音频、图片这些更具分散力的超链接。

　　超链接的罪过是通过改变人类大脑的工作机制，从而改变了思维习惯。

　　大脑的智力结构分为两个部分：工作内存和长期内存。工作内存是前端，长期内存是后端。信息就是经由工作内存转化为知识而被放在长期内存中的。一般而言，长期内存的空间无限大，问题就出现在工作内存中。

　　因为工作内存很小，同一时间只能存储很小的一部分信息。这些短期信息是极为脆弱的，一旦你的注意力被打断，就会在顷刻之间“樯橹灰飞烟灭”。

　　现在的网络提供了过于海量的信息，大脑中的工作内存就像一只狗熊，面对辽阔的玉米地和自己有限的熊掌空间，最后只能是走一路丢一路了。从信息变成知识，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需要在工作内存中完成信息的联想、组合的过程，从而转化为长期内存。

　　然而，过度的信息筛选让工作内存无法完成联想和组合的职能。最终我们会发现，除了一堆随时有可能烟消云散掉的信息，大脑中长期内存里的知识则少得可怜。

　　前纽约国立图书馆馆长瓦尔塔. 格力高利安在接受美国著名记者莫耶斯采访的时候说过，现在是一个信息爆炸，而不是知识爆炸的时代。现在的《纽约时报》一天的信息量比一个生活在16 世纪的人用一生探索所获得的知识都要多。他认这是很恐怖的事情。因为，大脑就是在这样的信息爆炸、知识匮乏的时代里，一步一步被技术改造得和技术本身越来越接近了。

　　其实，超链接还只是互联网早期形态的产物，将超链接本性发挥到极致的要算是搜索引擎了——这里，我们又不得不提到Google。两年前，尼古拉斯.卡尔就在一篇名为《Google让我们变笨了吗？》的文章中批评Google提高了人们对于信息的依赖性，而降低了对知识汲取的欲望。有人将长期使用搜索引擎，进而形成某种对外部信息依赖的现象称为“Google式思维”（Googlethink）。Google根据人们的搜索习惯进行了大量缜密的信息排序，无论我们敲打什么字母或者单个汉字，都会在下拉菜单中出现大量联想词汇。用卡尔的话来说：“Google就像一个令人讨厌的管家婆，总是将我的思维范围提前框定。遭遇‘偶然’的可能性渐渐变小。”（人类的知识进步，大部分是源于“偶然”。因为我们的大脑有时间，也有空间去用必然的信息发现偶然的知识）。Google的野心远不止是杀死“偶然”。事实上，在1992年的《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一书中，尼尔.波兹曼就已经预言了“Google式思维”。他将计算的功能定性为，告诉人们怎么去做，而不会告诉人们去做什么或者为什么这么做。

　　技术是一种隐形的意识形态，它隐藏在一切我们看似正常的社会秩序之中。波兹曼认为，技术的目的不在于开启智慧，而是禁锢思考。卡尔延续了波兹曼的思路，他认为Google提供的是一种发生在思维领域的“泰勒主义”，Google强调信息是一种商品，是一种同样以“效率”和“系统化”为关键词的使用资源，所以Google将完美的、比人脑更智能的人工智能作为奋斗目标，而人们都活在了Google早已设计好的“系统”里。

　　波兹曼认为，就像试卷打分制发明了教育体制一样，泰勒主义带来了“管理”的概念，管理进而生发出“企业”，一切都在按照技术先于概念的历史进程发展。相应，PageRank带来了Google，Google又塑造了当代网民。这一切一切都是缘起于“效率”导向的统计学原理。

　　但是，“效率”的另一面是思维的拓展能力不再。活在一种早已被设定好的程序框架中，我们就会逐渐忘记程序设计的初衷与合法性。忽略了这些本源问题，就意味着我们的意识中不存在“思考的任务”这个概念。没有了“思考的任务”，我们又何必思考？

　　正如卡尔所说：“Google让人们养成了向外看的坏习惯，而忘记了向内看。”那么，Google在不断为人们提供更便捷的信息过程中，是否也在最终扼杀人类的思考能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