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谋杀了思考

  1945年7月,瓦尼瓦尔.布什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像我们一样思考》一文。在文中,他预言了未来的信息技术,其中最著名的描述就是一种他称之为“memex”的机器,它具备了可以从各种来源抓取信息的能力。“memex”的概念直接启发了一位叫道格.英格巴特的工程师。在1969年的秋季计算机联合大会上,他演示了由鼠标、视频和超文本组成的人机交互平台。虽然现在看来,这种交互如此稀松平常,无非就是鼠标点击超链接的过程,但在当时,这样的交互方式为人类开辟了认知模式的新领域。其后而来的万维网,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在布什畅想的美好世界里,信息技术如果能够像人类一样思考,就可以大大拓展人类的智能范围。然而,布什精准地猜到了故事美好的开头,但是却没有预料到故事后来的波澜壮阔危机四伏。

  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教育界充满激情地将大笔资金投入到了计算机教学中。这些教育工作者坚信数字阅读有着纸质阅读无法比拟的优势:学生可以同时浏览具有相对内容的文本,从而培养辩证思维能力。但是,到了80年代末,这种激情变成了怀疑。他们发现,具有导航意义的超链接大大限制住了人脑的活跃度:学生们花费了大量的额外时间在决定是否点击链接、格式是否兼容这些问题上。阅读过程中的“节外生枝”破坏了人们的专注力,降低了对问题的理解能力和思辨能力。1989年的一个研究中发现,人们越来越喜欢漫无目标地点击正文之外的各种链接。而1990年的研究则开始表明,很多人已经记不起自己读过什么,没读过什么了。

  也许这就是传统阅读和数字阅读之间的那道鸿沟:传统阅读是一种线性思维的过程,它要求读者和作者之间保持持续不断的交流;数字阅读看起来依然是线性的版式,但是因为文中穿插的超链接,其内容结构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它更像是一棵树,养分在从根部往顶部传送的时候,会被更多的细枝末节所分散。2001年,加拿大的两位学者对70位志愿者做了阅读实验:他们将《魔鬼情人》(伊丽莎白.波恩的代表作)做成两个版本,一个符合传统线性阅读的格式,要求阅读者逐字阅读;一个具有超链接性质,阅读者可以点击一些被加上亮色的词语。

  结果表明,实现对象对后者的阅读速度比前者慢了7 倍。而在实验对象随后写的小说摘要中,后者的理解显然要差很多。最令人失望的是,后来的一系列关于文本和专注力的实验都指向了一个结果:人们的理解能力是和文本中的链接数成反比的,不管打不打开这些链接,都会干扰到你的阅读和思维。因为人们在面对链接的时候,大脑总会自动做出“看,还是不看”的选择,这本身就构成了思维的中断。更何况如今还有视频、音频、图片这些更具分散力的超链接。

  超链接的罪过是通过改变人类大脑的工作机制,从而改变了思维习惯。

  大脑的智力结构分为两个部分:工作内存和长期内存。工作内存是前端,长期内存是后端。信息就是经由工作内存转化为知识而被放在长期内存中的。一般而言,长期内存的空间无限大,问题就出现在工作内存中。

  因为工作内存很小,同一时间只能存储很小的一部分信息。这些短期信息是极为脆弱的,一旦你的注意力被打断,就会在顷刻之间“樯橹灰飞烟灭”。

  现在的网络提供了过于海量的信息,大脑中的工作内存就像一只狗熊,面对辽阔的玉米地和自己有限的熊掌空间,最后只能是走一路丢一路了。从信息变成知识,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需要在工作内存中完成信息的联想、组合的过程,从而转化为长期内存。

  然而,过度的信息筛选让工作内存无法完成联想和组合的职能。最终我们会发现,除了一堆随时有可能烟消云散掉的信息,大脑中长期内存里的知识则少得可怜。

  前纽约国立图书馆馆长瓦尔塔. 格力高利安在接受美国著名记者莫耶斯采访的时候说过,现在是一个信息爆炸,而不是知识爆炸的时代。现在的《纽约时报》一天的信息量比一个生活在16 世纪的人用一生探索所获得的知识都要多。他认这是很恐怖的事情。因为,大脑就是在这样的信息爆炸、知识匮乏的时代里,一步一步被技术改造得和技术本身越来越接近了。

  其实,超链接还只是互联网早期形态的产物,将超链接本性发挥到极致的要算是搜索引擎了——这里,我们又不得不提到Google。两年前,尼古拉斯.卡尔就在一篇名为《Google让我们变笨了吗?》的文章中批评Google提高了人们对于信息的依赖性,而降低了对知识汲取的欲望。有人将长期使用搜索引擎,进而形成某种对外部信息依赖的现象称为“Google式思维”(Googlethink)。Google根据人们的搜索习惯进行了大量缜密的信息排序,无论我们敲打什么字母或者单个汉字,都会在下拉菜单中出现大量联想词汇。用卡尔的话来说:“Google就像一个令人讨厌的管家婆,总是将我的思维范围提前框定。遭遇‘偶然’的可能性渐渐变小。”(人类的知识进步,大部分是源于“偶然”。因为我们的大脑有时间,也有空间去用必然的信息发现偶然的知识)。Google的野心远不止是杀死“偶然”。事实上,在1992年的《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一书中,尼尔.波兹曼就已经预言了“Google式思维”。他将计算的功能定性为,告诉人们怎么去做,而不会告诉人们去做什么或者为什么这么做。

  技术是一种隐形的意识形态,它隐藏在一切我们看似正常的社会秩序之中。波兹曼认为,技术的目的不在于开启智慧,而是禁锢思考。卡尔延续了波兹曼的思路,他认为Google提供的是一种发生在思维领域的“泰勒主义”,Google强调信息是一种商品,是一种同样以“效率”和“系统化”为关键词的使用资源,所以Google将完美的、比人脑更智能的人工智能作为奋斗目标,而人们都活在了Google早已设计好的“系统”里。

  波兹曼认为,就像试卷打分制发明了教育体制一样,泰勒主义带来了“管理”的概念,管理进而生发出“企业”,一切都在按照技术先于概念的历史进程发展。相应,PageRank带来了Google,Google又塑造了当代网民。这一切一切都是缘起于“效率”导向的统计学原理。

  但是,“效率”的另一面是思维的拓展能力不再。活在一种早已被设定好的程序框架中,我们就会逐渐忘记程序设计的初衷与合法性。忽略了这些本源问题,就意味着我们的意识中不存在“思考的任务”这个概念。没有了“思考的任务”,我们又何必思考?

  正如卡尔所说:“Google让人们养成了向外看的坏习惯,而忘记了向内看。”那么,Google在不断为人们提供更便捷的信息过程中,是否也在最终扼杀人类的思考能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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