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井大造的帐篷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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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0-10-12 10:56
8月2日,是樱井大造的帐篷剧《乌鸦邦2》在北京演出的最后一天。
演出地点在北五环外的皮村,台下的观众有皮村村民、外来打工者、小孩以及从市中心赶到现场的文艺青年。帐篷就搭在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院内的空地上,头顶不时传来轰隆而过的飞机噪音。无需正襟危坐,屏息静气,戏剧自然而然回归市井。看到精彩或惊愕之处,人们睁大了眼睛全神贯注;遇到费解、无趣的片段,小孩跑来跑去,村民们用方言接听电话,女人们窃窃私语。在一片混乱中进行争夺,正是樱井大造眼中帐篷剧存在的根本,“不断与周遭的环境对抗,创造一个令戏剧自立的空间”。
现代的流浪艺人
三年前,樱井大造带着日本和台湾的帐篷剧成员,在朝阳文化馆的空地上演出了《变幻痂壳城》,将帐篷剧的概念带到北京。无论“帐篷剧”的名称抑或台词,都充满意念性的跳跃,令人震撼又颇为费解。台湾文化学者陈映真曾点评说:“大造先生的东西,外观上看起来有实验主义的先锋性,又有现代主义的性格。但其本质却不属于两者任何一个,因为它的意念性很强。血、死亡、疯狂、鬼魂是现代主义中很常见的形象,但大造有很多话想说,他把这些形象工具化了,而不是当作目的。”
《乌鸦邦2》延续了这一风格,它的背景设定是个巨大的垃圾场。在近三个小时的演出中,演员扮演的十只巨型乌鸦如同活动道具一般,为整场戏奠定了充满隐喻的基调。这幕新戏,从剧本创作、自主排练到最终演出,全部由“临.帐篷剧社”完成。“临.帐篷剧社”是樱井大造在北京成立的新剧团,仅有11名成员。新剧团继承了帐篷剧团的规则:从寻找空地、搭建帐篷开始,保持帐篷的流动性。所有成员都有自己的职业,只在业余时间排练和演出。
剧团不接受政府和商业经费的赞助,排戏经费由成员共同捐赠。收入来自门票,鼓励观众以“捐赠”门票的形式,从30-100元不等,自愿交纳。
这些不成文的规则,是樱井大造1973年参与帐篷剧之后逐渐形成的。在蓬蒿剧场的观众见面会上,我见到了樱井大造。他皮肤黝黑,一双手粗糙有力,那是长期体力劳动磨砺的结果。他特地穿了件印有“乌鸦邦2”图案的T恤,脚下踩着北京老布鞋,一头倔强的卷发下是炯炯有神的眼睛。观众见面会是每轮演出后不可缺少的环节,也是观点碰撞最激烈的环节。有人问,“帐篷剧”就是在帐篷中演出的戏剧吗?
有人问,《乌鸦邦2》想传达的主题究竟是什么?樱井大造的回答大多是模糊的,他拒绝从作品性和主题性的层面进行对话,但他坚信那些生活有些艰难的人们,一定能看懂他的戏。帐篷剧在日本文化中的原型是古代流浪艺人。二战后,“卡车剧场”、“闹钟剧场”开辟的“新剧运动”是其前身。
上世纪60年代末,社会运动在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帐篷剧成为日本学生参与社会运动的方式之一。当时在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念书的樱井大造也投身其中。他加入了曲马馆剧团,和学长们一起,用戏剧反思日本的战争责任,反对天皇制,为底层劳动人民争取权利。上世纪70年代学生运动衰退后,未能毕业的他有过一段短暂的职场生活,在公司做职员。一年多后,他再次回归帐篷剧,从此没有离开。
他陆续组建了“风之旅”剧团和“野战之月”剧团,在日本各地巡回演出。
那是一种颇为浪漫的巡演,一台卡车上装上帐篷和人,连公演地点都没确定就出发。到乡村中,找到空地就搭起帐篷,向村里老百姓发放宣传单,开始公演。当有人问进行戏剧活动的最初动机,他就会讲到“黑月亮的故事”。在劳工斗争最激烈的日本山谷地区,一天傍晚,樱井大造和伙伴们路过一个路口,道路牌上的标示已经模糊不清,被劳动者做饭时的炊烟熏得黑黝黝的,在月光下闪着光亮。大造说,他被这个有劳动者生活痕迹的“黑月亮”所感动,他坚信,这才是艺术。
1977年他与佐藤满夫一起,将山谷地区变成了一个艺术家聚集地,创造出北京宋庄、798艺术区模式的另一种可能。但他不愿投身商业资本的怀抱,也不想接受政府资助,为了保证运作经费,他最初的办法是:做一名领日工资的劳动者。在日本,领日工资的体力劳动非常繁重,是普通工人都不愿去做的工种,但工资相对较高,并且能为帐篷剧的排练赢得时间。
四十岁之前,樱井大造一直过着体力劳动者的生活。
有观众问他,一辈子坚持做帐篷剧的信念是什么?大造说:“我年轻的时候,劳工斗争非常激烈,每天都要扔火焰瓶。一些伙伴在斗争中牺牲了,我绝没有想到我能活过40岁。从艺术形态来看,这种后现代的方式或许也是一种逃离,我想寻找一个新的世界。”他停顿一下补充道,“有的时候我会说,坐在帐篷里的人是我们的观众,还有更多的观众是没有坐在帐篷里的。观众来帐篷里参与我们的戏,让我们的帐篷立起来,他们也许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观众,而是一起做帐篷的。对我来讲,这是无上的幸福,让自己活得有意义的一种幸福。”
“自立”的剧场哲学
2007年9月,樱井大造决定将帐篷剧带到北京,其实是源自一段插曲。
一名在日本留学的北京学生偶然看过帐篷剧,被它深深打动。于是,她建议大造将帐篷剧搬到北京,这名留学生就是如今为大造做翻译的帐篷成员胡冬竹。那时,大造已经走出日本。
2000年他在台湾建立了海笔子剧团,排演了剧目《台湾浮士德》。他坦承,帐篷剧在今天的日本社会并非主流,“在东京至少有4000多个剧团,只有少数的几个剧团会在露天演出或者在帐篷演出。他们的帐篷演出与我的帐篷剧完全是两个概念”。
流动性是理解帐篷剧的第一步。长期从事小剧场研究的陶庆梅在《樱井大造与帐篷剧场》一文中写道:社会运动进入低潮后,帐篷剧场更多是作为一种美学的形式,成为日本现代戏剧美学中的组成元素。它的演出场所不固定,既可以因势造场,符合“环境戏剧”的理论需求;又可以自由拆装,即使在演出中间。这使它准确地找到了现实与梦幻之间的微弱界限,并把这界限淋漓尽致地呈现为一种戏剧感。
但对樱井大造而言,帐篷绝非只有审美价值,作为一种不固定的物体,它本身就是避免体制化和僵化的存在。
从前,它在日本不停地向劳动者聚集地流动;如今,他带着日本、台湾成员到北京演出,突破了语言和文化的限制。在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它时刻戒备着被启蒙,也不去启蒙,甚至不期望向戏剧谋求一种效果。从“风之旅”团、“野战之月”、“海笔子”到“临. 帐篷”剧团,大造固执地维持着一种有意识的“弱”。因为他发现,“一旦发展得较有知名度,剧团就会让青年人产生依赖感”。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对抗与争夺贯穿于表演的全过程中。每一名新人接受的第一项训练就是发声练习。因为演出地点常常在郊区或者村落,时刻都要对抗周遭的环境变化和噪音,并表达出意象、想象、寓言和写实。帐篷剧又是出了名的“三多”:台词多、机关多、口水多。为了大声讲出台词,演员甚至要向前躬起背。在皮村演出时,头顶上有飞机飞过,观众会时不时走神。演员必须不停地与空间对抗、与环境争夺观众的注意力。其中的核心,就是让观众感受到整个帐篷剧的对抗意识。
阿花女是帐篷剧核心演员之一,她在日本一家医院做护工。每次去台湾、北京演出,为了节省路费她都选择坐轮船。在帐篷剧成员中,她的演出是公认的逼近真实而有冲击力,甚至成为榜样和一股精神力量。北京成员程凯说:“阿花女的表演中常能看到个人与空间之间紧张的张力,她倾尽全力与无形的存在相抗争,其对抗的强度使得每一个角落都充满表现力。”
相比之下,临. 帐篷剧社吸引的成员更多的是知识分子、学者、高校学生和留学生。甚至有人调侃,临. 帐篷剧社是全世界学历最高的剧团。
但对樱井大造来说,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在帐篷剧中的表现,反而不如那些没有受过太多教育,长期生活在底层的劳动者更有力量。他认为:“只要演员有强韧的想要传达的意志,就可以尽力到一定程度。这与演员的资质无关。一个人为什么要站在场上,在身体上有何种变化的可能性,这些才是重要的。”他认为,北京的成员对于如何开放自己的身体,进而解放心灵,仍然停留在起步阶段。“或者觉得自己比较独特,或者彼此之间产生厌恶,或者莫名地自我陶醉,而实际上大家应该更戏剧地超越当下。”
樱井大造更像是一个改造者,在不自觉的过程中帮助成员改造身体,进而改造行为和认识。2000年去台湾做帐篷剧,他发现了台湾与日本的距离:前来采访的记者一看,导演还需要搭帐篷、干体力活,脸上立刻就流露出不屑的表情;刚加入“海笔子”剧团的成员也让他十分惊讶,一堆木头只需要挪动一米远的距离,成员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打电话叫搬运工。经过近十年的影响,现在台湾的成员到北京演出,可以不眠不休连续两天跟着大造拼命干活,搭完帐篷后累得嗓子都哑了,也会站到台上开始演出。
他的方法不只是搭帐篷的过程,还在于“自主稽古”,发挥每个人的主体性。北京剧团的成员,几乎每个人都对这种训练有着强烈的体悟。“自主稽古”是日语中的一个词,它的含义就是在不提供任何剧本、方法的前提下,鼓励成员自行设计角色,单独完成表演,可以辅以简单的道具、音响和装扮。每次“稽古”,要连续表演三次。
在自我陈述和自我评价结束后,由大造进行点评。他的点评并不指向好坏之别,高下之分,他经常问的问题是:“那接下来会怎样?”或者“如果不这样,可能会怎样,会发生什么?”
北京剧团成员莫艾感叹说:“其实,不借助任何剧本和不知道什么方法的表演,不是什么自由的表演,而是困难重重的表演。”大多数人,一开始会选择简单、粗暴、对立的思维方式去表达或宣泄。在一次次的训练中,莫艾发现身体在大造眼中既是载体,也是革命的途径。“其实,身体的僵硬也是认识的僵硬。”大造的观察令她记忆犹新:“自动放弃了武装的身体”、“非常渴望被规训的身体”、“我感到,大家都紧紧地蜷缩在自己的身体内,害怕向别人的身体开放、向更大的丰富性开放”。
这样的剧场哲学让人困惑又着迷,每个成员,在经历了如同“上刑场”一般的“自主稽古”之后,他们由内而外地发生着变化。如果你现在问莫艾,帐篷剧是什么?她会说:“它既不立足于艺术,也并非左翼性质的社会运动。
它是想要打破已有的界限,通过不断地破除成见、在不断地争夺中创造新的领域。这种方式借助于我们的认识尚未能完全侵占与控制的身体,并借由身体来一次次地完成自我的打破与重新塑造。”而这一点,正是樱井大造帐篷剧的魅力所在。
……
演出地点在北五环外的皮村,台下的观众有皮村村民、外来打工者、小孩以及从市中心赶到现场的文艺青年。帐篷就搭在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院内的空地上,头顶不时传来轰隆而过的飞机噪音。无需正襟危坐,屏息静气,戏剧自然而然回归市井。看到精彩或惊愕之处,人们睁大了眼睛全神贯注;遇到费解、无趣的片段,小孩跑来跑去,村民们用方言接听电话,女人们窃窃私语。在一片混乱中进行争夺,正是樱井大造眼中帐篷剧存在的根本,“不断与周遭的环境对抗,创造一个令戏剧自立的空间”。
现代的流浪艺人
三年前,樱井大造带着日本和台湾的帐篷剧成员,在朝阳文化馆的空地上演出了《变幻痂壳城》,将帐篷剧的概念带到北京。无论“帐篷剧”的名称抑或台词,都充满意念性的跳跃,令人震撼又颇为费解。台湾文化学者陈映真曾点评说:“大造先生的东西,外观上看起来有实验主义的先锋性,又有现代主义的性格。但其本质却不属于两者任何一个,因为它的意念性很强。血、死亡、疯狂、鬼魂是现代主义中很常见的形象,但大造有很多话想说,他把这些形象工具化了,而不是当作目的。”
《乌鸦邦2》延续了这一风格,它的背景设定是个巨大的垃圾场。在近三个小时的演出中,演员扮演的十只巨型乌鸦如同活动道具一般,为整场戏奠定了充满隐喻的基调。这幕新戏,从剧本创作、自主排练到最终演出,全部由“临.帐篷剧社”完成。“临.帐篷剧社”是樱井大造在北京成立的新剧团,仅有11名成员。新剧团继承了帐篷剧团的规则:从寻找空地、搭建帐篷开始,保持帐篷的流动性。所有成员都有自己的职业,只在业余时间排练和演出。
剧团不接受政府和商业经费的赞助,排戏经费由成员共同捐赠。收入来自门票,鼓励观众以“捐赠”门票的形式,从30-100元不等,自愿交纳。
这些不成文的规则,是樱井大造1973年参与帐篷剧之后逐渐形成的。在蓬蒿剧场的观众见面会上,我见到了樱井大造。他皮肤黝黑,一双手粗糙有力,那是长期体力劳动磨砺的结果。他特地穿了件印有“乌鸦邦2”图案的T恤,脚下踩着北京老布鞋,一头倔强的卷发下是炯炯有神的眼睛。观众见面会是每轮演出后不可缺少的环节,也是观点碰撞最激烈的环节。有人问,“帐篷剧”就是在帐篷中演出的戏剧吗?
有人问,《乌鸦邦2》想传达的主题究竟是什么?樱井大造的回答大多是模糊的,他拒绝从作品性和主题性的层面进行对话,但他坚信那些生活有些艰难的人们,一定能看懂他的戏。帐篷剧在日本文化中的原型是古代流浪艺人。二战后,“卡车剧场”、“闹钟剧场”开辟的“新剧运动”是其前身。
上世纪60年代末,社会运动在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帐篷剧成为日本学生参与社会运动的方式之一。当时在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念书的樱井大造也投身其中。他加入了曲马馆剧团,和学长们一起,用戏剧反思日本的战争责任,反对天皇制,为底层劳动人民争取权利。上世纪70年代学生运动衰退后,未能毕业的他有过一段短暂的职场生活,在公司做职员。一年多后,他再次回归帐篷剧,从此没有离开。
他陆续组建了“风之旅”剧团和“野战之月”剧团,在日本各地巡回演出。
那是一种颇为浪漫的巡演,一台卡车上装上帐篷和人,连公演地点都没确定就出发。到乡村中,找到空地就搭起帐篷,向村里老百姓发放宣传单,开始公演。当有人问进行戏剧活动的最初动机,他就会讲到“黑月亮的故事”。在劳工斗争最激烈的日本山谷地区,一天傍晚,樱井大造和伙伴们路过一个路口,道路牌上的标示已经模糊不清,被劳动者做饭时的炊烟熏得黑黝黝的,在月光下闪着光亮。大造说,他被这个有劳动者生活痕迹的“黑月亮”所感动,他坚信,这才是艺术。
1977年他与佐藤满夫一起,将山谷地区变成了一个艺术家聚集地,创造出北京宋庄、798艺术区模式的另一种可能。但他不愿投身商业资本的怀抱,也不想接受政府资助,为了保证运作经费,他最初的办法是:做一名领日工资的劳动者。在日本,领日工资的体力劳动非常繁重,是普通工人都不愿去做的工种,但工资相对较高,并且能为帐篷剧的排练赢得时间。
四十岁之前,樱井大造一直过着体力劳动者的生活。
有观众问他,一辈子坚持做帐篷剧的信念是什么?大造说:“我年轻的时候,劳工斗争非常激烈,每天都要扔火焰瓶。一些伙伴在斗争中牺牲了,我绝没有想到我能活过40岁。从艺术形态来看,这种后现代的方式或许也是一种逃离,我想寻找一个新的世界。”他停顿一下补充道,“有的时候我会说,坐在帐篷里的人是我们的观众,还有更多的观众是没有坐在帐篷里的。观众来帐篷里参与我们的戏,让我们的帐篷立起来,他们也许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观众,而是一起做帐篷的。对我来讲,这是无上的幸福,让自己活得有意义的一种幸福。”
“自立”的剧场哲学
2007年9月,樱井大造决定将帐篷剧带到北京,其实是源自一段插曲。
一名在日本留学的北京学生偶然看过帐篷剧,被它深深打动。于是,她建议大造将帐篷剧搬到北京,这名留学生就是如今为大造做翻译的帐篷成员胡冬竹。那时,大造已经走出日本。
2000年他在台湾建立了海笔子剧团,排演了剧目《台湾浮士德》。他坦承,帐篷剧在今天的日本社会并非主流,“在东京至少有4000多个剧团,只有少数的几个剧团会在露天演出或者在帐篷演出。他们的帐篷演出与我的帐篷剧完全是两个概念”。
流动性是理解帐篷剧的第一步。长期从事小剧场研究的陶庆梅在《樱井大造与帐篷剧场》一文中写道:社会运动进入低潮后,帐篷剧场更多是作为一种美学的形式,成为日本现代戏剧美学中的组成元素。它的演出场所不固定,既可以因势造场,符合“环境戏剧”的理论需求;又可以自由拆装,即使在演出中间。这使它准确地找到了现实与梦幻之间的微弱界限,并把这界限淋漓尽致地呈现为一种戏剧感。
但对樱井大造而言,帐篷绝非只有审美价值,作为一种不固定的物体,它本身就是避免体制化和僵化的存在。
从前,它在日本不停地向劳动者聚集地流动;如今,他带着日本、台湾成员到北京演出,突破了语言和文化的限制。在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它时刻戒备着被启蒙,也不去启蒙,甚至不期望向戏剧谋求一种效果。从“风之旅”团、“野战之月”、“海笔子”到“临. 帐篷”剧团,大造固执地维持着一种有意识的“弱”。因为他发现,“一旦发展得较有知名度,剧团就会让青年人产生依赖感”。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对抗与争夺贯穿于表演的全过程中。每一名新人接受的第一项训练就是发声练习。因为演出地点常常在郊区或者村落,时刻都要对抗周遭的环境变化和噪音,并表达出意象、想象、寓言和写实。帐篷剧又是出了名的“三多”:台词多、机关多、口水多。为了大声讲出台词,演员甚至要向前躬起背。在皮村演出时,头顶上有飞机飞过,观众会时不时走神。演员必须不停地与空间对抗、与环境争夺观众的注意力。其中的核心,就是让观众感受到整个帐篷剧的对抗意识。
阿花女是帐篷剧核心演员之一,她在日本一家医院做护工。每次去台湾、北京演出,为了节省路费她都选择坐轮船。在帐篷剧成员中,她的演出是公认的逼近真实而有冲击力,甚至成为榜样和一股精神力量。北京成员程凯说:“阿花女的表演中常能看到个人与空间之间紧张的张力,她倾尽全力与无形的存在相抗争,其对抗的强度使得每一个角落都充满表现力。”
相比之下,临. 帐篷剧社吸引的成员更多的是知识分子、学者、高校学生和留学生。甚至有人调侃,临. 帐篷剧社是全世界学历最高的剧团。
但对樱井大造来说,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在帐篷剧中的表现,反而不如那些没有受过太多教育,长期生活在底层的劳动者更有力量。他认为:“只要演员有强韧的想要传达的意志,就可以尽力到一定程度。这与演员的资质无关。一个人为什么要站在场上,在身体上有何种变化的可能性,这些才是重要的。”他认为,北京的成员对于如何开放自己的身体,进而解放心灵,仍然停留在起步阶段。“或者觉得自己比较独特,或者彼此之间产生厌恶,或者莫名地自我陶醉,而实际上大家应该更戏剧地超越当下。”
樱井大造更像是一个改造者,在不自觉的过程中帮助成员改造身体,进而改造行为和认识。2000年去台湾做帐篷剧,他发现了台湾与日本的距离:前来采访的记者一看,导演还需要搭帐篷、干体力活,脸上立刻就流露出不屑的表情;刚加入“海笔子”剧团的成员也让他十分惊讶,一堆木头只需要挪动一米远的距离,成员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打电话叫搬运工。经过近十年的影响,现在台湾的成员到北京演出,可以不眠不休连续两天跟着大造拼命干活,搭完帐篷后累得嗓子都哑了,也会站到台上开始演出。
他的方法不只是搭帐篷的过程,还在于“自主稽古”,发挥每个人的主体性。北京剧团的成员,几乎每个人都对这种训练有着强烈的体悟。“自主稽古”是日语中的一个词,它的含义就是在不提供任何剧本、方法的前提下,鼓励成员自行设计角色,单独完成表演,可以辅以简单的道具、音响和装扮。每次“稽古”,要连续表演三次。
在自我陈述和自我评价结束后,由大造进行点评。他的点评并不指向好坏之别,高下之分,他经常问的问题是:“那接下来会怎样?”或者“如果不这样,可能会怎样,会发生什么?”
北京剧团成员莫艾感叹说:“其实,不借助任何剧本和不知道什么方法的表演,不是什么自由的表演,而是困难重重的表演。”大多数人,一开始会选择简单、粗暴、对立的思维方式去表达或宣泄。在一次次的训练中,莫艾发现身体在大造眼中既是载体,也是革命的途径。“其实,身体的僵硬也是认识的僵硬。”大造的观察令她记忆犹新:“自动放弃了武装的身体”、“非常渴望被规训的身体”、“我感到,大家都紧紧地蜷缩在自己的身体内,害怕向别人的身体开放、向更大的丰富性开放”。
这样的剧场哲学让人困惑又着迷,每个成员,在经历了如同“上刑场”一般的“自主稽古”之后,他们由内而外地发生着变化。如果你现在问莫艾,帐篷剧是什么?她会说:“它既不立足于艺术,也并非左翼性质的社会运动。
它是想要打破已有的界限,通过不断地破除成见、在不断地争夺中创造新的领域。这种方式借助于我们的认识尚未能完全侵占与控制的身体,并借由身体来一次次地完成自我的打破与重新塑造。”而这一点,正是樱井大造帐篷剧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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