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斯特兰德：没有欺骗和主义的镜头

　　2016年3月19日，V&A博物馆将为美国伟大的摄影师和电影制作人保罗斯特兰德（Paul Strand，1890-1976年）举行其逝世以来在英国的首次大型回顾展。保罗斯特兰德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摄影师之一，他完美地结合了纯摄影的出世哲学和纪实摄影的入世精神，以纯艺术的形式赋予了纪实摄影新的定义，他为摄影提供的新美学影响深远。本次展览将展示约200件跨越斯特兰德整个职业生涯的作品，包括他突破性的抽象摄影实验和街头人像，自然和几何的特写镜头，探索足迹遍布美国西南部、墨西哥、英国、法国、意大利、苏格兰、埃及、摩洛哥、加纳和罗马尼亚等地。该展览大部分作品将来自费城艺术博物馆的巡回展，作为摄影收藏重镇，V&A博物馆也将在其珍藏的斯特兰德藏品中挑选数量可观的原作进行展示。

　　保罗·斯特兰德是波希米亚和犹太人的后裔，出生于纽约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2岁时，斯特兰德就拥有了自己的相机。高中时期，斯特兰德在报道摄影的元老路易斯·海因（Lewis Hine，1874-1940年）的影响下开始学习摄影，刘易斯当其时只是一名对摄影有着浓厚兴趣的生物助教，但对斯特兰德来说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是1907年刘易斯带他去了第五大街291号的“摄影分离派画廊”，认识了被尊称为“当代摄影之父”的史蒂格立兹（Alfred stieglitz，1864-1946年）及其同僚，从德国留学返美的史蒂格立兹不仅是摄影师，也是一名经销商，更是当时把欧洲当代前卫艺术介绍给美国艺术家的关键人物，这三个身份都让斯特兰德获得益处。1902年，为了使当时的人们认识到摄影不是艺术的陪衬，史蒂格立兹提出了“纯摄影”理论，即“摄影就是摄影”，应该发挥摄影自身的特质，如照片的影像要真实清晰，影调要丰富而层次分明等，这种强调不仅着眼于技术，更在于摄影者的自我表达，这种表达让摄影区别于绘画而独立，史蒂格立兹的倡导具有突破性意义。史蒂格立兹对斯特兰德而言是一位重要的批评家，斯特兰德大约每两年都会带着作品去见他一次，并从他那里得到非常重要的意见，由此，斯特兰德和摄影分离派运动接轨。1915年，斯特兰德整理了一组作品，包括《华尔街》（Wall Street）、《市政厅公园》（City Hall Park）和一些抽象作品带给史蒂格立兹，得到了高度认可，并在291画廊里为斯特兰德举行了第一次展览，不仅如此，史蒂格立兹在他创办的划时代摄影杂志《照相机工作》（Camera Works）中更对斯特兰德大为推崇，甚至用整本专辑的形式给这位年轻人一个不朽的历史性定位，专辑发表了斯特兰德城市景观、夜景、纽约的贫民这三个系列的作品，这些厨房里的锅碗瓢盆和城市景观使他声名大噪。

　　在291画廊，斯特兰德接触到一批新抽象画派和雕塑的艺术家们，在他看来在美国，这些来自欧洲的前卫作品和摄影有着一样的遭遇，人们尤其是学院派的画家们拒绝承认新的艺术运动和观察生活的新方式，因此毕加索和其他艺术家们一直在为之辩论，而关于摄影是否是一种新艺术材料的争论也一直在进行，作为摄影师的斯特兰德身处其中，被深深地吸引，他从这些新旧思想的争论中逐渐领悟到了立体派的革命精髓，并把自己的思考融入到了摄影当中，他所拍过的所有抽象作品，其实都是有意为之，目的是找出这些人在谈论什么，看看它们和摄影的关系如何，纽约街头穷人的特写和偷拍肖像，对大自然的几何有机造型特写，使用柔焦镜头的风景写真等等以美学而非社会的观点拍摄，都是他早期的尝试。至今仍是最震撼人心的作品《盲妇》就是拍摄于这一时期，照片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直白，斯特兰德完全接受了这个媒材毫不修饰的写实性，却以美学的观点进行创作，既形式化，又充满隐喻。

　　斯特兰德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他曾经感叹这些变革给所有善良的人带来了迷惑和窘困，他谈到，对于那些四处徘徊而不知往何处去的人，戈雅描绘战争的绘画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斯特兰德关注那些对大全景感兴趣的艺术家，而不是那些只关心自己个人喜好的人，他关心的是不同种族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时代中的命运，始终把镜头对准普通民众的生活和情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风云激荡中，美国同样也不平静，1929年的大萧条加剧了美国的灾难。在摄影领域里，最突出的贡献是罗伊·斯特莱克（Roy Stryker）的美国联邦农业安全管理局照片档案，在那里，肩负重任的摄影师们拍摄了人们在苦难深重时期的遭遇，结果给美国摄影打了一剂强心针，纯艺术和纪实摄影的双重传统发展空前，纪录片也同样呈现出改变，这个时期的斯特兰德在纽约一个青年电影艺术家教育合作组织担任主管职务，除了成为新闻影片的摄影师外，他的工作重心也落在了制片人的角色上。

　　1921年，斯特兰德和画家Charles Sheeler拍摄制作了美国第一部前卫影片Manhatta，30年代他开始对政治问题提出关切，在墨西哥政府的邀请下，斯特兰德为纪录片《墨西哥档案》（The Mexican Portofolio）做制作及影像资料的收集，这部描写墨西哥市井小民生活的影片，也对后来意大利新写实主义电影运动的发酵埋下了伏笔。1936年，斯特兰德和Pare Lorentz制作了影片《划过平原的犁》（The Plow That Broke The Plains），1937年和Leo Hurwitz共同创立了“新疆影片”（Frontier Films），并携手合作了一部反法西斯主义，内容为西班牙内战的纪录片《西班牙之心》（Heart of Spain）。他们此时最著名的代表作则是一部耗时四年，对美国本土法西斯主义批判的影片《国土》（Native Land）对美国本土法西斯主义的批判是影片的主题，它耗时四年，投入了斯特兰德及其合作者很大的心力。

　　1944年后，斯特兰德虽然还有执拍影片，但是他已经把注意力转回到静物摄影上面，为了欢迎他的回归，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替他举行了大规模的回顾展，罗斯福总统也邀他到白宫午宴。1950年，美国弥漫着毒害心灵的麦肯锡主义，斯特兰德由于身为“纽约学派”的主要人物，积极以艺术介入社会和对社会的批判立场而受到牵连，只能离开美国定居法国。在法国，斯特兰德并没停止拍摄，反而奔跑于欧洲和中东各国，把镜头延续在对不同种族文化的关怀与观察，作品包括让人动容的意大利村落居民和家族、迁移至苏格兰的希伯来裔家族的心灵映像、纳瑟掌权下的埃及、迦纳的改革独立和非洲主义运动，这些摄影集每一本都充分显现出他的双面性一一有极为入世的报道精神，和极为出世的纯静影象。

　　斯特兰德的作品涉猎的题材极广，从人物、风景、静物、抽象到新闻报道无一不精，好像外在世界的每一种景象都会刺激他，然而不管斯特兰德的题材是多么繁杂，他的影像始终有两个最强的表征——土地与脸孔，作品中与生俱来的古典主义，始终尊重所拍摄的主题描写，他的照片好像随时在挑动观看者对周遭世界的重新接纳，即便是摩洛哥土著和罗马尼亚农夫，人们都会觉得看到的是一个个尊贵的平民英雄。他从不把自己的意念强行加入事物的原本面貌中，只求用锐利的镜头和适当的构图，把外在世界的景物遏出大地，显出内在的本质来。约翰伯格认为，斯特兰德所拍摄的瞬间传达了一种独特的持久感，这个瞬间的长度不能以秒来计算，而是一刹那和一辈子的时间关系，这种“新写实主义”于平常之中揭示生活，刻意却自然，像是一个传记，或者记录着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一种历史时刻的记录，斯特兰德并不是捕捉决定性的瞬间，而是企图提升某一个重要时刻，就好像说出了故事的重点一样，我们能同时以个人的、政治的、经济的、戏剧化的、日常化的和历史的观点来欣赏。

　　斯特兰德被称为“影像英雄”，但他的照片并不在分辨善恶对错，也不是以宣传为目的象征性形象，他致力于日常生活和小事，镜头里的都是一个个不容忽视的社会角色，斯特兰德曾说，展现践踏的生命也许很有用，但那不是他的方式，就像政治领袖、演说家或者教师也不是他的方式一样。

　　文 Article>陈颖 Emma Chen；图 Picture>维多利亚和阿尔特美术馆 V&A Museum 编辑：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