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舍弃的象征符号

　　这个世界需要象征符号。艺术从未如此辉煌，有如皇宫。博物馆从未如此被建造，而且印象派与表现主义的穷画家作品不在国家的宝库里，而是在保险公司与企业的保险箱里游走，这些作品让他们的经营获得新的财富。

　　艺术是无法理解的。当人们能理解一幅图像所呈现的意义，它便不再是艺术。因此，艺术也回避可理解的各种形式，朝向无理性的事实领域。美学本身。

　　德国许多城市致力于为世界大战中的叛离者设立纪念碑。我并不热中于此。我写了一本关于一位叛离者的反战书籍，所以大家以为我会支持此事。我真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对为纳粹主义的牺牲者设立纪念碑与纪念馆一事抱持怀疑的态度。对奥斯威辛（Auschwitz）集中营而言，没有纪念碑。

　　我建议诺因加默（Neuengamme）集中营博物馆，在象征符号与象征性纪念处加上解说资讯。每个人都应知道，集中营里的人都吃些什么、必须做什么工作、他们如何一起生活、如何被对待、有哪些处罚与哪些规定、死亡率有多高。资讯越是理性、不带感情，就越少融入纪念的仪式，而变得更加有力。事实比诠释来得更加强而有力。

　　全德国的城市都曾有过德国皇帝的纪念碑。现在全都没了，再也没有人去分辨皇帝威廉一世与威廉二世之间的差异。

　　俾斯麦（Bismarck）纪念碑则依然屹立。当今社会民主党总理或是德国新闻杂志的发行人，都有可能是俾斯麦的崇拜者。由此可知，如果用象征符号取代资讯，人们就会盲从跟随。

　　关于俾斯麦，德国人应该多加了解。德国人应该知道，普鲁士的国防预算高于法国七倍，而俾斯麦很清楚自己执行所谓的铁血政治；德国人应该知道，他是如何嘲弄民主主义者；德国人应该知道，他是如何有系统地企图掠夺领地；德国人应该知道，他是施行暴力手段、强大权力、恐吓政治的杰出政治家。当他得到想要的一切，便告诫自己，若再继续下去会做得太过火时，俾斯麦成为各方赞美的真正政治家。

　　俾斯麦躲在他的完美形象背后，因此德国历史学家不敢触及俾斯麦的政策。象征符号立在他们面前。纪念碑阻断了真实性。

　　在德国人的思维中，象征符号的确多于知识。人们无法理性探究的世界，就会出现在象征符号中。不可言说的即成为表象。启蒙在德国发挥不了作用，无法在思维层级中动摇象征符号所拥有的地位。我们依然对此抱持虔诚的信仰，在政治界里也是。

　　在法国，玛丽安娜（Marianne）的寓意是共和国。但寓意不是象征符号，而是一种图像、一种比喻、一种转入。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建立在图像的基础上，图像往往比科学定义更精准。

　　许多事物是无法被捕述或理性领会的。不是所有的一切都是理智的，也不是所有理智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将理智同真实划上等号，原则上是不允许的，因为理性的定义是一种文化成果，如同地球的刻度是一种成果，在自然界中无法显现出来。知识是创造出来的。知识以外还存在着许多事物。问题仅在于，那些事物原则上停驻在理性的可领会范围之外，因此—直停留在外部，抑或只是尚未被开发。

　　对法国人而言，那些事物停留在启蒙的传统里，仍未开发。对德国人而言，有一种超越理性的知识，其出现在象征符号里，出现在信仰中，以及出现在艺术中。宗教与艺术都是非理性的。它们是象征符号。还有意志，尼采的意志，政治意志里的意志是非理性的，它出现在象征符号里，它出现在超人的、城堡与宫殿主人的反基督图像里、在战争与凯旋门里、在游行里，以及在纳粹全国党代表大会里。

　　真实的基础经验、本我的基础经验都不是理性的支配主体。人类使用图像。表述心的情态的说法有上百种图像，从铁石心肠到豆腐心都有。图像至今未变，讯息亦如其表述。图像的表述与科学的表述都落在一个层面上，相互依存。虽然方法不同，可是都希望精准表述。

　　德国人所使用的象征符号有些不同。象征符号开启了另一个世界。象征符号阐明本质，揭示真实。象征符号具有深度，而真实—直都在。每位统治者都是骑马，没有人曾坐在一头驴子上。俾斯麦以挺直的站姿，双手托着一把及胸的长剑。他采用骑士的造型，同时也是旧帝国的毁灭者，一名征战与侵略之人，他将奥地利曾拥有的主导权从帝国联邦给丢了出去，以确保普鲁士的优势，一个重大的优势。

　　象征符号的崇拜突然爆发。这个形而上学的概念在德国被转移到最大、最深的他界，没有理性之路通往这里。形而上学是人无法理解，只能诠释的事物。形而上学是介于爱与死之间的直觉预感，来自世界底层的直觉预感。阿诺德·勃克林（Arnold Bocklin）也是俾斯麦的崇拜者，他创作了一幅形而上学的画作《死之岛》（Die Toteninsel），轻易就能看出其为一个象征性表现的阴道。在道德观的维多利亚时代，人们无法谈论这样的事，而对此领域来说象征符号正在萌芽。

　　德国的形而上学设想世界被一种精神原则所承载。它存在于传统的古希腊哲学里。这种精神性的原则，无论观念或世界理智，都是经由事实而被阻断。因此，事实性知识更确切地说是理解世界根源的一种阻碍。人需要一种指向超越理智的认识，并且让这种认识在象征符号中体现，因此德国人无法满足于在一个依其需求与期望所建立的国家里生活，他们需要一个卓越国家以及支撑他们的祖国，他们需要一个庞大到足以让他们为之牺牲性命的祖国。首先，这个具有崇高本质的祖国赋予他们生命一种含义，一种定向。在祖国里，历史使命产生了效应。德国人很少为保障其所有人民享有最好生活的国家劳动。黑格尔与马克思（Karl Marx）主张历史本身是世界革命。

　　同时，法国人也以自己的方式发现象征符号，在象征性存在的形式与象征性的行动里。结构主义是历史与社会中的象征性发现。人不从事自己所想要的，而是履行所应该做的。一种隐藏的结构、一部风俗法典与规范引领着人们。事实的意义存有一种超意义。因此，如同在现代主义里，超意义获得了取代事实的机会。

　　门廊取代了一扇门。即使在郊区也出现有门廊的民宅，门廊的每一侧都有柱子，且镶围绕着山墙。柱子不再有多立斯式（dorisch）、爱奥尼式（ionisch）或科林斯式（korinthisch）柱头，而采用包浩斯的形式语言，它们体现具代表性的象征性存在。柱子能支撑什么已无关紧要。它只是一种象征符号。

　　最早用砖块建造房子的古罗马人，从古希腊人吸收了柱子。因为柱子不仅代表国家元首或军阀，也代表接受高尚教育的绅士。上个世纪的银行与股市从古罗马人吸收了柱子。人们不想只是作为商人或工厂主任，还以此作为古典柱式的文化与教养的凭证，他们模仿古罗马人本身或其翻版的文艺复兴风格。

　　今日柱子光滑如管状，没有基石或柱体凹槽，所代表的崇高意义丝毫未减。它超越了功能、意图、理性的定义，出自理智的根据，是历史与文化的参照。它依然跟以前的建筑对话。同时与上个世纪保守市民阶层团结一致。后现代主义是历史主义的现代辩解，保守社会用以掩饰其恶行。我们今日也同样在掩饰恶行。大型企业的结果证明自己成为自然与环境的毒害，过度消费证明自己成为垃圾与废弃物的生产。美好的移动性证明自己成为城市的堵塞与休假中的挫折。新家具的宜居性是人造木材的成果，其在生产过程中所制造的废弃造成森林的死亡。

　　阶级斗争、残酷竞争、曼彻斯特资本主义、弱势剥削，皆发生于十九世纪人文教育的象征符号里，以新古典主义建筑为背景。过度消费后，紧接着需要关心教育、历史意识、古典美学与共同的世界开放性。

　　这个世界需要象征符号。艺术从未如此辉煌，有如皇宫。博物馆从未如此被建造，而且印象派与表现主义的穷画家作品不在国家的宝库里，而是在保险公司与企业的保险箱里游走，这些作品让他们的经营获得新的财富。

　　艺术是无法理解的。当人们能理解一幅图像所呈现的意义，它便不再是艺术。因此，艺术也回避可理解的各种形式，朝向无理性的事实领域，美学本身。

　　宗教曾经是对一种教义、一种被宣告的真理的信仰。如今，宗教是对宗教本身、对各种形式、对世界作为象征符号的信仰。艺术曾经是捕述某些事物的技能，在今日则是无法被捕述的美学，美学自身的美学。捕摹而来的图像成为无法捕绘的事物的象征符号。

　　军阀不愿谈论的就是和平之类的议题。除了生意，集团负责人没空做任何事，和艺术一样。人作为象征性的存在，是社会的必要条件，其不再为所需而活，而是为了消耗其所生产的东西。消费本身必须保有象征性价值。

　　福利国家曾一度除去贫困，形成富裕的社会。目前，我们正身处其中，但也会再次失去。我们反转了事态。我们靠生产过剩而致富。发展必须扩大。我们从必需性消费跨越到象征性消费。这个计划看来大有进展。最大汽车厂的广告引用歌德（Johann wolfang von Goethe）的话：艺术依然是艺术。广告传达的不是关于汽车及其性能值多少钱，其金额很惊人。广告传达的已经完全无关汽车与环境的关系，而将汽车提升到更崇高的艺术概念。驾驶此车的人，生活享有西方国家的尊荣。

　　标记与象征符号不同。人类的文化是一种标记。物质本身在标记中被转换，在重量与质量之间、在钱币的马克与分尼之间。标记是为指向一种事物或事实而存在。而象征符号则想要更多，超越事物，凝视其背后的意义。

　　标记再也无法等同于事物与事实。象征符号则希望消解这个界线，想要看到事物的背后。它不再满足于真理，不再满足于真理作为标记、作为陈述与真相的等同物。

　　没有真理是详尽的。每一个答案背后都显现出一个问题。但我们是否能不再进一步追问、放弃答案，并对表象感到满足呢？是的，不只是满足，而是在表象中寻找真正的真理？

　　世界反转了。它在最后仅剩形象，只是众多表象的外形。事物终究会消失。事物必须先行被制造，在今日则出自工厂、自动化与机器人化的生产。工作不再是制造物件，因此失去制作的经验。知识成为理论上的知识。表象占据了经验空间。物件不再被构思设计，构思设计是在事后才包覆物件。作为设计、作为表象形式、作为象征符号物件不再承载实用性，而是消费的产品。意即，物件因被赋予的意义而存在，有其象征性价值。

　　今日一辆汽车再次成为交通工具的愿景自然是很黯淡。汽车、交通的任何实际表现与随之而来的将等同于妖魔化。无论是以国民经济规模思考的制造商或政客，甚至以汽车获得演示新自由的客户，没有人能承受得起此愿景。而人相信此愿景，即使他塞在一公里长的车阵里。物件的象征性使用是以相信象征符号为前提。相信象征性的人，拯救了象征性的经济。

　　文明将人们从各种工作类型中驱逐，无论是物件的生产、水果的种植或服务的履行。只有劳动是真正合乎经济的效益，由机械、自动化机器与机器人所执行。人力劳动在今日的国民经济里是—项干扰因素，被导至近乎于非法劳动。人们唯一能享有的活动范围是做决定，在电脑前做决定、在办公室里做决定。

　　因此，人失去了物件与事件的关系，对起因与效应、构思与结果的理解。所有的理由与意图、所有的因果与关联都从我们的世界消失。这依然是享受。

　　享受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生理上的满足，另一种是精神上的满足。精神满足的释放因素是象征性，有如阿诺史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的强而有力、或是像艾尔·卡彭（Al capone）的聪明、或是像法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的成功，而且不是作为标记的象征符号，而是作为梦想，作为超验。德国作家阿诺施密特（Arno Schmidt）认为，在遥远的未来只存在表面的物质，不再有物件的本质。从现在起，我们将其带向更进一步的境界。我们购物不再因其外观或形式，而是买来作为象征符号。物件不再代表它们本身，而是由人将其铭刻为超验。今日的经济是世俗化的超验生产、出自梦想的产品。

　　还有人在谈论真实，还有人在谈论实用与功能，还有人在谈论意义与无意义。除非他拥有个人市场，否则他已经无法在市场上找到立足点。什么都不是即更多的自我。所有的一切都或多或少指向另一个东西，必须象那个或这个。椅子不再是椅子，而必须看起来像雕塑、像艺术品。不这么做就无法保障市场的成长，不这么做就无法获得额外的消费，不这么做就再也无法扩大生产，不这么做就没有持续成长的国民生产总值。象征性对市场、消费者保障了支配权。在象征符号里显现出统治的超验性。

　　这是一个世界。另一个世界则是实际上为象征性而摧毁象征性的世界。自从胡士托音乐节（Woodstock）让整个舞台发光。舞台是由杆架与探照灯搭建。光作为显现，他界的氛围是灭熄的。渐息的光是模拟日落与诸神的黄昏。光是电光源，来自人所看到的探照灯。在他界的搬演处，技术硬体及其操作运用也登台演出。一盏投射灯产生一道光线，一个彩色滤光镜产生一道彩色光，一个调光器可以调节明暗，而迷你马达可以使这转动。而这一切都呈现在所有观众面前，没有任何隐藏。

　　这让人联想到偶戏表演者，他越自信，就会有越多人看得见他的线与操作木棒。也让人联想到巴哈（Johann Sebastian Bach），由声音构成的音乐。人允许看到什么，这也是世纪的信息。第二个假设第一个是没有什么是真实的，一切都是象征性。人允许看到的会是一项基本原则，不再容许存有禁忌，且能渗透到统治机制的最神圣处、权力运作的秘室。

　　一个探照灯是由锡制汽缸、球体、反射镜、灯、螺丝钉、支撑架与固定座所组成。一切都允许被看到。

　　它所产生的光，不同于发亮的光。这是一个技术之光，不是来自太阳，而是来自灯泡。自从有了投射灯，就有了现世的光，光没有象征性价值。光，象征性形而上的曙暮光，透过技术手法所制造。象征性的光晕渐渐燃尽。今日的光是家庭自制的。形而上之光、形而上音乐的大师华格纳（Richard Wagner）将被电气工程师架走。

　　文 Article>[德]奥托·艾舍；译 Translation>陈盈瑛 Chen Yingying、吴万宝 Wu Wanb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