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专业的业余感生存——我眼中的蔡国强

　　1998年，我在纽约P.S.1当代美术馆中国专展上初见《草船借箭》。它被高高悬挂在布满砖墙的空间，木质船体的每一缝隙密密麻麻插满带着羽毛的竹箭，粗暴，沉默，而且好看。

　　傲慢的纽约。那是中国当代艺术第一次有规模地被接纳、展示，而《草船借箭》这件制于泉州的大型装置显得触目而冥顽，带着彻头彻尾的陌生感。它的材质全然是异国的：一架废弃的南中国木船，一簇簇仿制的古中国的箭，那么“土”，那么“草根”，与纽约无数装置的材质——金属、塑料、泥土、垃圾、电子废料、腐朽的生命物等——大异其趣。它犹如野蛮的闯入者被悬挂在纽约，像是一场被主动邀请的挑衅；而作者的思路，或者说，动机，对西方主流艺术构成陌生感。它来自纽约语境难以测知的另一维度，是一份因果置换的文本，一场角色变易的游戏，古老的传说，船与箭，巧智交作，在纽约，成为一则正喻而反讽的寓言。

　　迄今，关于蔡国强的议论与评说，包括他的自述，大抵将他的实践归结为对中国资源的借取与活用。这是显而易见的，但玩弄中国牌不是他的专长。近20多年来，太多中国当代艺术家以种种过于聪明的——抑或廉价的方式搜刮所谓“中国资源”，并竭力探触更广泛的西方资源，使之利用或被利用，期以兼收“船”“箭”之效，而居然奏效——当我在庞大的《草船借箭》前徘徊不去，我所属意的不是作者的智谋，而是罕见的秉性，一种如今我愿称之为“异常专业的业余感”：在我所知道（而且佩服）的中国同行中，蔡国强可能是唯一一位自外于西方艺术庞大知识体系的当代艺术家。

　　自所谓“八五运动”以来，几乎重要的当代英雄大抵试图成为，或想象自己已然是一位窥知世界当代艺术的“知识分子”，一位把握西方“文化密码”的践行者。多年来，理论家和策划人以重重话语营构知识的权威性，在这可疑的权威性背后，乃是强烈的集体假想：我们与西方前卫艺术日趋同质且同步了——蔡国强似乎是这一集体倾向的例外：他在国内的求学资历与八五运动精英相比，不足道，他也从来不是本土艺术运动的肇始者，甚至不属于所谓“中国美术界”；在他所有作品和言说中，显然不在乎本土或域外的知识背景，即便他一再说及他所牵连的中国资源，亦属驳杂而暧昧的民间传统，无涉主流知识体系；他的话语平实，从不动用术语，更无意连接任何理论脉络。当他说“艺术可以乱搞”，不是戏言，也非话语的策略，而是他只会，也只愿如此说话。

　　说来诡谲：在中国当代艺术家那份“世界性”名单中，蔡国强却是最被关注，同时玩得最为猖狂的成员。因为谋略？可能。从另一面看，我们何以测知世界为什么选择他？在我看来，蔡国强的纷纷法术缘自他的“业余感”，缘自那份有点奇怪但十分诚实的“非知识分子化”。悖论而合理的是，他始终把握一种居然在世界范围持续奏效的“本土性”：虽然早已定居纽约，他仍以一种固执的方式使自己活得像一位地地道道的福建泉州人。他毫不隐瞒自己的出身，并公开他与家乡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智力的，更是内心的，他的沉着与自信似乎源源不断来自老家，包括赐他福佑的祖母的记忆。我不知道哪位中国当代艺术家像他那样真实地维系着自己与出身地的关系。在他将要揭幕的大展《农民达芬奇》的自述中，他坦然说道：“我本来就是农民的儿子，不，我就是一个农民。”

　　我愿意相信这是一句诚实的话，它说出了我被《草船借箭》打动时难以确定的感觉——蔡国强身上最可珍贵的不是艺术与观念，而是农民式的表白。除了书写者的词语，我们在他的陈述中找不到西方文论的缘引（这类被转译的话语充斥着中国当代艺术文本和研讨会），不出现哪怕一位西方哲学家文论家（这些人物的汉语译作是“八五运动”初期的圣经兼实用手册），他也不提起譬如杜尚这样的人物（他或许从未想起他们，更不曾由知识层面认真拜祭这些西方实验艺术的祖宗，他供在奥运会办公室的偶像，是一具岭南的观音）。除了对创作过程的交代，蔡国强有关艺术的陈述全都近乎业余，包括陈述的方式。

　　他有福了。迄今，他尚未学会以知识分子腔调谈论自己和他的作品，显然他不想学会。他认真地说：“我是个迷信的人。”不过在他的迷信中可能并不包括知识——除非迷信也是一种知识。甚至，他不像艺术家那样“想象”自己的创作。就我对他的偏见，每当他试图像西方人那样创作时，他的作品并不十分有趣，一旦他像“农民”，或像男孩那般“异想天开”时，他创作了令我惊喜的作品。譬如，将一船中药送往威尼斯（仿佛真的在替马可.波罗，而不是替历史与文化着想）；在内华达州的荒原独自放一蓬烟（那是一个男孩，而非艺术家对武器与战争的想象，而这一微型的烟火作品，我以为，胜过蔡国强其他大型爆炸）；或者，满怀敬意，也许还有点得意地买下了大批马克西莫夫被遗忘的油画，并陈列在中央美术学院（不是吗，这种敬意如今只来自边远省份业余画家的虔诚记忆）如所有中国当代艺术家一样，很可能，某些启示来自于他看见的西方作品，例如“鬼打墙”之类（一件有趣的作品，但是倘若没有西方人率先将自然博物馆式的仿真动物引入创作，中国的类似作品不知何时诞生），但当他使好几只暴跳如雷的老虎周身中箭，我又看见了那个顽强的、本真的，因而兴致勃勃的福建“农民”。

是的，蔡国强进入各种行动的念头是质直的、朴素的、农民式的，同时步步为营——他去日本不像是留学，而是怀抱传统乡间的师徒情结，选定能人，即前拜师；他去纽约不像是探访艺术圣地与文化中心，而是明辨自己与当地的长短盈缺，展开生存之道；他在台湾实施的系列方案再自然不过，那是几代泉州人对海峡彼岸的想象；当他以足够的筹码介入国家官方项目，既不虑及意识形态，也不怀揣文人立场，而是以不问政治的政治直觉参与其事，权衡势态，正视机会，因他在乎的是办成事情，尤其是，怎样办成。过去10多年，如所公认，蔡国强展开非凡的行动力，他的团队，准确地说，他的公司，密集执行这位断然不学英语的老板的指令，并向整个英语世界持续证明他的不可替代。这是干练与智慧吗？我宁可说，这是一种草根人物的天然的能量。在眼下知识错乱的知识界，在察颜观色的当代艺术中，这活泼而强韧的草根能量，寥若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