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我联系一个出版圈的朋友，希望他能帮我联系到安妮宝贝，给她做一个采访。
朋友和安妮宝贝认识10年有余，彼此是可以探讨人生和文学的挚友。于是安妮宝贝给足了面子，让我写好采访提纲发过去。
彼时，我挑灯夜战写提纲，就怕提纲做得不够出彩。第二天我惴惴不安地把提纲发过去。过了好几天，等来的是安妮宝贝的一句话：“我最近行程有变，可能没空接受采访，帮我谢谢你的朋友。”
当朋友把这段话转述给我时，我心里有些愤慨：这种推托之词，比粗暴地说提纲写得烂更让人生气。朋友体贴地补上一句安慰：“蔡康永说过，他对于是否幸福的一个判断标准是，可不可以保持对不喜欢的事情说不要。”
我明白他的意思。安妮宝贝之所以推掉这个采访，最终还是因为“不喜欢”战胜了“给面子”。她在微博里写的一句话赫然浮现：一个作者不能总是负责为读者炮制他们心目中的作品，这是取悦。
一个作家，连衣食父母都不愿取悦，坚持按照自己的路数笔耕，何况是媒体。甚至，她的字典里都没有“负责任”3个字——她不需要对媒体、读者、周遭的看法负责。她只负责自己喜欢的写作，然后声名鹊起。
有才，任性。实际上，任性是有风险的，也不是每个才华横溢的人，都有资格任性。
提到狄龙，你可能只知道《还珠格格》第三部里的皇阿玛是他演的。20世纪60年代，邵氏影业捧红了诸多武打巨星，高大威武的狄龙算是个中翘楚。后来的成龙，也要恭敬地喊他声“爸爸”。
到了20世纪80年代，电视开始普及，电影人纷纷签约电视台，狄龙却坚持拍电影。很快，他从炙手可热的红人变成了烫手山芋。沉寂好几年后，他才再度以《英雄本色》中的黑道大哥的形象走红。
但彼时的世界已不再是狄龙的世界，武侠电影有成龙，大哥形象有周润发，他在海报上的位置，已经位于边角。他曾风光无限，但他没有审时度势，任性了一把，时代给了他回应。
狄龙的销声匿迹和安妮宝贝仍在文坛占有一席之地，个中区别在哪里呢？在于他们的坚持有没有顺应时代。
安妮宝贝以《莲花》为转折，开始摒弃哀怨缠绵、善男信女的故事，更关注内心的成长和禅宗的精髓。她的成长，和读者、时代的成长环环相扣，所以她才可以持续任性。
反观狄龙，他没能意识到，一个武打演员的生命力是有限的，他自动停止了成长和探索。而过去与他搭档的尔冬升，也曾是邵氏电影里的武打红星，如今我们记不得尔冬升的银幕形象，只记得拍过《新不了情》《旺角黑夜》的导演尔冬升。
如今，大家一直强调“成就更高的人，拥有更强的自制力和责任心”，可光有自制力和责任心还远远不够，能不断成长并拥有对时代的敏锐感知，才能长盛不衰。
在工作上我算一个很靠谱的人，手头的约稿从不拖延，甚至会主动问编辑下一期什么时候交稿。我不怕三番四次地修改，就怕对方觉得我的文章乏善可陈。
事实上，我对写作的负责、毫不任性是不得已之举——因为我的实力不够，如若惹恼了媒体，他们另寻作者，我将丢失读者，更无用武之地。
我们一生都在追求财务自由，无非就是攒够资本，不用奔波于生计；我们也在追寻建功立业，无非就是攒够资历，不用再看人脸色。
我们为什么要那么努力，汲汲于本职工作，兢兢业业？就是想有朝一日成为一个任性的人，有着“不负责任”的底气，让我们的人生只对自己和初心负责。
（摘自《读者·原创版》2016年12期）
美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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