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梦令（一）

　　世界艺术地远去，而我与我的诗歌独自伫立。

　　——孙甘露《请女人猜谜》

　　一

　　不得已，败光那笔遗产后，我只好去蓝色妖姬做了侍者。

　　这是我首份工作，主要给酒鬼们端盘子、递酒以及跑杂。偶尔也帮嫖客和姑娘们站岗，事后能分得一笔足以果腹的小费——这令我倍觉悲哀。怎么能不悲哀呢？这种身份对换的落差让我时刻无地自容，搁师范学院那会儿，都是别人站岗，我给小费。

　　仔细算算，师范学院四年里，待在蓝色妖姬的时间，远远比待教室、图书馆和寝室要长。我是真喜欢那里的幽暗、嘈杂和暧昧，打骨子里喜欢。用一个具象化的字讲，“乱”。我深知自己本性并非如此，这让我长期陷入抵牾。喜夜，蛰伏于光线之底，却又无法忍受与之适配的安静。蓝色妖姬是我在兰州唯一熟悉的地方，败光那笔遗产后，只能投奔而来。从前有钱的时候，我是大爷，就连呼吸都透着一股纨绔之气，现在是侍者，从一个“要求者”转换为“被要求者”，遍尝了卑贱顺着骨头蠕动的悲哀。没办法，就是我死，姐姐艾怡也不会管。自打知道了那些事后，她一直对我恨之入骨。怎么会不恨呢？要不是我，爸爸不会死，妈妈不会死，姐夫也不会死，她也不会变成一个年纪轻轻的寡妇。为此，我时刻都无望于生活，像身负沉重自罪感的羊膜动物，于这悲凉的世间踽踽而行。

　　我的身份是一个诗人（这仿佛上帝的一个玩笑），但常羞于向别人提及，没什么好说的，人名大于诗名，正是我之悲哀，也是整个时代的悲哀。我知道这都是报应：倾尽千财，赢得浪名，觥筹交错过，高床软枕过，如今家破人亡，大家不过依旧是路人甲乙丙丁。好在蓝色妖姬的老板并不势利，尚念旧情，虽然被酒鬼们呼来唤去，但也隔三差五被他请去搓一顿，因此日子过得并不十分潦倒。只是孤寂罢了。以前有诗，逸兴遄飞，如今只剩酒。没有了诗，再美的酒，也不过是苦水。

　　最近有那么一个半月，我整个人就是酒桶，浑身酒气缭绕。

　　秋汛以来，黄河暴涨，阳光得以收敛，多半是雨水不绝。早晨下，午后下，夜里也下，兰州越来越像南方。于是每个午夜前后，我不得不穿过潮气逼人的街道，头顶寒星回家。我时常歪歪斜斜在路上，街面像船，一脚踩下去，这种来自脚底的霸气由下往上，直冲脑，让我误以为整个世界都被踩得颠簸。好在我就住师范学院，走不上几步即到。即便再晕乎也不怕，地痞流氓算什么角色？老子喝一声，半条街都醒了。

　　家里变得越来越空荡荡，能换钱的东西基本被我拿去换了酒。沙发换了酒，电视机换了酒，冰箱换了酒，洗衣机也换了酒，幸好我没结婚，否则老婆也在劫难逃。越是一个人的时候，那种由内而发的罪恶感就越自觉深重——爸爸被我害死了，妈妈被我害死了，姐夫也被我害死了，如今，就连姐姐艾怡也离我远去。家破人亡的事实，让我对自己是个“克星”的定论，深信不疑。

　　世界完全黑了。生不如死地活在这黑夜，我只有用酒精让自己麻木。嗜酒是从姐姐艾怡变成寡妇开始的。三十岁起，年纪轻轻的寡妇。

　　我觉得自己的初衷并没错，在《诗刊》发表了诗歌，不找姐夫庆祝，找谁？倒是可以找兽夫、屠留和瓜苏，他们名气很大，这么说吧，在兰州高校诗坛里暗传着一个流言，是否会背他们三个人的诗，得算作衡量是不是一个真正校园诗人的标准（是的，没人要求大家去背，但大家却都会背那么一两首，我也一度纳闷）。然而就是如此有影响力的人，所干的“正事”，竟不外乎三件：吹牛、喝酒、肏姑娘。他们都独立出版了个人诗集，劝我也出一本，趁早成名，我去找姐夫商量，结果被一顿臭骂，仓皇而逃。

　　姐夫是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姓宫，名和雍，我嫌这名起得古怪，姐姐说你倒过来念。我一读，是雍和宫，不由心生敬佩。宫和雍学术研究方向是当代诗学，其人在国内诗评界占有一席之地，自然有资格骂我。和姐姐艾怡确定恋爱关系那年，他尚是她的硕导。起初，他们只能在私底下来往，无论是喝咖啡、看电影或者约会，都要以“学术讨论”为幌子，虽然学校没有明令禁止师生恋，但要使这种颇具争议的关系公开化，还是极富伦理挑战性。因此，直到姐姐毕业后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之时，她才在爸妈联合张罗逼迫去见相亲对象的情景下，公开了雪藏已久的秘密——毕竟彼时，她已在父母的“安排”下，进了师范学院团委工作。这意味着宫和雍已然是她同事，那种心惊胆战的师生恋关系，也宣告终结。既然事情摆到了面上，妈妈顺水推舟说，“那么，不妨叫他来一起吃个饭吧。”

　　那时候，我也刚被爸爸一手“安排”进师范学院，本来想读喜欢的地理学，但被强制选择了厌恶的金融管理专业，彼时也还没认识兽夫、屠留和瓜苏这帮狐朋狗友，所以，当妈妈说姐姐艾怡的男朋友要请全家吃饭时，正处于苦闷期的我，欣然而行。

　　地点定在滨河路一家高级茶餐厅，饭局开始不久，大家礼貌客套，彼此寒暄，聊了一会儿，妈妈开始询问宫和雍一些私人问题，矛盾立刻凸显了出来：宫和雍年长姐姐12岁不说，而且有过一段长达6年的婚史，生有一女，4岁，归前妻（也是师范学院文学院老师，因给宫和雍戴绿帽子导致婚姻破裂，现任丈夫为某知名商人）。前景似乎很有预见性了。爸爸供职于省上某厅，副厅长级别；妈妈虽说只是一名话剧演员，但在省内也属于数一数二的文化名流。尽管爸爸看上去表现得极有涵养，连连夸姐夫稳重踏实，学养深厚，但我还是从他极度的礼貌和克制的语气中，察觉出了疏离和冷漠。显然，他压根看不上姐姐领回来的宫和雍。

　　矛盾的激化是从回家后开始的。果然，甫一进门，爸爸就迫不及待以一种倨傲无礼的口气揶揄姐姐，“行啊你，知道你带的这是个什么（人）吗？”

　　姐姐似乎早料到会有这一幕，但没想到爸爸把宫和雍连“人”也不当。她激动地反问，“大我12岁怎么了？杨振宁还大翁帆54岁呢；离过婚怎么了？你们厅里的厅长离婚后另娶了妈妈的弟子小王，你不是还祝福他们百年好合吗？”

　　孰料爸爸根本不在乎这些，他扯出了更为致命的理由——“宫和雍前妻所嫁的这位商人，这些年来，为了获批某些重大项目，献媚赔笑送礼溜须拍马，没少在我面前低三下四过！”意思到这里大抵就明朗化了——宫和雍被其前妻所抛弃，而其前妻又再嫁了一个在爸爸眼中连品都没有的家伙。在惯以居高临下姿态看待事情的爸爸眼里，这就意味着宫和雍是一个“连品都没有的家伙”还不如的人。姐姐嫁宫和雍，恐怕他连承受“下嫁”的资格都不配有。

　　这种简单粗暴的身份兑换逻辑，让姐姐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荒诞，她彻底被激怒了，再次发问驳斥爸爸，“你不觉得你这样很滑稽，很浅薄吗？甚至无耻。难道你从小教我的所谓贵族意识，就是面子意识吗？真是够了！”

　　如果在此之前，爸爸对宫和雍还只是冷漠的话，那么，当姐姐再次发问完后，他对宫和雍简直就是厌恶了。在过去的26年里，姐姐一向以乖巧温和为亲朋所称道，而现在，她变得如此混账，很难说不是受宫和雍耳濡目染。于是，那种由来已久的偏执和霸道，此时立刻在爸爸身上发作了，他几乎以一种判决式的口吻对姐姐命令道，“胆敢和他再有交往，就把你送国外去！”

　　而姐姐似乎更好地遗传了爸爸这种执拗的基因，她以一种更加强硬的口吻回敬道，“那我就死给你看！”爸爸心脏病当即发作，妈妈则大骂姐姐。七大姑，八大姨，应时而来。姐姐趁乱而遁，从此再也没回过家。

　　那一年，姐姐与宫和雍几乎在没有任何亲朋好友祝福的境况中，领取了结婚证。他们的结合注定是孤独的，惨淡到没有婚礼，没有酒席。在爸爸的冷漠和无视中，他们的合法婚姻仿佛非法同居。本来，在这个道德界限越来越模糊的时代，非法同居已不算什么事儿，但问题在于爸爸——似乎由他身份所带来的那份光芒，让姐姐也跟着刺眼起来，这样便使得她的一举一动在众人看来格外注目。很快，“艾副厅长的女儿艾怡和被老婆戴了绿帽子的副教授宫和雍搞在一起”的谣言，就在师范学院传得沸沸扬扬。

　　爸爸没调任副厅长之前是师范学院副校长，住家属楼。我从小在这里生长，早见识过这些以文化人自居的退休老教授们嚼起舌根子来有多么下作——前些年，一位年轻的女音乐老师从后山水塔跳下身亡，警察封锁了整个后山后，他们凑上去只巴望了几眼，便立刻杜撰出死者作为小三上位未遂而自杀的故事来。理由是其中的一位老教授曾远远看见过她在死前跟师范学院某处长发生口角，而他恰好听到了一句“你知道这些年来我活得有多痛苦吗？”那位处长有妻室，倘若不是小三，她为何哭着对处长说此话呢——这就是退休老教授们的逻辑。事实上，最终警察从其家人、朋友及现场遗书取证表明，这位女老师之所以轻生，实在是无法忍受近十年的重度抑郁症折磨。这俨然已是这些老家伙们的德行——引导劝善我们时，他们是正义的化身；诽谤中伤我们时，他们是流氓的领袖。

　　或许混官场的人，城府的确要比普通人深沉，当诋毁姐姐艾怡声誉的谣言在师范学院四起时，爸爸意外地保持了一个官员所应具备的那份“淡定”。这次倒下的是妈妈，在退休老教授们的长舌围困之下，遭遇急火攻心的她被连夜送进了医院。

　　妈妈住院后不日，爸爸就接到了赴北京参加培训学习的通知，周期长达两个月。那正是十月下旬，几场秋雨后，兰州日渐偏寒，虽然离立冬尚有半月，但爸爸的外出、妈妈的生病以及姐姐的离家突然让我初识到了一个青年的人生悲凉。此时，倍觉孤独的我开始变得敏感和神秘，整天拿一个笔记本在上面涂写情绪，试图做无声的表达和倾诉，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结识了师范学院的校园诗人兽夫、屠留和瓜苏。

　　某一夜酒后，我们摇摇晃晃地登上了学校礼堂的天台，看着偌大的高校群，在被酒精所放大的谵妄里正式向世界宣誓：我们要做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诗人。而喊下这个口号时，我并不知道后来的祸根，已经在我的身体内部暗自萌发了青芽。

　　二

　　爸爸走后，家里的气味迅速变得寡淡起来。

　　我隔一两天回去一次，每次都发现垃圾桶里堆满了外卖餐盒，油渍流到了地板上，踩一脚就是一个黏糊糊的印记。妈妈已出院在家，看见我，象征性地打个招呼后，通常不是继续睡觉，就是裹着毯子窝在沙发的暗影里安静地吸烟。看得出，有关姐姐的谣言不仅抹杀了她在话剧舞台上的那份光鲜，而且凛冽袭击了她的日常生活。

　　一次夜起，我听到阳台有人打电话，声音格外悲恸，走过去，是妈妈，她近乎以一种乞求的语气让姐姐回家来住。但没谈拢。挂了电话后，妈妈静立在那里，一动不动，像支孤独的铅笔。我轻轻唤她，她冷不丁回头看我，就在那一瞬，我从她的眼窝中看到了一种深沉涌动的委屈。那刻，我突然从她身上体会到了为人妻母的无奈和不易，心底一酸，觉得这个女人夹在爸爸和姐姐之间，活得实在太过可怜。我试图酝酿一点话语来安慰她，但开口时，才发现面对从来没有过心灵交流的妈妈，气氛竟是那么尴尬。可能妈妈也察觉到了，于是在淡淡的微光里，她像一只幽灵附体的猫，捂着脸轻盈逃走了。

　　十二月底，爸爸打电话说元旦回兰州，这几乎是两个月来唯一让妈妈感到高兴的事。在此之前，还有一件事也曾让妈妈短暂开心——姐姐怀孕了。一开始，妈妈无疑是兴奋的，她的眼睛分明布满了银河般庞博的光泽，这可能源自女性天生的母性。连说话也变得弹力十足，喋喋不休，仿佛一个市井大妈，这么多年，我很少见她有如此充满烟火气息的时刻。但很快，这种情绪就在妈妈脸上黯淡下去了，她意识到了家里真正拿事的人还在北京学习。是呵，多年以来，我们都习惯了爸爸的那套官场作派，家里的事，他永远拥有一票否决权，否则，我也不会高考志愿填了省外，而意外被师范学院所提档。爸爸竭力反对姐姐和宫和雍的婚事，那么，对于一个陡然而来的外孙，他能接受吗？显然，妈妈也明白，在这个强权高于一切的家里，“妈妈”这一称呼，仅仅只是个不具有实质意义的傀儡角色罢了。

　　元旦前一晚，妈妈让我打电话给姐姐，叫她和宫和雍次日一起去机场迎接爸爸。我不知道这是否可算妈妈再一次发出的和解信号，但我能预感到，不久之后，爸爸和姐姐之间的这场“冷战”，将开启新的局面。

　　元旦，姐姐竟真的去了机场，而她本来约了医生做产检。我想，或许天然的母性让姐姐艾怡的心开始变得柔软，她想在孩子出生之前，修复与爸爸之间冰冷的父女关系。

　　爸爸走出机场的那一刻，妈妈捧着一束粉百合迎了上去，我跟在身后，看着这对年过半百的夫妻在大庭广众之下相拥，莫名感动起来。爸爸看见我，亲昵地拍拍我的头。我突然觉得一向冰冷蛮横的爸爸，竟也有双轻柔之手。眼角一热，哭了。宫和雍则一直站在十米开外的地方，我们准备离开时，他才走过来说，“校长，您回来了。”在他的惯性思维里，爸爸还是当初师范学院的那个副校长。但爸爸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就以一个路人的身份，与妈妈谈笑风生地从他和姐姐艾怡面前经过了。快出大厅时，我忍不住回头去看宫和雍，才发现他涨成猪肝色脸上还挂着一副讪讪的表情，而姐姐，则站在人群里孤独地哭泣。就在那一瞬，我突然觉得我们家里的女人活得是多么可怜，只要有爸爸在，她们就没有正常意义上的尊严和温暖。

　　之后，爸爸很快升任厅长；而妈妈也新晋“梅花奖”得主，被任命为话剧院副院长；姐姐则剖腹产下一个女孩儿。姐姐“月子”那段时间，妈妈背着爸爸，偷偷去照顾。我也去过几次，每次都看见她将外孙女小心翼翼抱在怀里，一幅稀罕、欢欣的模样。唯有在此时，我才被家的味道所萦绕。这么多年里，爸爸不是在单位加班，就是在外地出差，而妈妈，不在排练厅练功，就在舞台上演出，他们俩人，在我的意识里，一个是日理万机的官员，一个是光鲜靓丽的演员，从来都是不食人间烟火之人。或许是外孙女的可爱让妈妈暂时卸下了演员的做派，全身投入到了一种真实而非虚拟的人生喜乐里，那段日子，她每天没事就忍不住往姐姐家跑去。爸爸虽然一如既往地老不着家，但妈妈这种非常明显的离奇行为，还是让偶尔回家的他有所怀疑。

　　秘密终于在爸爸的跟踪里败露了。

　　他以我们合伙欺骗他为由，大发雷霆，当即跑到阳台打电话给姐姐，不仅骂她不要脸，而且还宣布和她断绝父女关系。于是在当晚，“艾厅长和女儿艾怡断绝父女关系”的消息，经过退休老教授们口口相传，便又在师范学院炒得猫狗皆知。

　　“断绝父女关系”，虽然在法律上并不成立，但由它衍生且被退休老教授们放大的负面影响，深深笼罩在我的心头。我怎么也不能够理解爸爸为何就容不下一个文质彬彬的宫和雍。

　　爸爸升任厅长后，就不再让妈妈登台演出。他说“一个厅长夫人，哪能随便给人演戏！”妈妈气得掉泪，但又无可奈何，做行政她又不擅长，话剧院也没人敢给她安排活计，于是就经常闲赋在家。尽管我不经常回家，但每次回去，都发现她呆坐在阳台上，颜色衰败，神情黯淡。有几次，我总试探着要跟她说点什么，可每次靠近时，她都未卜先知似地努力挤出一个微笑给我，然后就以各种借口走开了。

　　多么可怜的女人，她仿佛被豢养起来的戏子。

　　终于有一天，我再也忍不住，趁爸爸酒醉归家时，故意以一种冒犯的口吻质问他，“为什么要逼得姐姐有娘家不能回来，害得妈妈有理想不能追求？”

　　他先是一愣，接着便二话不说就扇了我一个耳光。打我，这正好证明他心虚，我受够了，抹掉嘴角的血丝，推开门，也像姐姐那样，逃走了。

　　我日夜借酒消愁。早上喝，中午喝，下午喝，晚上喝，凌晨也喝。被酒精放大的热情在脑子肆意膨胀，让我误以为这就是灵感降临，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斗志昂扬地将几个笔记本写得满满，完成了由一个酒鬼到“诗人”的华丽转变。有了“作品”后，我便跟着兽夫、屠留和瓜苏，抱团打入大学城的诗坛内部，通过公开朗诵、比赛、行为艺术等方式，博人眼球，并顺利掌权了兰州所有高校的诗坛。

　　此时，我发现成为一个诗人真是件不错的事。似乎某些不能被世俗所接受的事情，只要其身份是诗人，就会拥有特权。譬如同时拥有多个女友，那段时间，我同时交往着的女友至少有四个。一个在音乐学院学习萨克斯，一个混校学生会，还有一个是地理系系花，剩下的那一个，则在本地杂技团上班，是一名获奖无数的杂技演员，比我年长一岁。吹萨克斯的女友皮肤吹弹可破，自从我们酒后开过一次房后，她就每日缠着要给我演奏；混学生会的善于交际，凡是带她出去参加饭局，一圈酒喝下来，她连人家穿几码的鞋都能搞清楚；系花是我和别人打赌看谁先追到，结果还不出一周，她就答应做我女友，从此以后，噩梦就来了，每到晚上，她都拉着我看恐怖电影；杂技演员和我相识于一场“高雅艺术进校园”的演出活动，台下加了微信，没想到轻易搞成了，每次约会，她都会突然将自己某个肢体深度错位，吓得我好几次夺门而逃。

　　一开始，我特别担心她们互相撞到了会生出巨大的麻烦，但在某天真的撞到了时，却什么事也没发生，她们甚至连对方的身份都没有问及，这真是令我感到匪夷所思。带着疑惑和讨教心理，我将这事情说给兽夫、屠留和瓜苏时，他们竟然举着酒瓶没当一回事地跟我讲，“这有什么，诗人没几个女人滋润，靠西北风写诗？”

　　我当然还清醒，并不完全相信这鬼话，然而，当我就这个问题分别跟四个女友谈论时，她们给出的答案竟都如出一辙，“诗人不都如此吗？”

　　这是个多么恐怖又荒诞的时代。受害者个个都活得心里坦荡，被情所累的反倒是施恶者。这太不符合我对世界的认识，再联想到爸爸的职位，她们瞬间让我感到了可怖，感到了荒诞背后隐藏的阴谋，于是，我刻意开始疏远她们。但这并不奏效，我不找她们，但阻止不了她们找我。而且，她们还给出了相同的理由：不为名、不为利、不为权、不为钱，只为你。

　　我明知这是他妈的鬼话，但还是忍不住彻底沦陷。甚至有那么几次，我同时带她们去参加和兽夫、屠留和瓜苏等一干人的聚会，她们之间不但没生出什么意外，倒还互称姐妹，推杯换盏，一派其乐融融。面对此景，大家都调侃我后宫管理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堪为诗坛楷模。我呢，则在酒精的作用下早就虚荣心爆棚，将她们左拥右抱，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处境。然而，当我整日沉沦于这些的时候，并不知道上帝其实已对我注视良久。

　　大一学期快结束的时候，纪委突然对爸爸进行了约谈，之后，就被停职在家反省了。就像我之前日夜沉沦的那样，他日夜孤独地坐进书房里吸烟，整个人都被熏得黑魆魆。

　　妈妈告诉我这些的时候，我正在酒后带着系花去开房的路上。后来，她还想再说点什么，但几次张口，都欲言又止，我也不便问。在我的意识中，爸爸是一个有通天本事的人，因此，我并不觉得停职反省对爸爸来说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于是转身又继续沉湎于酒色。

　　兽夫、屠留和瓜苏已经跟校外一些著名的诗人接上了轨，每次去参加各种饭局，他们总少不得带一摞一摞的诗集回来，上面无一例外地签上了“兽夫兄雅正”、“屠留兄惠存”和“瓜苏兄一哂”等。我跟着去了几次，也得了一堆。那些诗人在知道爸爸是艾厅长后，都轮番敬酒给我，甚至还拿出自己的诗歌让我“指点指点”。其实我又何尝不知他们这种自轻自贱的行为意味着什么，但那种被赞美发酵成的虚荣，对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小辈来讲，实在难以抵御。

　　难以抵御的还有那四个女友。吹萨克斯的姑娘在我的故意疏离中愈加粘我了，她又学会了吹圆号和黑管，每次来找我，我都感觉像是置身于一场小型的器乐音乐会；混学生会的去了一趟台湾学习交流后，口才愈发利索，隔三差五跟我聊所见所闻，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只要在她说话期间，我绝没有插话的可能性；系花稍有改观，从恐怖片换口味到了悬疑片，尤其喜欢那种特别烧脑的，每次看完，我总感觉脑子拧巴成了麻花，而她，竟还试图跟我讨论内中疑点；杂技演员在我的劝导下，已不做出各种吓我一跳的动作，但却好为人师地教我练起了杂技基本功，非得逼我学下腰和一字马。和她们相处是如此痛苦，但为了床上那点事，我还是忍了。四个姑娘不仅姿色和身材不错，而且床技也娴熟，这令我心神荡漾，又无法自拔。

　　而当我如此堕落无度的时候，并不知道其实上帝之手已触摸到了我。很久以后，我想，当初爸爸被停职反省时，我如果能对此有所警惕，对自己的行为有所收敛，往后的事情是不是会沿着另外的方向发展呢？然而没有，当时的我，的确是沉陷在巨大的欲望漩涡里，对身边的危险，无一丝察觉。于是，上帝甚至都没有发出任何针对我个人的信号，就直接将我推进了黑暗里。

　　盛夏的一个天色微明的早上，我在酒店意外地接到爸爸的电话。他从来不会主动给我打电话，这令我感到非常奇怪。先是一阵沉默，在那沉默中，我能清晰听到他沉郁的呼吸，这种呼吸和他之前被停职反省后，妈妈打电话给我时的很像。似乎也有什么难言之隐，这根本不是他以往的行事方式，我感到了担忧，小心翼翼地问，“怎么了？”

　　但他什么话也没说。我俩都在沉默中听彼此的呼吸，毕竟他之前扇了我耳光，我还做不到主动和解。过了半分钟，电话那头突然以一种近乎乞求的语调说，“你能再叫我一声爸爸吗？”

　　重重的担忧感笼罩了我，甚至还有些许恐惧，我听到了自己颤抖的声音，“爸，怎么了？”

　　接着，他深深叹了口气，那口气中饱含一个男人的秘密和隐忍，我一直在等待，可是，等了良久才有他的声音传来，“你好自为之吧。”

　　我再问时，电话就挂断了。我预感到爸爸可能遭遇了什么巨大的麻烦，而他这种行为，像是在做出什么重大决定，我得问清楚，但打过去再问，那边已是关机状态。

　　吹萨克斯的姑娘在我臂弯里刚睡醒，任性地翻骑在我身上，一对硕大的乳房顺势堵上了我的嘴。这是最让我销魂的姿势，我刚要迎合她，电话又响了，是妈妈。我接起来，她在哭。吹萨克斯的姑娘不满意有人打扰我们的乐趣，硕大的乳房又移过来堵我的嘴，我还没来得及问什么，电话里就传出了妈妈绝望的声音，“快回家来，你爸跳楼了……”

　　尽管我曾是那么讨厌爸爸，但从未将自杀与他联系在一起，这个讯息，像一阵电流，刹那间令我全身觳觫。接着，就在这觳觫中，如窒息一般的眩晕又凛冽地袭击了我。之后，在浑身的瘫软中，我的眼前完全黑下去了。我知道，制造这种黑暗的是一双36E的豪乳，它们沉重地压着我的双眼，让我失去了视觉。

　　黑暗中，我感到了自己身体的战栗。

　　这世上从未有过的战栗。

　　三

　　爸爸的遗体告别会上，除了妈妈、姐姐艾怡和宫和雍以及几个亲戚，我几乎再没见到别人，尤其是爸爸生前围着他转的那一帮部下。

　　人走茶凉，况且我明白，谁也不愿意和一个坐实了“收受巨额贿赂及与他人通奸”之名的死人有交集。妈妈着一袭黑色长裙，哀毁骨立。姐姐搀着妈妈，看不出有任何表情；宫和雍忙前忙后，时而招呼客人入座，时而指挥大家摆设，仿佛他才是爸爸真正的儿子。

　　哀乐在耳边循环，和爸爸有关的往事也在脑海循环。我知道爸爸早上才死去，尸骨还未寒，追忆其“往事”，简直是儿子对爸爸的亵渎，甚至是一种意念上的“弑父”——将死去的爸爸再一次置其死亡。

　　“我是有多恨他吗？”我问自己。

　　一个声音立刻跳出我的肺部，它说，“是的，你恨他，特别恨，简直不能更恨。”

　　追寻着这个声音，记忆被卷入了此前熟悉又不可逆的时空，在那里，我看到了儿子的懦弱和爸爸的残忍。5岁那年，喜欢小提琴的儿子，被爸爸强送进少儿英语班，每周日晚，要求必须背会一篇英语课文，否则不得吃晚饭，儿子哭闹，妈妈求情，无济于事，经常被饿晕后，儿子不得不流着眼泪，吐出一个个饱含屈辱的字母；9岁，儿子带着同桌送的一只小鸡回家，被爸爸勒令不准再和那个“鸡贩子的崽子”来往，并将扭断了脖子的小鸡，扔在儿子面前做警示，此后数年，儿子总被同一个噩梦惊醒——“咔嚓”一声，他感觉自己的脖子，被人扭断了；13岁，儿子期中考试被数学老师批错题，扣去10分，名次居后，家长会上，爸爸当着所有家长的面，骂数学老师“眼瞎”并告知校长数学老师“草菅人命”，数学老师被开除后不堪重压开煤气自杀，年仅23岁，儿子关起门来哭，被爸爸发现，痛骂“丢老子的脸”；15岁，爸爸发现儿子早恋，警告无效后，派秘书调查女孩家底，并向工商部门举报其爸妈的花店手续不全，罚钱关门，转开饭馆，雇流氓，故意往饭菜里掺玻璃滋事，开宠物店，几十只猫狗兔皆被下毒，一夜之间，女孩一家连根消失，很久以后，儿子收到一封信，里面说“当时我们一家受到生命威胁，在那里已无立锥之地”，笔迹很熟悉，女孩写的；18岁，儿子高考志愿报了外省院校的地理系，却意外收到爸爸所在学校经济系的录取通知书，儿子知道系爸爸篡改，去质问为什么要剥夺他的权利，爸爸乜眼丢给他一句话，“父为子纲，你哪来的权利？”

　　这个当年如恶魔的人，死了，现在，尸体就躺在我的眼前。这意味着副校长、副厅长以及厅长等一批官职所赋予的各项权力，也随着爸爸的死亡而瓦解坍圮。曾经那么不可一世的混蛋，原来死了也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甚至，连普通人还不如，至少，爸爸的遗体告别会过分冷清。告别仪式从早上持续到了晚上，由于气温原因，尸体必须在第二天清晨之前被装进殡仪馆的冷冻柜。

　　身为这具尸体唯一的“香火”，我得充当孝子的角色，为爸爸守灵。曾经直立行走于世界的爸爸，现在死了，尸体就躺在我身旁，与这世界平行。按伦理纲常，我必须跪倒在地，以示对死者的尊敬，但我不愿。因为爸爸不配。灵堂里烛光幽深，我与一具尸体相对，就是我与整个世界相对。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夜晚，我想和世界谈谈。我与这世界谈谈，就是与这具尸体谈谈。爸爸是唯一听众。我明白他听不到，但我自认所说的每一句对他来讲都振聋发聩。

　　首先，我要谈的是作为爸爸这个话题。毫无疑问，他是不配作为爸爸的。他有什么资格呢？作为“计划生育”政策的被执行人，他的孩子本该只有姐姐艾怡，但为了子嗣传承，他又创造了我。当然，我清楚地明白，他的本意并非创造我，而是任意一个男丁，只要是个男丁。而我，恰好是这个男丁。我是带着任务来到这世界的，它们是传宗接代，是光宗耀祖，是出人头地，当然也包括以孝子的身份，为他守灵。此刻，我就在他的尸体旁边，但我不愿意。

　　其次，我要谈的是作为官员这个话题。毋庸置疑，爸爸更是不配的。从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就可以看出，生前，门庭若市，死后，门可罗雀。他有什么值得令人称赞的政绩吗？至少我没听说。但“收受巨额贿赂”这一罪名，他是坐实了的。不管生前是校长也好，还是厅长也好，多么威风过，多么气派过，但无法更改的事实是，他作为一个罪人死去。他的罪名将如同他的名字一样，被钉进地理的十字架。

　　最后，我要谈的是作为丈夫这个话题。显而易见，这该由妈妈来谈。但铁证如山，他“与他人通奸”，世人皆知。作为省内数一数二的文化名流，妈妈一直以爸爸为追随对象，视他为人生依靠，甘愿放弃所爱伴他左右，可他竟然辜负这个可怜的女人，令其蒙羞。且不说他的专制摧毁了妈妈的理想，单“通奸”这条，他就应该被道德审判，定下不可撤销的罪名。

　　既然，作为爸爸、官员、丈夫，他都是不合格的，我为什么还要为他守灵？仅仅因为我的身份是“孝子”，我无法控制地厌恶起这个角色来。我想，当初爸爸宣布断绝关系的为什么是姐姐，而不是我呢？不，应该是“而没有我”呢？这个无耻的混蛋，他生前残忍，死后就应孤独，否则怎么对得起所犯下的罪行？我冷冷地望向爸爸，目光仿佛一道判令。好人上天堂，坏人下地狱。这个人死了，无论是从世界上，还是从我心里，他都死了，而且必须入地狱。我在心里对爸爸进行了审判，我判他入狱。入地狱。

　　下半夜的时候，我正犯迷糊，宫和雍过来告诉我，“一个女婿半个儿，下半夜由我守着，你去休息。”这话正中我下怀。

　　妈妈也没睡，在堂前坐着，如一根蔫了的秋瓜。见我出来，虎视眈眈。我被看得发毛，脚步试探性地往前迈，妈妈问我，“你出来干什么？”语气冷硬，带着苛责，甚至是呵斥。

　　她从来没这样过，我有点无所适从，忙搪塞道，“姐夫守着呢。”

　　妈妈“刷”一下起身激动地说道，“他是他，你是你。”

　　“我不愿意！”我回答。

　　妈妈跨过来，目光如炬，“你为什么不愿意？为什么？”

　　“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吗？为一个贪官和奸夫……”

　　“啪”，突如其来地，一个耳光将我的下半句话死死堵在了喉咙。妈妈用力至极，我扭过被打偏的脸，惊诧地发现，她枯萎的眼窝里噙满了水雾，嘴憋得紧紧的，努力不让它们变成眼泪。

　　这个可怜的女人第一次打我。我无动于衷，冷笑着看她。

　　终于，妈妈哭了，眼泪汹涌澎湃，仿佛一面镜子，立刻将我的理直气壮反射成了惊慌失措。就在这惊慌失措中，我忽然意识到了对于妈妈的不敬，岂止是不敬，这简直是赤裸裸的侮辱——我在用“一个贪官和奸夫”这句话高声宣布她的失败：你看，你的男人不仅是个贪官，而且还是个奸夫，作为他的女人，于你，就是耻辱。

　　妈妈还在哭。我愣了一会儿，心虚地逃进灵堂去了。

　　宫和雍规规矩矩跪着。这让我感到不可思议。他和姐姐的婚姻并不被爸爸祝福，甚至遭到极力反对，“一个女婿半个儿”，他都没被爸爸承认过身份，哪有硬给人装儿子的？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解释道，“死者为大。”我又不觉冷笑，这都他妈的什么狗屁逻辑，生前恶事做尽，凭什么一死，就可以被赦免？多少人将死亡当做一道赦令，还要被世人尊大？

　　天快亮时，宫和雍起来打扫灵堂，顺便问我，“爸爸临走之前有给你交代过什么吗？”

　　我想起了那段吞吞吐吐的通话，他貌似想要交代什么，但最终只说了一句“你好自为之吧”，“怎么了？”我问宫和雍。

　　“你姐艾怡也接到过电话，爸爸对她说了句‘对不起’，还说‘还有一些具体的事情你妈妈会作交代’”。我转头望向堂前的妈妈，她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我叹了口气，再没和宫和雍说什么。

　　爸爸尸体是第二天清晨被装进冷冻柜的，殡仪馆的工作人员都戴着厚口罩，我也闻到了，腐臭的味道已经在灵堂里四下游窜。人人都捂鼻掩口。这是多么贴切的诠释，“遗臭万年”，“遗臭”首先从生理学意义上出发，剩下的“万年”，就是背负历史学意义上的骂名了。

　　第三天，爸爸尸体被推进了焚尸炉。据说，火化场经常把死者的尸体搞混淆，随便塞一个进去，罢了扒拉点粉末给家属，就说是死者骨灰。鉴于此，我和宫和雍紧紧盯着，待到尸体拉出来，揭去白色面罩检验时，我们发现爸爸的面部以及颈部多处开裂，白肉横翻，还有乳黄色的浑浊液体在流淌，真是触目惊心，惨不忍睹。我胃部迅速泛起一阵呕吐之感，宫和雍解释，“因为尸体被冷冻后又融化，冷缩热涨，导致皮肤破裂，那些乳黄色的浑浊液体，应该是脂肪和水的混合物。”爸爸在焚尸炉里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响声，他正在被焚烧，人死后下地狱，有上刀山、下火海、进油锅之说，我想，这应该就是下火海吧。

　　半个小时后，工作人员将一个锦袋交给妈妈，妈妈疑惑地问，“那么大个人进去，怎么才这么点儿？”

　　宫和雍说，“火化场有规定，家属只能拿走一小部分骨灰。”妈妈示意宫和雍再要点儿。

　　一会儿，工作人员拎着一根灰黑色的骨头出来了，他解释，“这是大腿骨。”和这根大腿骨一起拎出来的是一把铜色木柄的银白铁锤，意思很明显了，我们必须用这把铁锤将大腿骨砸碎。妈妈下不了这个手，姐姐艾怡也不忍心，宫和雍站在一边，这事落到了我手里。我犹豫了一下，铁锤用力“当啷”砸下去，发出清脆的声音，大腿骨瞬间裂成几十片，大块的顺势飞滑到了墙角，细碎的渣子则四下溅开，腾起一阵呛人的灰烟。我没想到爸爸的大腿骨会如此不经砸，愣了一下想，大概“灰飞烟灭”就这个意思吧。

　　宫和雍见状，赶紧蹲下来捡骨头渣，妈妈轻易看穿了我，悲伤地说“人都死了，你还这样恨。”

　　我嘟嘟囔囔，“要不是先前验了尸体，我都怀疑这大腿骨是别人的，一砸就碎，简直一点也不像他生前那样又臭又硬。”

　　妈妈开始抽泣。我没管。

　　那时，我尚不知道妈妈已经对这个世界产生了绝望，后来我想，如果当时我能不那么用力砸爸爸的大腿骨，如果妈妈抽泣时我能正视她的悲伤，给予她一点儿子应有的温度，或者承认自己的错误，或许事情尚有可挽回的余地。

　　但——

　　爸爸的骨灰本来是当天下午就该下葬的，但被妈妈放在了自己的卧室。她对我们说，“等我死后，一起下葬。”而她说这些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很多人家不都是这样做的吗？百年好合，也算是践行了对婚姻的允诺。但妈妈不是，我们太大意了，都低估了她对于爸爸的爱意。

　　爸爸“五七”过后，妈妈喊我们回家吃饭，她看上去状态很好，穿了平时最喜欢的衣服，化了妆，还亲手做了满满一桌饭菜。她对姐姐说，“弟弟还小，你和宫和雍要多照看他，不要任他由着性子胡来，你要发誓。”

　　姐姐发誓后，她对宫和雍说，“艾怡母女俩，你要多担待。”宫和雍答应了。

　　她又对我说，“不要恨你爸，他那么做，都是出于爱。要听姐姐和姐夫的话，有事多找他们商量。”

　　妈妈似乎在交代后事，这让我再一次感到了战栗。我问妈妈为什么要说这些，她说，“没什么，明天我去上班，剧院里一摊子事，以后就没时间照顾你们了。”

　　我松了口气，心想，或许真是我多想了。吃完饭，妈妈找姐姐聊天，我和宫和雍神聊几句，逗留了一会儿，看外面一片漆黑，就先回学校了。

　　刚回到公寓门口，宫和雍就打电话过来。他平静地告诉我，“妈妈走了。”

　　我问，“走了，是什么意思？”

　　他说，“也跳楼了。”

　　我停在原地默默计算。从家到寝室，按最近的路线，我要走过马列大道、学府路、杏坛路，拐弯，穿过美院竹林和13号公寓，它们的直线距离是600多米。而现在，这600多米的距离，就是我生，妈妈死的距离。这是一条没有回头的路。我没有立刻回家，异常安静地站在公寓的台阶上向着家属院的方向看去，那里一片漆黑，黑得凝滞。

　　妈妈，一个著名的话剧演员，在这个黑得凝滞的夜晚，也跳楼死去了。

　　四

　　此后，姐姐艾怡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缓过来。作为妈妈跳楼的目击人，她一度几近崩溃，要不是宫和雍日夜照料，我真担心她挺不过那个夏天。这不只是父母双双跳楼自杀造成的悲痛，还有来自于四面八方的流言。

　　退休老教授们自然又是最热衷和积极的。流行在他们口中的版本有“儿女争遗产致寡母跳楼说”，有“小三上门逼寡妇跳楼说”，有“不堪纪委调查压力畏罪跳楼说”。不仅如此，各种报纸也对妈妈自杀进行了诸如《当代名伶自杀之谜》《被贪官豢养的戏子》《女艺人自杀背后的官场真相》等各种猎奇式标题的报道。

　　妈妈自杀，仿佛触摸到了社会舆论的G点，这种病态式的高潮狂欢很容易就波及了我，只要出现在公共视野中，就有人对我进行指戳。

　　——“那个贪官的儿子”。

　　——“那个通奸犯的儿子”。

　　——“那个戏子的儿子”。

　　各种贬义的词语就是对我身份的限定。人言杀人，我深深感到了人性的阴暗。此后，我几乎没在白天出过门。当夜晚降临时，我才开始收拾行装，戴起帽子，躲着行人，徒步穿越师范学院，一头扎进蓝色妖姬。

　　好在兽夫、屠留、瓜苏以及那四个女友并没有抛弃我。我们纵情高歌，我们无耻下流，当我们谈论诗歌时，我们谈论的是诗人的隐私，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谈论的是床事的技巧。这种倍感虚空的生活让我跌进了一个巨大的磁场，爸妈的离世、社会的舆论，正与我相去甚远，我无意与之背道而驰，但酒精及情色的引力，足以抵抗一切环绕在我身边的糟糕。

　　兽夫、屠留和瓜苏已经在兰州诗人的帮助下，荣登《诗刊》，一路凯歌高唱地被吸纳为省作协会员。俨然，他们已是盘踞于高校的一方诸侯，大权在握，牢牢把控着兰州高校诗坛。不久，他们在某文化机构的赞助下，独立出版了个人诗集，每人一本，曰《禽兽》《屠刀》《苏醒》。他们也劝我赶紧出一本，成名要趁早。我心里酥痒，但又拿不定主意，去找宫和雍商量，结果他说我这是胡闹。

　　我跟他掰扯说，“现在的诗坛乌烟瘴气，被少数当权派把控，诗歌毫无艺术感，刊物上全是赤裸裸的人情稿和关系稿。”他似乎也比较认同我的看法，有意和我深入探讨。

　　我看如此，就兴奋地搬出了曾在醉酒之夜登上师范学院礼堂向世界宣布的誓词：要做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诗人。结果不言自表，宫和雍当即说我，“不知天高地厚，痴心妄想，”到激动处，甚至让我“哪凉快哪待着去！”

　　于是，我一路仓皇而逃。

　　——看来，宫和雍绝不是那个能把我捧上诗坛的导师，这个学究派，可真是老古董。我想，他至今尚没有一本属于自己的专著，怎么会容得下初出茅庐的我，出版个人诗集呢？就算我说“要做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也没有挡着他的学术之路啊？他要不是思想顽固，就是心胸狭隘。在这种想法的延伸下，我便发誓要整出点大动静给宫和雍看看。我决定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放逐自己，进行诗歌创作。要么去敦煌沙漠，要么去甘南草原，二者在我心里都是圣地。

　　唯有将自己放逐，才能静洗心灵，写出传世诗篇。于此，我想到的是唐代的高适、宋朝的范仲淹、明代的李开先、清朝的吴兆骞，他们，一个个身处边疆，却都志比天高。我想要的，正是像他们这样的丈夫胸怀，只有把自己放逐荒原，才像是将自己放在了亘古诗源。

　　我不动声色地与兽夫、屠留、瓜苏夜夜买醉，但一有空闲就着手对敦煌和甘南的各种状况进行查询和对比。我向往突然消失的离开，不挥手，也不带走云彩，就只是一个人出走了。甘南和敦煌，一南一北，一边是雪山草原，一边是戈壁沙漠，都远离喧嚣城市，接近幽静神明。该选择哪一个呢？我不知道。

　　直到在一个销魂的夜里，我梦见独自行走广袤的沙海中，头顶开满了光芒万丈的白莲。我想，这该是居住在沙漠的菩萨对我心底的叩问，进行了指引般的神谕。醒来后，天上挂着一轮莲花般的明月，它的白光，普照世间。这就是诏示，我想。轻轻地推开沉睡的系花搂在我脖子上的玉臂，仿佛是即刻就要践行“消失”，我抛下一切可以联系到我的设备，背上包，像一个朝圣的信徒，迫不及待地跳上了去往敦煌的夜车。

　　火车甫一驶出兰州，就直接从城市进入了秃山。这是我始料未及的，仿佛这座城市就建在离群索居的星球边缘一样，窗外是黑，绵延无期的黑。时间走了好久，可窗外的风景却似乎凝固不动。偶尔穿过几个隧道，拐出几道大弯，总有星罗棋布的村庄像被抛弃的孩子，孤独地卧在秃山之脚，灯火依稀。同样的布局，同样的萧索，夜风擦着车窗呼啸而过，我枕在铁轨之上，仿佛能听到这些村庄的哀鸣。

　　火车从甘肃拐进了青海，到西宁后，经过门源，它还会再折进来。列车员说，“我们绕过了乌鞘岭，将从张掖进入河西走廊。”

　　乌鞘岭是半干旱区向干旱区过渡的分界线，也是东亚季风到达的最西端，那里有藏语中最高的须弥山——马牙雪山。我不知道绕过一个头顶三尺见神明的地方，去往另一个头顶三尺见神明的地方算不算舍近求远，但我想，既然在梦中召唤我的菩萨来自沙漠，就算绕过尼泊尔我也没意见。

　　我睡了一会儿，醒来时吃了一惊。车子还在行驶，窗外却还是秃山，山顶上泛白的光芒让我误以为到了菩萨所在的圣地，但身边立刻有人告诉我，“我们已经到了酒泉，那是祁连雪山，”末了，他还不无幽默地，“小伙子，睡觉地动山摇呀。”我知道，他指的是我睡觉打呼噜，四个女友对此早有抱怨，而只有我自己明白，父母自杀后，我已经很久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了。近十个小时的深度睡眠，远远不足以弥补我那些失眠的晚上，对，在无数个不成寐的夜晚面前，十个小时的概念，可不就是一会儿么。

　　铁路边再次冒出了萧索的村庄。火车进入了敦煌境内，不久，视野里终于出现了高耸的烟囱和陈旧的厂房，但远方就是戈壁滩。低矮的楼房在地界开阔的区域矗立，它们严阵以待，像排列沙场的兵将，整齐，一丝不苟，姿态真是肃穆极了。火车缓慢地前进，仿佛一只大鸟在空中滑行，隔着窗户，我好像真的可以感觉到迎面有细沙吹来。到站还有一段距离，但旅客们背着包，拎着箱子，都争前恐后地涌向了车门处。火车将近走了一千公里，最初的迫不及待丝毫没有漫漶。即使在跟着水流般的大家下车后涌到大街上，看见到处都人满为患时，我依然觉得这里远离喧嚣，接近神明。

　　我并未在市区逗留。雇了出租车，直接将我带到了沙漠腹地的一家客栈。客栈挨着鸣沙山和月牙泉，我来寻找的，就是这样一方山水世界，尽管它经过了长时间的开发建设，早已失去了传说中原始的神秘。白天，沙漠里的高温足以炙烤熟一枚鸡蛋，但仍有大批的旅客趋之若鹜，这当然不是一个理想的创作环境。在休息了一整个白天后，我在云霞攒集的傍晚出门。此时，游客归去，热浪遁走，沙漠以自己固有的面貌，安静地呈现在孤寂的旷野中。我徒步在大漠里穿梭，晚霞，驼铃，钟声，寺庙，沙丘，山岚，每一处，都像是与我进行着生命的对话，与我讨论着诗歌的本源。

　　我行走在晚风中，行走在一方没有烦恼的天地。我想，在那个盛大茂盛的朝代，此地商旅往来，贸易不绝，由此也诞生了传世的瑰丽艺术，它之所以能保存，完全得依赖菩萨的庇佑。那么，梦中的白莲召唤我来这里，难道也是要指引我写出传世的诗篇吗？

　　这样想着，我的心里便有了一种“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执念。我一直向着大漠深处而去，天色暗下来，但它并不是如兰州的那般灰黑，真是盛大而又繁茂的蓝啊，就像是大海倒挂在了天上，每一颗明亮的星星，都是一只会发光的鱼儿。我躺在沙漠上，静静地看着宇宙旋转，此时，一切的烦恼和喧嚣，都在这颗与大地平行的心脏里得到了净化。

　　在敦煌的每一个夜晚，我都独自出门，在沙漠里漫无目的地行走。已经过去十天，但诗歌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我并不着急，我知道，在不久的将来，灵感会像梦中的白莲一样，与我不期而遇。而我所能做的，就是虔诚地在沙漠里将自己放逐。生活在敦煌，我第一次体验到了生而为人的洁净，回头想想，以前在兰州，我活得有多么肮脏。

　　一个夜晚，我在沙漠残存的余温里睡着了。醒来后，我再一次看到了那轮白色的月亮，她静谧，灵秀，自由，恩泽四海。她来了，我知道，灵感之神降临了，我一直看着她，流下了干净的眼泪。我看着她，就像已经看到了命运之神的垂青，深夜时分，寒意侵身，我像是她的孩子，对着这轮白月亮三拜九叩，然后一路小跑回了客栈。

　　那个不眠的夜晚，一组十五首的《敦煌》一气呵成。天亮的时候，我捧着它，一遍一遍地诵读，一度激动到泪流满面，无法遏制。“这是菩萨的杰作啊。”推开窗户，向着沙漠腹地双手作揖后，带着一种重归世俗的心境，我又回到了小别半月的兰州。

　　刚回到学校，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手机、微信和QQ以及其他社交网站，我能想象到，在这消失的半个月里，那些找我不到的人该有多么疯狂。姐姐、宫和雍，兽夫、屠留、瓜苏以及四个女友，甚至可能还会惊动警方。“艾副厅长的儿子离奇失踪十五天”，这个劲爆的消息，足以让师范学院退休的老教授们为之集体癫狂。

　　我期望看到他们这样的混乱。

　　但没有。事实上，没有，并没有任何人联系过我。甚至连一丝痕迹都没有。这样的结果让我陷入了巨大的失望和对世界的质疑，怎么可能？这简直荒诞透顶，难道我已经到了被世人遗忘的境地？

　　不，这绝不可能。

　　带着羞愤和郁闷，我又去了蓝色妖姬。蓝色，忧郁。妖姬，漂亮女人。蓝色妖姬，忧郁的漂亮女人。在敦煌的洁净瞬间全无，我正好需要漂亮的女人来抚慰我的忧郁。里面正在进行着一场夜晚派对，音乐暧昧，灯光迷离，舞池旋转。只一眼，我就捕捉到兽夫、屠留和瓜苏以及我的四个女友。

　　他们在一起。搂抱。缠绕。蠕动。抚摸。像一窝蚂蝗，多么恶心的画面。

　　我尴尬至极却又欲哭无泪，兄弟和女人，哪个也他妈靠不住。

　　都是一帮叛徒。

　　站在远处的我，手足无措。我想起了流传许久的一句话，“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你穿我衣服，我砍你手足。”耻辱啊，真是赤裸裸的耻辱啊，我真想冲上去砍了他们，但又实在恐惧于对法律的僭越。杀人偿命，妈妈生前谈起过话剧院的一桩桃色杀人案，杀人者被拉到荒郊枪毙，当枪声响起的那一刻，围观的群众中，竟有人被吓得大小便失禁。

　　我还不能死去。我发过誓，要做二十一世界最伟大的诗人。

　　有女人走过来。在羞愤中，我一把拉住她，不容置疑地说，“我们打一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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