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像（一）

　　没有人会知道我当时面对一沓“纸”时的心情。

　　一沓宽度为393mm，长度为545mm的4开素描纸。我一眼便目测出了它的尺寸。对于尺寸的把握，得益于我年少时家庭的熏陶，以及在“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长达一年的专业训练。这所学校的前身，是那所著名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它并未消亡，而是在逃亡的路途中颠沛流离。据那时不断从南方传来的消息说，它前后迁址于湖南沅陵，云南昆明，四川璧山，最后在雾都重庆落脚。我无法追寻它的脚步，只能屈就于那所被日伪政府控制，由“北平”更名为“北京”的这所学校。就像我后来悄悄从学校离开，今生注定会失去与我仰慕的林风眠和潘天寿先生见面的机会一样，会同那些我曾万般迷恋的事物，有过一段漫长时间的别离。

　　它不应该出现在那里。

　　而应出现在我父亲的画室里。我父亲是一位画师，一位擅长写意的山水画师。从我孩童时对事物有了初步判断，便喜欢上了那种熟宣骨胶的气味，以及墨锭散发出来的奇异浓香。我的父亲对我充满了怜爱，他去采购宣纸与墨锭时，总不忘给我捎些8开的素描纸，从中间裁开，让我乖巧地待在他的身边涂鸦。他把那些纸张当做哄我玩耍的道具，以便不再将他打扰，却从未想过，要刻意将我培养成一名出色的画师。及至他后来有了这样的打算，却又不曾想过，我会从学校悄悄出走，与家里中断联系。后来，当他随我同父异母的大哥去了台湾，我们父子便失去了此生再见一面的机会……哦，它真的不应该出现在那里，更应出现在洒满阳光的、北平东城东总布胡同的阶梯教室里。阳光穿透大肚细颈的玻璃器皿，使五月盛开的鸢尾漫出浓郁的阴影；如果是换做人体写生课，教室一侧的窗户上，会遮挡布质稀疏的窗帘，使另一侧的阳光更趋热烈，使那些古铜或白皙的裸体，呈现出迷人的曲线……总之，它不合时宜地在那里出现。没有人会知道，我当时，面对一沓宽度为393mm、长度为545mm的4开素描纸时，那种惊讶而奇特的心情。

　　我所说的“那里”，是指一个叫做“王塘”的地方。

　　它是地处淮北境内的一个小小村落，说得更详细一点，应是王塘村外田畴上的一处阵地。在我时隔多年的回忆中，那沓白色纸张，依然用一块土黄色绸布遮盖，仿佛合拢在舞台前的幕布。布匹的柔软使之流溢出刀切般的线条。谭武昌营长叫住我，黢黑的脸上露出一副神秘笑容。仿佛他是一位魔术师，要在这万般静寂的前沿阵地上，为我展现一段不可思议的魔法。他随手一扯，绸布掀开，黄色土屑随即散落于白色纸张之上，使其更显洁白--在我接下来对整个“淮海”战役做出笼统的描述之前，我的耳边还会响起电报机发出的、简洁而有力的滴答声，以及隆隆的炮声和战士们的嘶吼。它们常会闯入我老年昏聩的梦境，让我感知战火岁月澎湃激情的同时，又无时无刻不对死亡充满了恐惧。我所提到的“恐惧”，并非此刻，对环绕于病榻前的“死神”的一种妥协。我们相处三年，他一直对我虎视眈眈，我却从未惧怕过他。我只想问一问：当年我做出的一个任性举动，算不算一生中犯下的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他只笑不答，保持着一贯的沉默。而我，已对他的沉默见怪不怪。

　　那么好吧，趁时间充裕，还是让我对当时发生的那件事，再做一次重复性的回忆吧。

　　应该是解放战争开始后的第三个年头了，也即1948年11月。那场后来在史料中被命名为“蛟龙湾出击”的战事，拉开了“淮海决战”的序幕。我所属的华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始终奔波在突袭的战况之中。8日下午，我们的部队奉命抵达阿湖地区，意图从中间突破黄伯韬兵团的防线，切断其东撤海州、西撤新安镇的退路。但到达指定地点后发现，二十五军已不见踪影。遂转兵西进，攻击新安镇守敌六十三军。该部又向窑湾撤退。我部奉命追击。9日下午，部队受命横渡沭河，（我的身体再次感受到冬日河水的冰凉）经邵店、曹家集，过越运河进至蔡集、耿车地域，截击黄伯韬兵团向西南方向的逃窜。11日夜，得知黄伯韬兵团已被我军主力包围于碾庄圩地区。而邱清泉、李弥兵团，正沿陇海路东进救援。鉴于敌救援心切，以及邱清泉惯用迂回战术的伎俩，华野首长命令我们兼程西进，沿王塘、东贺村一线猛攻敌人侧翼，楔入纵深之处，切断邱、李兵团的后路，威逼徐州，相机攻歼敌107军。13日上午，国军第260师孙良诚带部投降。至14日拂晓，国军107军被悉数全歼。15日，苏北兵团已展开切断邱、李兵团退路的作战，我部担任起由王塘和柳集的攻击路线、楔入敌之纵深的任务。王塘是徐州的咽喉要地。友邻部队切断“津浦”路“徐蚌”段之后，机场便成为徐州唯一的生命补给线。国军以重兵扼守，在王塘与柳集之间不足三公里的沿线上，摆开阵势，部署五个师又一个旅的兵力，准备殊死一搏。我纵队以四师、六师为第一梯队，五师为第二梯队，向敌人的防线展开猛攻。四师沿魏家河、土圣庙、前后曲头一线为轴线攻击前进。经反复争夺，占领了阵地。由于当晚各部队进展速度有快有慢，敌我双方阵地犬牙交错，为抗击对方的反扑，战士们抓紧时间抢修工事，准备迎接下一轮不期而至的浴血鏖战。

　　时间就是在那一刻，仿佛于焦灼战事中变得缓慢下来。

　　我之所以会出现在那一段阵地上，仍是要对自己的身份有一个详细交代。

　　我虽是一名战士，却并非一名在前线浴血冲锋的战士。当时我在华北野战军第二纵队文工团“拂晓剧社”工作。虽说担任着美术干事的职务，但因工具与材料的极度匮乏，会常常处于一种无所适从的工作状态中。在战事最为艰难的那一段时期，我们剧社的所有成员，常常会变换身份，担任起后方野战医院义工的角色。因当时我们文工团的营地，恰好与野战医院毗邻。我与谭武昌营长，便是在1941年初夏，部队刚刚撤出苏豫皖根据地时，在洪泽湖畔的一所野战医院里认识的。当时他还是一名连长，在突围中被弹片破开肚腹，肠子流泻出来，险些丧命。在近两个月时间的治疗和修养期间，他黢黑的脸上因伤口的疼痛，挂着牵强的微笑；以及因战事的接连失败，而引发的焦虑。

　　在那样一段日子里，我们的文工团又能为这些受挫的将士们做些什么呢？除组队去医院慰劳伤员之外，只有想尽办法，排演出将士们喜闻乐见的剧目，以鼓舞他们的斗志。我们遵照师长的提议，排演过曹禺的《日出》《雷雨》《原野》。不过，在那样一种环境里，演出这样大型的剧目，绝非一件易事。很多剧情所需的道具，别说制作，我的那些从农村出来的同事们，见都没有见过。我们想出的唯一办法，只能以“土”代“洋”，就地取材。

　　比如《原野》序幕中，有一场仇虎从奔驰的火车上跳下来的情节。按剧情需要，我们不但要在舞台上布置出一段铁路，还要出现一列奔驰的火车。但火车是不可能在简易的舞台上出现的，最终只能采纳我的建议，将破袭津浦路时留下的两根锈迹斑斑的铁轨搬到舞台上，用长条凳排成枕木，将面对观众的一面，用土黄布遮盖，形成一面斜坡，再涂上些泥巴。这样，一段貌似铁轨的道具虽然在舞台上出现，却令我感到无比的懊恼与沮丧--如果有足够的材料供我使用，何谈一段铁轨，即便多么繁复的场景，我都能用一杆画笔将其画出。至于特效，比如车轮的滚动声，有人提议使用口技。口技声音却太小，在开阔的空间，小得如老鼠的呻吟声。有人将自行车搬到舞台上，倒架过来，让转动的车轮摩擦报纸，发出“呼啦呼啦”的响声，听上去效果依然不佳。怎么办啊？后来有人终于想出一个更好的办法，将两只煤油桶叠放，再用两把算盘在煤油桶上有节奏地拍打，终于发出火车奔驰时“铿锵恰恰”的效果了。至于车头的灯光，我们把汽灯点燃，用一只特制的木匣子罩住，在匣子一侧挖一个圆孔，使漏出的灯光形成一束强光，形成的效果还算不错。

　　演出还算成功。

　　第二天我们去野战医院慰问，很多人都对昨晚的演出表达了衷心的祝贺。只谭武昌一脸坏笑，故意揭我们老底说：你们弄的那些东西，都是奶嘴哄孩子，糊弄人的事儿呀！

　　我非常难堪。照谭武昌所说，我们文工团所有的演出，就不曾有过一件真实的道具，都是糊弄人的勾当--我们的眉毛是用锅底灰画出来的，红药水涂抹出姑娘脸上夸张的红艳，棉花粘成白胡子还像那么回事，服装向侦察员借几件也能凑合，就是没有一块像样的幕布。现在这块幕布是用床单拼接起来的，颜色样式五花八门，看上去实在不太雅观。更令人感到尴尬的是，当时我们的文工团还没有一位女演员，老是让张国安扮演小媳妇，李云瑞饰演小姑娘，赵克扮成老太婆……面对谭武昌并无恶意的嘲讽，我的脸上挂不住了。昨晚是他到后台去找我，这才窥破了我们演出的秘密。而所有服装道具的不堪入目，又与我这个美术干事有着直接关系--它们间接说明了我的无能。

　　我冲他嚷了一句。

　　我的表现令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突兀，就连谭武昌也不知所措起来。他搞不懂只是一句平常的玩笑话，怎么竟会惹得我如此愤怒和伤心。当我痛哭着道出对材料缺乏的抱怨时，我们的领队赵克搂住我的肩膀，哄劝我道：好了好了，我们小马啊，可是“国立美术专科学校”的高材生啊。绝对不能小瞧我们！日后可是要成大画家的。我们小马现在英雄无用武之地，身上有的是真本事。他能把一匹死马画成活的，也能把一个活人画成死的。

　　在谭武昌装腔作势的道歉下，我们的演出照常进行……在那之后，回归前线的谭武昌迅速升任为营长，每次战斗取得了胜利，都会派手下的战士，将那些他自认为对我们有用的战利品送过来。新鲜的东西源源不断，那正是谭武昌作为一位兄长，给予我的最大关照。日本人的军刀、望远镜、黄呢军大衣、皮鞋、钢盔……这些用于丰富小剧目演出时所用的道具，随着抗战的胜利，变得一无是处。最让我深感欣慰的是他送来的一匹绿色丝绸。当时得到它，简直令人爱不释手。我们用它制作了一块像样的幕布。我终于有了一次大显身手的机会，从报社借来纸笔颜料，画了一只引吭高歌的雄鸡。可惜谭武昌看不到我现场作画的情形。这只报晓的雄鸡，后来用黄布剪出图样，缝制在幕布左下角，继而衍生出“拂晓剧团”的命名，成为我们文工团多年来不可取代的最有分量的一枚团徽。

　　诚然，对于谭武昌，我是充满了感激的。正像他每次听到我们剧社在附近演出，都要抽空来看望我一样；在这焦灼战事短暂停歇的时刻，在柳集村外文工团的营地里，当我听到他在王塘作战的消息（那里离柳集不远，只有短短两三公里的路程），肯定要借演出间歇，理所当然地去看他。那个时候，我与他已有半年多时间未见了。

　　谭武昌脸上挂着一道明显的伤痕。

　　或许刚刚结痂，便被他不经意间揭掉。暴露在脸上的伤口显得异常鲜嫩，不断渗出露珠般的血粒，滴漏到伤口下面的皮肤上，又被土尘吸附，结成一层薄薄泥垢。他的左手腕处缠着一块脏污绷带，一根香烟架在食指与中指之间，冒着袅袅烟气。拿到焦干的嘴唇上吸一口时，手抖索索的。他的那只完好无损的左手，始终握在一架我从未见过的望远镜上（那是一架美式M系的双筒望远镜，应是他刚刚缴获的战利品），眼睛通红，布满血丝，显然连日来未曾睡过一个好觉。但神情却是一如往常的亢奋。见了我，惊喜之余表露着更多的担心。我们先是互通了一些与当前战事有关的消息，当说起这里离徐州有多远时，谭武昌冲外面喊了一声：杨栓旺，这里离徐州有多远哪？

　　外面传来一声淮北口音的回答：也就七八里地吧。我没去过，听我娘说，也就烧餐饭的时间就走到了。

　　谭武昌坐定身子，目光炯炯看着我：我听我们团长说了，打下徐州，就离长江不远了。长江是一道天险，看来国民党已无处可逃。

　　外面又传来一句淮北口音的说话，显然他能听到我与谭武昌之间谈话的全部内容。营长，等打完这一仗，你可得准我两天假，让我回一趟老家，去看看我娘。

　　谭武昌大声问：你老家在哪儿？离这儿远不远？

　　那个声音回答：不远，就在杨村，如果站得高，从这儿能看到我家烟囱。

　　谭武昌脸上浮出一丝笑意，仍旧大着嗓门说：看吧，看你表现咋样。要是表现得好，部队没有作战任务，老子就准你两天假。

　　接下来谭武昌问及一些我的情况。由“我”而延伸至整个文工团。当他说到一个叫“王芳”的女文工团员时，脸上露出一种羞涩的表情，那表情看上去十分的别扭。这个叫“王芳”的女文工团员，是一年前新招募来的。以前在天津卫一带唱“莲花落子”，人长得不漂亮，嗓子却不错。谭武昌说起她来，话语滔滔不绝。说了一番令人感到肉麻的话后，身子探到我面前，问：王芳有没有提起过我？他是唐山人，说话老呔味，“芳”字的发音有一个拐弯。我忽然对他有些厌烦，往后错错身子，诧异地说，她提你干吗！你们之间很熟悉吗？他笑了一声，撇嘴贬损我道：看你那个小气样儿，说说你们文工团的姑娘，好像偷了你们团里的家当似的。我是你哥吧？他问。我点头。是你哥你就帮衬着我点，跟你掏心窝子说吧，你们那个王芳，哥看上了，你给我盯着点，别让别人抢了先机。

　　我无所适从地点头。说实话，如果团里哪位姑娘被首长看中，对我来说还真不是一件开心的事。虽说嫁了首长，给文工团脸上贴金，但对招募文艺女兵极其困难的剧团来说，不是锦上添花，倒可用“釜底抽薪”来做比喻。

　　看我的表情，谭武昌也有些尴尬。叹口气说：等打完仗吧。打完了仗，我就要娶她……现在除了打仗，没事儿的时候，老子总会想她。

　　我们相继沉默下来。寂静在那一刻显得异常突兀。这个从壕沟中拓展出来的掩体，形似一间半隐于地表之下的房子，上面用树枝搭建起一个潦草的穹顶。四周洞壁上，鼓凸着用铁锹铲过的印痕，没有一点鲜湿的迹象，显然是国民党部队遗弃的工事……谭武昌站起来，弯腰走了出去。先前我们听到的锹镐磕碰声已听不到了。风从开阔地吹过，发出空洞的哨音。从敞开的壕口望出去，附近腾起的狼烟忽隐忽现，使冬日的天空显得更为湛蓝。谭武昌旋即快步返回，催促我道：你还是快回去吧，静得让人觉得不对劲儿。说不定，仗马上就会打起来。

　　我与他道别，向掩体外迈着步子。谭武昌跟在我身后，小声说：回去，想着问一问王芳，记不记得我？别忘了代我向她问声“好”。我答应着他。忽听到他叫了一声：等等！声音里有掩不住的欣悦，好像对我做出的承诺，施予的一种犒赏。

　　等我转过身来，便见他弯下腰去。望远镜在他的胸前来回晃荡。他仰着头，微笑看我，嘴里说一句：看我这儿，有啥好东西给你留着！

　　他用左手掀起一块土黄色绸布--此前他一直坐在那儿，身体遮挡了我的视线。他身体的周围有散落的枪械，敞开的弹药箱，弹壳半掩于脚下，像农人遗落在沙地里的黄色果实--我一直未曾注意他的身后。在他手臂的有力抻拽下，一沓纸张暴露在我的眼前。393mm×545mm的尺寸，黄色土屑随即散落于纸面，使白色纸张更显洁白，仿佛一道在战壕内迸溅四溢的白色光芒。

　　我没有任何惊喜的表现，在那一刻显出与年龄不相称的沉稳。只嘴巴半张，感觉胸口胀得厉害。慢慢朝那沓纸走去。当我俯身将它捧在手中时，有过片刻的疑惑，然后转过身来，蹲在地上，将那沓纸放在膝头，下意识地将鼻子凑了上去。那时我已完全忘记任何纸张所应持有的气味了。说到气味，我记得每次得到一张有字或无字的纸，都会不由自主地将它捧在手中，倾鼻嗅闻一番。那是因对纸张的迷恋而养成的一种习惯，也是在漫长战事中，难得与它邂逅时所表现出的一种贪婪的本性……我从那沓纸上没有嗅到任何气味。只依稀嗅到从外面飘进来的硝烟的气味，以及空气中挥发的黄铜弹壳的焦糊气味。我伸手抚摸着它，光滑细腻的纸张表面令我感到舒适，并激发起我潜意识里的某种渴望。在我几年之后对爱人的抚摸中，感受到了与它同样的舒适以及渴望……多年来养成的作画习惯，让我迅速做出反应，将纸张翻转；于是我便触摸到它略显粗糙的另一面。在我微闭眼睛的那刻，感受到炭笔在粗糙纹理中游走的美妙。它如此默契地承接过我指尖的力度，使我心绪安宁，得以将心中的感受用艺术的方式完美表达出来。

　　在将纸张翻转的那刻，我留意到下面一张纸上有被人涂抹过的痕迹。当时并未在意。只当一丝遗憾从心底泛起，这才注意到那是一幅未完成的素描。低头细看，见纸上人物刻画得非常生动，是一位身着旗袍的女子，面部线条柔和，眼眸间流泻的光彩异常动人。左手持一把团扇，右手牵一个孩子，令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位梳云鬓的女子竟是位孕妇，简洁勾勒的旗袍花纹使肚腹有一个恰到好处的隆起，吸引我再次去注意她的面部。面颊的阴影与发际线上饱满的光线，恰如其分烘托出女子眼波的柔和，隐隐能看出女子脸上的斑点。这幅未完成的素描让我感到吃惊，它显然出自一位经过专业训练的画者之手……谭武昌从哪里得到了它？我无暇细问，便清楚应是从这一战壕里得到的。他是一位怎样的画者？他在仓皇的撤退中丢弃了他的画作，生死尚不得知。但我很快把他想象成了一位年纪略比我大，经历几无差异，只是身份完全不同的军人。在作战的间隙，他耐心描摹了这幅素描，不知是以此用来打发时间，还是用来寄托对妻儿的思念……我再次看了看那孩子的形象，发现他的面部模糊不清。联想到女子是一位孕妇，才领悟得这是画者对自己未出生孩子的一种想象。

　　呶，画得真不错！

　　谭武昌站在我面前，随手点了一下那画上的女子。简直跟真的一样，他说，你能画出这么漂亮的女人吗？

　　我抬头看他，听到物体掉落在纸张上的声音。低头一看，见是几枚黑色炭笔。拿上这些东西，快离开这儿吧。等有时间，也给我画一张……对了，回去给我画一张王芳的像，送给我。让我看看画得像不像。看你平常是不是吹牛皮，抱怨没有笔啊纸的……这下有了，真要画得不像，别怪我贬斥你。

　　我把炭笔攥在手里，下意识地在素描纸上勾勒了两下。纸张吃着炭笔笔尖，发出迟钝的“刷刷”声响，瞬间令我激动起来，脸涨得通红。看见谭武昌弯腰走出掩体，钻进外面的壕沟。我冲他喊了一声：你过来，我现在就给你画一张肖像。让你见识见识，看我画得像不像。

　　听不到谭武昌的回应。

　　伸颈向外张望，除高耸的掩体，看不到谭武昌的身影。战线如此寂静。时间在短暂的停滞后，却瞬间流水般漫漶开来。我忽然意识到天光或许已临近了正午。但当时我却不晓得自己何以会如此轻狂--应是一种“表现欲”在作祟。我跑出掩体，见谭武昌壮实的身体扒在战壕前，端着望远镜，正向阵地外察看。他的身边簇拥着三位战士，一位背靠掩体，袖手打着瞌睡；一位坐在那里，低头检查枪械；另外一位背对着我，和他们的营长一样趴在掩体上，观察着阵地外的动静。在离他们几米开外，有更多的战士成一线排开，做着战斗前短暂的休憩。我去拉拽谭武昌的衣袖，调皮地说：过来，让我给你画一张，省得你老是挖苦我。

　　谭武昌身子一晃，端在眼前的望远镜并未放下，只是侧了侧身子，摆脱掉我的纠缠，说：别闹，赶紧回去，别把我嘱咐的事忘了就行。

　　我不依不饶，说：来吧，让我给你画一张。画一张回去捎给王芳，看她认不认得你……用不了多长时间，一会儿就能画完的。

　　谭武昌有些恼火，一下拨开我的手，说：行啦！小祖宗，我哪有工夫陪你耍……我脸上有伤，这样画出来不是丑化我吗！还说送给王芳，你这不是成人之美，而是拆人戏台……好了好了，你手痒，真要画，就给我手下的这些兵画一张好了。谭武昌说着，仍旧端着望远镜，抬脚随意踢了踢坐在他身边擦枪的士兵。

　　遭到谭武昌拒绝，我并未感到尴尬，而是猛然意识到自己的少不更事。挥笔作画的兴趣顿然减弱几分。若不是那位士兵抬头看我，说不定我会马上同谭武昌告别，离开阵地。士兵装好枪械，饶有兴趣地看着我。我能看出他眼里的渴望--他想让我替他画一幅肖像，但他却显得太过羞涩。他长着一张圆团脸，可爱是可爱，但面部轮廓模糊，没有任何特点。即便替他画一张肖像，从艺术角度来说，只会是一张平庸的画作，而不会在谭武昌那里赢得太多肯定。见我犹豫，士兵有些难堪，显得更为羞涩。他年龄不大，个子不高，却显得非常世故。他把谭武昌随口说出的一句话，当成了首长下达的命令，随即捅醒身边打瞌睡的另一位士兵。

　　杨栓旺，快醒醒，营长给你派任务了。

　　叫杨栓旺的士兵睁开眼睛，懵懂地问：啥任务？

　　士兵指了指我，眨眨眼睛，狡黠地说：看你长得俊，给你画张像。

　　我能听出士兵语气里的讥诮。这位叫杨栓旺的士兵根本谈不上“漂亮”，平心而论，他长得很丑--剃光的脑袋上刚刚长出发茬，凸脑门、小眼睛、鼻头很大，特别是一张厚嘴唇，微翘，显出了性格中的倔强。年龄二十岁左右。耸眉看我，却皱起一额头的皱纹--他的这副长相，真的符合一个资质非常好的模特的要求。

　　我冲他莫名而尴尬地笑着。好像参与了一个无法收束的游戏。

　　他仍未从瞌睡中醒过神来，只皱眉看着我。看了一瞬，头一低，闷声说：我不画。

　　擦枪的士兵鹦鹉学舌般仰头冲谭武昌喊：营长，杨栓旺不听你的命令，他不画。

　　杨栓旺！谭武昌拉长声音，喊了一声。仍旧观察着掩体外的动静。

　　士兵“腾”一下起身，打个立正，嘴里应道：到！

　　我的命令也敢不听是吗？还想不想让我准你假，回家看你娘去了？

　　谭武昌慢悠悠说着，单手端着望远镜。

　　士兵厚厚的嘴唇蠕动着。犹豫一番，仍旧皱眉看我，目光里有一些厌烦，两腿岔开，让自己“稍息”，气鼓鼓说：营长，我是真不想画，我老家……见谭武昌回头看他，急忙改口：既然是你下的命令，那我就坚决执行。只是，只是准我假的事，你可要当真啊！

　　谭武昌呵斥他一句：哪来这么多废话！你小子，还真是有出消息了，敢和我讨价还价。

　　一旁擦枪的士兵插话道：营长，杨栓旺口口声声说回家看他老娘，其实是想看他没过门的媳妇……

　　话音未落，叫杨栓旺的士兵趋前一步，抬手在他脑袋上敲了一下，嘴上说：营长，别听他瞎掰。

　　擦枪的士兵捂着脑袋，嘴里叫屈道：营长，我没瞎掰，我是听二营的满囤说的，满囤是他老乡。满囤说杨栓旺别看人长得丑，人家可有艳福，据说媳妇长得又白又胖。

　　谭武昌发出“嘿嘿”的笑声：好嘛，老子还没说上个又白又胖的媳妇，我手下的兵倒有了，有出息……杨栓旺，去给我执行命令，等这一仗打完，老子就准你两天假，回去看你娘，还有你媳妇！

　　士兵神情亢奋，脆快地答应一声。迈开步子，走到我面前时，却又变得迟疑起来，怨声说：好吧，你想画，那就画吧……看在我们营长的面子上。

　　时间在此一刻真的停滞下来。士兵背靠洞壁而坐，神情中略含一丝怨怼。阳光从树枝搭建的壕顶散落，在他五官奇特的脸上勾勒出美妙的线条。我坐在他的对面。没有画板，只能将数只弹药箱垛起来，临时搭建了一张桌子。

　　炭笔在纸面上划动，我再次重温了绘画时的美妙。那美妙像一首钢琴弹奏的乐章，刺激了我的神经末梢。我听到了自己的喘息声，感觉握炭笔的手在不住颤抖。仿佛又坐进北平东城东总布胡同宽大的阶梯教室里，感知到我年迈的父亲此刻站在我身后，对我的运笔做着耐心的指点……我全然陶醉，如果不是因对面坐着的那位落落寡欢的士兵，不知会不会流下难以名状的泪水。他拘谨地坐着，已放下心中的怨怼，在我忘乎所以的奋笔勾勒中，他甚而对我癫狂的情绪有了一丝洞察。但他始终未发一言，只是偶尔奇怪地看我一眼，脸上渐露出一副百无聊赖的神情。

　　为使他神情放松，我故意没话找话：有对象了？长得漂亮吗？

　　他的脸上现出片刻羞赧，对我的问话没有半点置喙。

　　如果有机会能见，我也可以给她画一张……给你们两个人画一张，作为你们结婚时的合影。

　　我这样说着，不知怎么再次想到素描纸里夹带的那张画像，此刻它就放在所有纸张的最下面，我再次想起了它，想到如果有机会能见到画者，我定会将画作奉还。但这样的概率几乎微乎其微。所有画作最终都将自有它的归宿，而那位画者肯定不会想到，他精心勾勒的这一幅画作，会流落到敌对阵营里的另一位画者手里……我漫无边际地这样想着，并没有注意，当我说完前面那一段自作多情的话时，那个叫杨栓旺的士兵异常轻蔑地瞟了我一眼，情绪变得有些愤懑。他把头扭过去，望向战壕外面。

　　丢下炭笔的那刻，我好像卸掉了全身的力气，一屁股瘫坐在地。重新审视摊放在眼前的这幅肖像时，略感到一丝缺憾，遂在画幅左下角，签下自己的名字，标明当时的日期--1948年11月18日。我再度审视着它。不，不是审视，而是自我抚慰般欣赏着它。它是我从军四年来，唯一完成的一幅满意的画作。它延续了我的梦想，也抚慰了我漫长时间以来，无时无刻不感到的空虚与焦虑。

　　士兵起身，问了一句：画完了吗？不待我回话，扑打一下帽子上的土尘，扣在头上，转身要走。

　　你不想看一看吗？我疲惫地问他。

　　他愣了一下，斜着身子，从我身边跨过。大概是瞄了一眼，随即站住脚。

　　画得还真像，他怔怔地说。弯着腰，对画作进行了一番端量，显然对纸上的自己感到好奇。

　　喜欢吗？我轻声问。

　　他不置可否，嗫嚅着厚厚的嘴唇。

　　炮声就是在那一刻响起来的。大地的震动使战壕内浮尘跳荡。只一记炮响，随后便是更加骇人的寂静。外面传来谭武昌嗓音撕裂般的喊叫。士兵愣了一下，想纵身跳出，却顿住脚步，转身将那幅肖像拿在手里，随意折叠，揣进棉衣下摆左侧的口袋里。他看了我一眼，仍旧是一副忿忿的样子，气鼓鼓说：你快走吧，战斗马上要打响了。还不走，看你咋能走得出去。

　　战线向前推进。

　　先头部队已攻占了徐州。我们文工团暂时滞留后方。我被团部临时抽调，参加到一个临时组建的“治丧委员会”的组织中去，准备筹办一场即将在驻地举行的追悼大会。事先我们要对阵亡将士做一番详细的统计和清查。

　　在一片开阔的河滩地上，摆放着数以千计的尸体。大部分尸体覆盖了整块白色或杏黄的绢布，这些布匹由一位当地的绸缎商主动捐赠。他的儿子在刚刚结束的这场战事中不幸殉难。他痛不欲生，将儿子抬回家里安葬的同时，将库存的白绫与黄绢全部捐献了出来。他的这一举动，感化了其他的绸缎商，捐赠者无数。这无疑给“治丧委员会”的工作增加了难度。要知道，阵亡者的尸体经集中清理，登记造册之后，要立即下葬。如果用黄绢和白绫临时覆盖，虽表达了对阵亡者的一种尊重和哀思，但无疑会耗费更多人力。但捐赠者义无反顾。他在这一带人缘极好。尸体的清理工作刚刚开始，便从周边村镇赶来众多的妇女和老人，他们自发参与到这场史无前例的仪式当中。有人将成车的布匹运到河滩，妇女们卡好尺寸，用剪刀在布匹边缘割开豁口，展臂一挥，布匹被裁成大小相等的布幅，再由老人覆盖到那些阵亡者的尸体上去。按当地的一则习俗所说，人死之后必须要尽快蒙住死者的双眼，灵魂才能在黑暗中洞见通往天堂的道路……由于参与人数众多，成捆的布匹在河滩上逶迤铺展开来，使之成为一条条不断延伸又不断缩短的白色和黄色的道路。阔大河滩里响彻布帛撕裂的声响，以及时而迸发的哭泣声。这项工作进展到后来，由于布匹数量不足，便裁成类似手巾大小的方块，遮盖在一些阵亡者的脸上。放眼望去，整个河滩“黄白”两色驳杂，与河滩深处摇曳的荻花交相辉映。阴霾天气之下，依稀可见尸阵间隔开的空白地带。营与营之间隔开的地带像一条宽阔道路，而连与排之间隔开的地带则密如小径。有人用红绸制成一面面旗子，插在尸阵之间，上面写了部队的番号。营级单位旗子略大一些，而连与排级单位的旗子略小。每个尸体旁都会附一张红纸，上写阵亡者的姓名，用土块压住，以方便登记造册者录用。

　　王塘与柳集之间那条不到三公里的战线，我虽不曾再去那里造访，却能想象得出刚刚结束的这场战事的惨烈。按尸体的数量来测算，三千米的距离之内，每一寸土地都需一具尸体来填补，这些尸体自然包括我军将士的尸体，以及对方将士的尸体。碎裂的残骸以及凝固的血浆，或如夏季里疯长的青草与星星点点的野花一样繁密。我无法完成对那样一种惨烈沙场的想象，在我随后无数次回溯的梦境里，王塘与柳集之间那片小小的区域，真的长出了繁茂的青草以及野花。每一株青草与野花之上，都附着一个明明灭灭的灵魂，发出萤火一样的微光。它们是我的朋友谭武昌、有过一面之缘的陈世功、打过交道的王飞、赵耕田、潘瑞；擦枪的士兵，自然，也有做过我“模特”的那位叫做“杨栓旺”的士兵。

　　我在自己战友的尸阵里穿行，协助别人对尸体进行验证、登记造册。虽感觉不到恐惧，但尸体的种种惨状，却引起我生理上的极度不适。那一刻我的大脑一片空白，甚至忘记战事刚刚结束，急于要打听到谭武昌的消息。只当我随人群移步到一组阵型壮大的尸阵前时，看到标有“三营”的红色旗子，脑袋这才“轰”然一响，顿时想起谭武昌是三营的营长。他在哪里？他可千万不要出现在这里……

　　这个大型的尸阵排列于整个河滩的最末端，阵亡数量好像不与上苍的垂怜成正比，黄白两色的尸布覆盖到这里时，布匹已所剩无多，大半的阵亡者脸上只遮一块绢布。我的朋友谭武昌躺在队列之首，脸上同样只蒙了一块尺方的绢布。他的一条胳膊完好无损，压在身下，另外一条缠过纱布的右臂不见了，臂膀下端有一道齐整的创口。他躺倒的样子十分安详。由于手臂缺失，挺胸的姿势显得有些滑稽。脸上的伤痕看不到，整张面部被硝烟遮蔽，好像抹了一层锅灰，这符合了他在我印象中喜欢搞怪的样子。看到谭武昌的那张脸时，我的脑袋再次“轰然”作响，脚底一个踉跄，重重跌倒在衰草密布的河滩之上。从跌倒的角度看，只见一排仰天翘立的双脚，单腿或双腿的缺失不会影响整个队列的秩序，他们虽匍匐在地，倘若大地倾斜，他们照旧是一支昂首挺立的队伍。

　　人群发出一阵骚乱。

　　有人撕心裂肺地喊道：营长……这是我们营长！我们营长死得这么惨，你们就他妈这么待他？一位胳膊吊在胸前的士兵从人群中冲出来，他用另一只完好的胳膊殴打着阻拦他的人，踉踉跄跄冲到一片尸阵前。从一具阵亡者的尸体上，粗暴地掀起一张齐整的白绫，遭到几位守护尸体的人的阻拦，他们是从附近村里赶来，料理自己亲人后事的家属。几个人厮打在一起。在工作人员的劝解和协调下，有人很快找来一块完整尸布，遮在谭武昌身上。一场风波这才平定。但谭武昌这位悲愤欲绝的手下，却因伤心过度，很快晕死过去，被人用担架送去了后方医院。

　　对三营阵亡将士的辨认登记工作，因这位士兵的忽然离去，不得不暂缓下来。一位负责人用不满的语气问道：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幸存者了吗？有人解释--他的声音听上去异常艰涩，仿佛从肿痛的喉咙里吐出的砂砾：据粗略登记，三营大部分官兵都已阵亡。活下来的只有十五人，这十五人中，包括刚送走的那位。其他十四位都在后方医院。能不能挺得过去，还要看他们的造化……负责人沉默。过了会儿，小声问：活下来的这些人，是一个准确数字吗？答：是。把三营的花名册找来，减掉那些活着的人，看看阵亡的人数是多少，再仔细清点一下尸体，看看人数对不对得上！是！有人回复，旋即安排人手去做这项工作。那位负责人再次沉吟片刻，他在向整个河滩眺望。廓大河滩上除那些躺倒的尸体之外，此刻走动着很多的人，像一个乱糟糟的集市。这些人有从事这项工作的军人，有当地的民兵，也有从附近村庄赶来的老乡……负责人运筹帷幄，再次想出一个更好的办法。他要人去其他团队打听打听，有没有最近从三营调出去的官兵。找到他们，或许能指认出大部分阵亡者的身份，弄清他们的官阶和姓名。这样做不但能顺利完成任务，对那些阵亡者以及他们的家属，也是一种莫大的尊重与安慰。

　　种种举措却收效甚微。

　　那些从三营调出去的官兵只能指认出不多的一些战友的尸体。他们的脸上露出极为痛苦的表情。他们对这一项工作的指派显得相当不满。经历过战事的劫难之后，他们又要面对昔日战友阵亡后的惨状。生离死别，这自然是一桩极端残酷的事。他们顿足捶胸、嚎啕大哭、木然呆傻，经历过一系列的情绪变化之后，他们又开始刻薄地咒骂起来，表达着对工作人员的不满。没有人会对他们的不恭做出情绪上的反应。经过几番比对，原有花名册上的人数减去幸存者的人数，三营将士阵亡的数字成了一个令人头疼的谜团。一会有人说少了几个，一会又有人说多了几个……负责这项工作的领导最后只能做出这样一项无奈的决定：抛除那几个幸存者的名字，三营所有的官兵都将以阵亡者的身份，被登录在阵亡花名册上。除那些姓名已被确定的官兵，将被掩埋在属于自己的墓穴之外，其他的人，只能胡乱掩埋。写有阵亡者姓名的木“碑”随意安插，这就好像一种移花接木的游戏--在一个明确的名字下面，却掩埋着其他人的尸骨。但这却是一桩无可厚非的举措--这已相当不错了，要是放在以前“过草地”那会儿，很多人的名字都没记下来呢！那位经历过无数战事的负责人一脸沉痛，却用一种极其轻松而满意的语调这样说道。

　　我在遍布脚下的尸体间确认了一具尸体的身份--是那位有过一面之缘的、在战壕里擦枪的小个子士兵。他的身体完好无损，只有一颗子弹洞穿他的心脏。圆团脸上仍旧显得有些世故，羞涩表情却荡然无存，被一种痛苦的扭曲所取代。我虽指认出他的身份，却说不上他的姓名。这对工作的进展毫无帮助，反倒给登记工作带来一些麻烦，遭到登录者的训斥。我跟在这些人身后，神情变得沮丧而恍惚起来。看见他们在另外几具尸体前停下脚步，悄悄议论着什么。那些尸体身上覆着整块白绫，因和其他营区的尸阵没有一个明晰分隔，便使人分不清这些阵亡者是三营的还是属于毗邻的一营。他们正是在为这些尸体的归属而争论不休。有人将尸布掀开--这是一些特殊的尸体，头部大多被打烂，有些从胸部以上断开，有些虽保留着颈部和脑壳部分，面部却大多毁坏，残损的五官看上去令人毛骨悚然。他们开始搬动那些尸体。由于天寒地冻，墓坑的挖掘工作进展缓慢，这些惨不忍睹的尸体，理应受到尊重，优先下葬。泥土或许会早一点加快他们尸体的腐烂，或许能早一点恢复他们尸骨的全貌。我看见有人在一具尸体间抠索。尸体下身衣兜内露出的一点白色引起他的注意。他好奇地将它抽了出来，是一张纸质挺括折叠在一起的纸，他把那张纸展开，端在眼前细看，瞬间从他的嘴里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

　　是一个人的名字。

　　那个人的名字从他的嘴里脱口而出。然后他又将这名字再次重复了一遍，用喊叫的方式，好像那是他的一个重大发现。他的喊叫提示着登记造册的人，他们理所当然地将这个名字认成了这位阵亡者的姓名，随即赶往其他的尸阵……

　　马知力！他这样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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