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五城（二）

　　C 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昵称Casa）

　　入选理由：濒临大西洋的北非名城。虽说在摩洛哥王国，她只是西方游客的中转站，却因为一部好莱坞电影享誉东方，并因此让我留连忘返。

　　游历时间：2005年秋天。

　　候选城市：开罗（Cairo）、卡利（Cali）、加尔各答(Calcutta) 、剑桥（Cambridge）、戛纳（Cannes）、重庆、成都、芝加哥(Chicago)、基希纳乌（Chisinau）、科尔多瓦（Cordoba）、科托努（Cotonou）、库斯科（Cuzco）。

　　对西班牙人或到西班牙旅行的外国游客来说，由水路进入摩洛哥是最经济最方便的选择了。既便自己开车，也有轮渡在伊比利亚半岛最南端的阿尔赫西拉斯等候。站在那座与英国殖民地直布罗陀毗邻的港口，哪怕在不甚晴朗的日子，也能看见对岸的非洲，那是一片低矮的海岸山脉。而在这两片大陆之间，就是赫赫有名的直布罗陀海峡。古时候地中海一带的人认为，大西洋是世界的尽头，只有勇敢的腓尼基水手敢于穿越这片狭小的水域。

　　2005年秋天，我正在马德里大学访问，适逢“十一”国庆长假，趁机给自己放了假。我先坐火车去了里斯本，造访了欧洲大陆最西端的罗卡角和葡萄牙的南方法罗，随后来到塞维利亚。这座哥伦布出发远航的城市曾经群英荟萃，包括佛罗伦萨美迪奇家族的商务代理亚美利加，他因为与老乡哥伦布过往密切而迷恋上了航海，率先抵达并命名了委内瑞拉和里约热内卢，前者是威尼斯的拉丁文，后者意为“一月的河流”，他本人的名字则被用来命名新大陆。

　　那一年恰好是塞维利亚大学建校五百周年，我得以欣赏到了一场精湛的弗拉明戈舞演出。悲伤的曲调，融合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音乐，可谓是西班牙人的探戈，也与葡萄牙人的法朵颇为接近。葡萄牙人因多为渔民后裔，出海容易遇风暴，因此感叹生命的脆弱，法朵或法多（fado）一词据说来源于拉丁文fatum，意思是命运。之后，我乘巴士来到了直布罗陀海峡。

　　面对那片神往已久的大海，我遇到几个小难题。首先是码头上的轮船公司之多让你一时无从选择，雇员的热情丝毫不亚于中国南方某些城市车站广场上的旅店向导或景区的饭店伙计；其次，阿尔赫西拉斯对岸的城市也是西班牙人的领地--休达，那里是非洲偷渡客进入欧洲的桥头堡，就像墨西哥北部边境城市蒂阿华纳是拉裔难民进入美国的要塞。因此，虽然到休达不需要任何其他签证，安全有时会成为问题。

　　在来阿尔赫西拉斯的巴士上，我发现多数乘客和我一样，是要去休达西面的摩洛哥港城丹吉尔。为了这个目的，最快捷有效的方法是乘坐轮船公司提供的免费中巴，到一座叫塔利法的港口搭船，那儿离开丹吉尔的距离最近。有趣的是，在西班牙语里，塔利法（Tarifa）的意思是票价，这座小镇居民很少，路边光秃秃的山顶上有许多白色的大风车。

　　对岸的丹吉尔如今已是非洲最欧化的城市，商业气息浓厚，可当年却并非如此，且尤为美国“垮掉的一代”作家们所喜爱，还有他们的女同胞、诗人伊丽莎白·毕晓普和她的同性女友，也曾在海滨大道的夜总会里消夜。明媚的阳光更吸引了法国野兽派画家领袖亨利·马蒂斯，他在这里找到了需要的鲜亮色彩。而对阿拉伯人来说，丹吉尔则是大旅行家伊本·拔图塔的出生地，比起仅仅早他半个世纪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他抵达的足迹范围更为宽广。

　　可是，仍有不少游客抵达丹吉尔之后，随即搭乘夜班火车去南方的马拉喀什。那座沙漠中的华丽之都是非洲的棕榈泉或韦加斯，包括迈克尔·道格拉斯和朱丽娅·罗伯茨在内的好莱坞明星都在那里购置房产，使之成为北非地价最昂贵的城市（宛如中东的迪拜）。与此同时，来自欧美各国的背包族旅行者也趋之若鹜。而对于我这个远道而来的东方旅人来说，马拉喀什仅仅在出发之前才听摩洛哥驻西班牙总领馆的签证官说起。

　　在丹吉尔逗留了一晚之后，我先是乘火车南下首都拉巴特看望了两位摩洛哥诗人，他们和我分别在哥伦比亚和中国相识。而在和他们共进晚餐时，我又与另外两位分别在瑞士和南非相识的诗人通了电话，他们有事不能前来。在那个难得的夜晚，我享受了阿拉伯友人的款待，住在诗人贾拉尔家里。就在我出发到欧洲以前，他访问了中国，我们在杭州的一家画廊里一起朗诵。贾拉尔的公寓与中国的经济适用房没什么两样，无疑这也是全球化带来的弊端。

　　次日一早，贾拉尔和他的法国太太上班去了，我用过早餐后，独自一人穿过拉巴特的旧城区，来到了海滨墓园。白色的墓碑，蓝色的大海，不由得让我想起法国诗人保罗·瓦雷里的诗句，

　　多好的酬劳啊，终得以眺望神明的宁静。

　　让我惊奇的是，这里每一座白色的墓碑总是背对着大西洋。后来我才想到，那不正是朝着麦加的方向吗？我还看见，三位老年妇女并肩立在海边，其中一位背带上驮着一个婴孩。

　　在返回贾拉尔寓所的路上，我遇到三位放学的女中学生，她们穿着鲜艳，都没有围头巾，每一位都长得很漂亮。三人抢着用英语和我聊天，过了一会，我试着问有谁愿意当导游陪我去卡萨布拉卡一游？没想到其中一位爽快地答应了，她的名字叫哈雅，有着橄榄色的皮肤和玫瑰花一样的笑容。当然，我有承诺在先，黄昏以前送她回来。

　　就这样，我给贾拉尔留了一张便条，托保姆转交，便与哈雅去了火车站。拉巴特与摩洛哥最大的城市--卡萨布兰卡距离不过50公里，每隔半小时就有一列火车，一路可见窗外的红土。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已到达卡萨布兰卡，就是那部著名的电影《北非谍影》故事发生地，片中有一首动情的歌叫《时光倒流》。其实，这部片子的原名是西班牙文Casa Blanca，即卡萨布兰卡，意思是“白色的房子”或“白宫”。

　　可是，哈雅和她的女伴却不这么称呼，她们更喜欢称卡萨布兰卡为卡萨。

　　卡萨是一座拥有六百多万人口的大都市，是摩纳哥的经济首都。考虑到时间宝贵，我不打算返回拉巴特了，于是在离海滨有一箭之遥的一条街道上找到一家旅馆。按照阿拉伯人的习俗或法律，非夫妻关系的男女是绝不允许待在同一个封闭空间的，旅店客房更是如此，我让哈雅在接待处稍候，把行李放进了房间里。

　　之后，我和哈雅去了海滨，相比拉巴特的闹市离开海滨有一段距离，卡萨的海滨就在街边。本来，卡萨是柏柏尔人的渔村，后来成为海盗的一个基地，葡萄牙人起这个名字大概是因为那时村舍的墙壁是白色的。可是，我们转了一大圈，仍然没有发现一座白色的房子，倒是哈桑二世清真寺在蓝色的海水映衬下显得异常美丽。

　　哈雅那年只有17岁，浑身上下洋溢着青春活力。她没做成我的导游，反而我成为她的摄影师。哈雅说她从没有拍过那么多照，可我用的是数码相机呀。可惜这些相片需要两年以后才能传递给她，因为她那时还没有电子信箱。午餐时我才知道，她就是古罗马人最初命名的摩尔人，那是北非原住民柏柏尔人与阿拉伯人、黑人或西班牙人混血以后的后裔，因此肤色略显黝黑。

　　摩尔人是随着阿拉伯人的远征和撤退来到摩洛哥中部的，他们集中定居在与拉巴特一河之隔的塞拉，那正是哈雅的家乡。我不由地想起法国画家保罗·高更在南太平洋塔希提岛所绘作品里的毛利女子，她们的肤色颇为相似。多年以前，我曾在一首题为《芳香》的诗中写道，

　　在柔和的夜色里凝望远处的毛利女人

　　睡意像空气一样潜伏在她的四周

　　斜阳洒落在哈桑二世广场上，鸽子、游客和本地的男女老幼欢聚在那里，颇有欧洲大都市的风范。到了告别的时刻，我如约把哈雅送到火车站，替她买了回程票，一直送她到月台上。当我走出候车大厅，发现卡萨火车站的造型很别致，一头高高翘起，像一只昂首漂浮在水面的白天鹅。等我返回旅店，天色已经暗下来，又一个非洲之夜来临，等待我的将是一个人对一座陌生城市的探究。

　　我想起两年前在南非的港市德班，我下榻的旅店位于印度洋边，那是一个与卡萨远隔万里但却几乎反对称的海滨。我去德班是参加非洲诗歌节，富裕的南非政府出的机票，可我却被告诫白天也不得一个人外出，更别提夜晚的海滨了。返程我在约翰内斯堡转机，甚至从国内部走到国际部都有点害怕。而同样是非洲，在经济稍显落后的摩洛哥，安全却不成问题。

　　更为幸运的是，我在卡萨唯一的夜晚，竟然遭遇到了两场风格不同的婚礼。无论我走进哪一家，主人都会让服务员端出一碟碟小点心，还有各种美酒。虽说五星酒店里的那场婚宴要华贵许多，隔壁大厅里还有肚皮舞专场表演（比我在尼罗河船上看到的毫不逊色），但我还是把更多的时间留在另外一场婚礼上，那里的新郎新娘是一对普通市民。

　　婚礼的前半场与中国的差别不大，许多尊贵的客人用麦克风讲话。区别在于九点以后，没有交杯酒或干杯，婚宴变成了摇摆舞会，甚至那四位穿绛红色衣服的轿夫也没闲着，与轿子上的新娘一起手舞足蹈。周围穿锦缎的宾客欢声雷动，场面甚为动人，人人兴高采烈的，除了新郎。按照当地习俗，他只能在远处的一块台地上默然独坐，观看着这一切。大概为了最幸福的那一刻，那个洞房花烛夜，他必须要忍受最后的孤独。

　　翌日早上醒来，我才想起了那部经典的电影。在南下马拉喀什前，我向侍者打听。他告诉我，虽说当年的故事真的发生在卡萨，电影的主要场景却不是在这里拍摄的。里克酒吧早已不复存在，在原址兴建的豪华酒店里倒有一家名为卡萨布兰卡的酒吧，门外挂着一幅老电影海报，但此酒吧与电影和主人公均毫无关系。事实上，这部由英格丽·褒曼和亨弗莱·鲍嘉主演的奥斯卡最佳影片脚本原本是用来演话剧的，难怪观众无法欣赏到卡萨的海滨风光。

　　在我游历过的名城里，以字母C开头的共有十座，除了卡萨布兰卡，大都市中还有埃及首都开罗、印度古都加尔各答和素有“风城”之誉的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这其中，开罗对于一个游客的感召力是无与伦比的，她也是我抵达的第一座非洲城市。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从世界上最大的撒哈拉沙漠流淌出来的尼罗河水居然是清澈的。需要提醒读者的是，如果你有机会去埃及，最好选择在夏天，因为只有在50度的高温下游览金字塔和斯芬克司，才能真正体会到古埃及文明的伟大和悠远的历史。

　　再来说说芝加哥和加尔各答，后者已在2001年改名Kolkata。这两座城市曾分别以凛冽的寒风和潮湿的闷热迎接我，我在《数字与玫瑰》初版和《美国，天上飞机在飞》里有过描述。前者有着高度现代的文明（西尔斯大厦曾是世界最高建筑），后者有着光辉灿烂的过去（被誉为印度的左岸区）。坦率地承认，我选中卡萨布兰卡时也考虑到了铁道线上几座摩洛哥名城的魅力。特别是南方的马拉喀什和北方的非斯，其中非斯是北非最有文化的城市，两地的阿拉伯人聚居区以及古城梅克内斯均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在我游历过的中小城市里，法国的戛纳作为欧洲电影的圣地，原本是为了抵消战争期间意大利法西斯统治下的威尼斯电影节的影响，后随着柏林电影节的创办又有了新的竞争对手而不断提高和完善，终于一跃成为旧大陆最有影响的电影圣地，同时也为电影艺术诞生地的祖国法兰西赢得了一份尊严。至于阿拉伯人统治时期的西班牙首都科尔多瓦，则是以壮丽的大清真寺、静谧的河流和摩尔人的浴室吸引各国游客。基希纳乌是摩尔多瓦的首都，夹在两个较大的民族之间，既安详又宁静。而在南美洲哥伦比亚，热带雨林中的第三大城市卡利，不仅拥有足球豪门美洲队，也有着“莎莎之都”的美誉。

　　西班牙人既是新大陆的发现者，同时也用一种宽容大度的姿态，保存了信仰不同的入侵者和占领者的遗迹，这一点值得我们尊重。即便在他们的殖民地库斯科，那座印加人的古都，去往马丘比丘的必经之地，也是那样的古香古色。而在后来一次重返非洲时，我到达了几内亚湾的科托努，那是撒哈拉沙漠以南，既参加了一次法语诗歌节，又享受到了一场色彩的盛宴。显而易见，在皮肤黝黑，天气炎热的地方，人们尤其是妇女更适合穿色泽鲜艳的服饰。在科托努的农贸市场里，我拍摄到一幅《年轻的母亲》，她的背上驮着孩子，目光宁静、自然，发辫精致、独到。

　　更让我心仪的是英国的剑桥，我曾有幸在那里访学三个月，并写成一部游记。八个多世纪以来，剑桥一直为全世界的学者所向往，那里风景和建筑优美，尤其是剑河两岸的几所古老的学院，如三一学院、国王学院、王后学院、圣约翰学院。这里既诞生了牛顿、达尔文、麦克斯韦那样的大科学家，又涌现了诗人弥尔顿、经济学家凯恩斯、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等各路英豪。如果有机会在六月来到剑桥，还可以亲眼目睹草莓节的游行和船河的毕业歌（singing on the river），那堪称是青春和学生时代最美好的记忆。

　　以字母C开头的中国城市里，有两座让我特别倾心，那便是巴蜀的重庆和成都，她们分别做过民国陪都和蜀汉国都，以激情和闲淡、美食和美女著称，且与我居住的城市杭州有某种联系。重庆原名恭州，1189年正月，南宋孝宗之子赵淳被封恭王，二月即继承帝位，成为宋光宗，故后来也将恭州改名重庆，意为“双重喜庆”。而成都既是我第一次乘飞机抵达的地方，也是我游历次数最多的西部名城，如今她与杭州同为休闲之都，属于国人的最爱。

　　S 萨拉热窝（Sarajevo）

　　入选理由：欧洲的耶路撒冷，三种对立的宗教并存，拥有多座现成的战争纪念碑。我首次抵达的那个初夏，依然需要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

　　游历时间：2002年夏天、2017年秋天。

　　候选城市：萨尔茨堡（Salzburg）、圣迭戈（San Diego）旧金山(San Francisco)、圣马力诺(San Marino)、圣萨尔瓦多（San Salvador）、圣塔芭芭拉（Santa Barbara）、圣地亚哥(Santiago)、圣保罗(Sao Paulo)、圣彼得堡（Saint Peterburg）、首尔(Seoul)、塞维利亚（Sevilla）、上海、设拉子(Shiraz)、新加坡(Singapore)、斯科普里（Skopje）、索非亚(Sofia)、斯德哥尔摩（Stockholm）、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苏伊士（Suez）、悉尼(Sydney)。

　　以字母S开头的城市不仅众多，且分布极广，我游历过的就遍及六个洲。其中一个原因是“圣”（Saint）这个尊号，它以某种方式与上帝、奥秘、精神力量等既神圣又实在的事物或人相联系，常被用来冠于人名继而地名之前。在世界史上，最早被称为“圣人”的应是周公或孔子，但中国人却一直没有用人名命名城市的习惯。

　　在西方，以“圣”开头的城市比较常见，如美国的圣弗兰西斯科（旧金山）、圣路易斯、圣迭戈、圣何塞、圣塔芭芭拉，俄罗斯的圣彼得堡。不过，“圣”字用得最多的是拉丁人，尤其是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San）、葡萄牙文（Sao），例如，圣萨尔瓦多、圣地亚哥、圣雷莫（诺贝尔谢世地）、圣保罗。即便前面提到的那几座美国城市，也是西班牙人首先占领并命名的。

　　至于其他城市，以字母S开头的原因就不尽相同了。先来看赤道线穿越的新加坡，在梵文里，singa的意思是狮子，而 pore则为城，因此，Singapore就是狮子之城。这个撮尔小国是东南亚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她留给我的好印象包括，机场的候机大厅里栽了许多热带植物，且可以免费拨打本国电话。而最稀奇的则是肉体刑罚--鞭刑，据说是源自英国和英属印度。

　　再来看伊朗的设拉子，她的郊外有丰产的牧场，而shir在古波斯语里的意思是“牛奶”。2500年前，居鲁士大帝在此建立了波斯帝国，后大流士一世又迁都到50公里外的波斯波利斯，成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首都，其遗址属于世界文化遗产。可是，设拉子的雅号却是“诗人和玫瑰花的城市”，那才是我造访她的原因。

　　2002年春天，我正在法国东北部的南锡大学访问。忽然一日，我接到苏黎世诗歌节组委会的邀请，与我的德文翻译托比亚斯夫妇一道，来到风景如画的高山之国瑞士。那以后，我们挥手告别，他们返回汽车城斯图加特，我则乘火车向东，穿过小公国列支敦士登，在莫扎特的故乡萨尔茨堡逗留了唯一的一晚。可惜我找到音乐家故居时，天色已晚，工作人员已经下班了。

　　尔后，我掉头南下，进入前南斯拉夫境内，依次游历了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有一天，我在萨格勒布爬上一辆国际列车，前往硝烟未尽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这个欧洲新国家的面积虽然只有浙江或江苏的一半（人口更不足十分之一），但从北端驶入，穿过塞族人的控制区，摇摇晃晃地走了七、八个小时以后，依然没有到达中部的首都萨拉热窝。

　　两侧尽是低矮的山谷和溪流，间或可见清真寺的尖塔露出村头，黄色的砖墙被绿色的庄稼和杂乱的树木环绕着。车上旅客稀少，仅有的几位也因为语言问题无法交流。黄昏时分，火车终于抵达了目的地。一个严峻的考验随即降临，那会儿我出门旅行是不通过网络或电话预定旅店的，即便去一个从未抵达且没有熟人的国度。

　　很快，乘客们便没了踪影，车站广场上只留下一男一女两个中年人，他们都是来拉旅客投宿的，犹如中国南方某些城市的火车站或旅游风景区。当我发现车站上的游客问讯处已经关门以后（有的话恐怕也不讲英文），只好把目光转向他们俩。那男的落落大方，气质上佳，且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因此一开始我就被他吸引。而那女的只会说点德语，其外貌酷似前网球明星格拉芙，只是脸上皱纹要多许多，且说话行事全然没有一点风度。

　　可是，正当我准备跟那位男士去他的旅店时，格拉芙突然从胯包里掏出一个塑料封皮的笔记本。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已经打开那个笔记本，里面歪歪斜斜地写满了各种语言的文字。原来，这是一本旅客登记簿，我翻到最新的一页，居然有头一天登记的一位日本游客。我旋即转身看着那位男士，他耸了耸肩，眨了眨眼睛，一副不以为然的表情。显然，他身上没有那种本子。

　　在那一瞬间，我做出了选择，决定跟着格拉芙走了。出门在外，我首先考虑的第一要素自然是安全了。我跟着格拉芙搭乘沿着河岸行驶的唯一的有轨电车，去城西她的家。当我听到车头铃铛的声音，两旁的路灯亮了，感觉世界突然温暖了许多。可不，虽然萨拉热窝海拔有点高，毕竟春天已经到了尽头。

　　萨拉热窝位于狭窄的特雷贝维奇山谷，中间有一条叫米利亚茨的河流穿过。附近留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中世纪时，哥特人和斯拉夫人先后来此定居，随着15世纪后期土耳其人的侵入，萨拉热窝发展成为贸易商人和穆斯林文化的堡垒。不过，来自亚德里亚海对岸的商人们也在此建立了拉丁区。因此，至今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仍只有一半，不过由于穆斯林文化的鲜明性，他们的建筑、装饰特别引人瞩目。

　　19世纪中叶，萨拉热窝曾是奥斯曼帝国的行政中心，这一地位在奥匈帝国占领期仍保持不变。因此也成为波斯尼亚人抵抗运动最为活跃的地方。1914年6月28日，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普林西普刺杀了奥匈帝国皇储弗朗兹·斐迪南及其皇妃，从而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是米利亚茨河上的拉丁桥上（此桥又名普林西普桥）。战争结束后，波斯尼亚议会宣布加入南斯拉夫联盟，直到1992年，才再次独立出来。

　　没想到的是，独立不久便爆发了内战。我抵达时，南斯拉夫内战刚结束才两年多，其中最早最久的是克罗地亚战争，最晚最短的是科索沃战争，而最残酷的是波黑战争。波黑四百多万人口中穆斯林占44%，塞尔维亚族占31%，克罗地亚族占17%。穆斯林和克罗地亚族要求举行独立的全民公决，塞尔维亚族坚决反对，后来因为塞族青年的婚礼有人被枪杀而引发内战。结果有约二十八万人死亡，两百多万人沦为难民。

　　尽管如此，我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一部少年时代反复观看的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这部片子讲的是“二战”即将结束时，德国驻巴尔干半岛部队准备撤退，被游击队拦截的故事。当时贝尔格莱德已被苏联红军攻克，从希腊北部城市萨洛尼卡撤退的德军绕经马其顿和波斯尼亚返回德国，途中必须要得到萨拉热窝油库的给养，瓦尔特领导的游击队却没让这个计谋得逞。遗憾的是，这部电影里的镜头并没有对准市容，主演瓦尔特的演员也已经于2016年去世。

　　影片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一群准备投奔解放区的游击队员被“德军”拦截，一名“游击队员”情绪激动地对“德军”说，我是党卫军少尉，你们犯了严重的错误！这名“游击队员”告诉“德军”，他混在真正的游击队中，准备把这些人诱骗至德军所在地，任何人都不准拦截他们。“德军”军官表示，你把我们的人名单列出来，我把游击队员全部逮捕。当“游击队员”把党卫军名单交给德军时，他这样说道：“拿去吧，除了这五个人之外，全是游击队员，你可以枪毙他们！”

　　“少尉先生，我要做的，恰恰相反！”原来，所谓的“德军”是游击队员假扮的，游击队知道内部出了叛徒，故意将计就计，泄露假情报给敌人，而敌人，果然中计！当假扮“德军”的游击队员说出那句“少尉先生，我要做的，恰恰相反！”时，中国观众心里真是太舒坦了！临了，他还说道：“你们到解放区去吧，你们可以唱着歌走，德国人已经下了命令，任何人也不敢阻拦你们的！”

　　遗憾的是，由于正处在战后，百废待兴，且战争的内因并未消除，故而仍保留着联合国维和部队。大街上几乎见不到一个外国游客，自然也难以找到那部我少年时喜欢看的老电影的纪念物。新落成的假日酒店周围保安林立，这座建筑正对着那座现成的“战争纪念碑”，市区难得的一座高楼千疮百孔，可口可乐不失时机的在旁边竖起一座红色的巨型广告牌。

　　说到波黑战争，开始阶段一方是穆斯林和信仰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另一方是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前者要求从前南斯拉夫独立，后者则反对独立。因此，才爆发了一场为时近四年的流血冲突。后来穆克双方闹翻，他们之间也打了起来，这场内战被史学家们认定为“二战”结束以后欧洲最大规模的局部战争。

　　我到达萨拉热窝时，这个国家最著名的人物、前总统卡拉季奇已隐姓埋名。有人说他改头换面行医为生了，原本他就读于萨拉热窝医学院精神病专业。让我意外的是，他还是一位很成就的诗人，出版过不少诗集和小说集。2008年，卡拉季奇在贝尔格莱德被捕，移交海牙军事法庭后，年逾七旬的他于2016年被判处40年监禁。有意思的是，在长达13年的逃亡生涯中，他一共出版了5部诗集和1部剧本，成就了个人传奇。

　　与我逗留过的南美洲安第斯山谷中的是非之地--麦德林相比，萨拉热窝要小得多。事实上，麦德林的人口相当于整个波黑共和国的总和。可是，却由于地处欧洲，更由于历史原因，萨拉热窝知名度极高，一点也不逊色于前南首都贝尔格莱德。以至于1984年，萨拉热窝还成功地举办了第14届冬奥会，那是经济欠发达国家举办的第一次冬奥会。直到三十年以后，俄罗斯的索契才得以举办2014年冬奥会。

　　格拉芙住在一套二居室里，家里只有她和穆斯林的母亲两人，客厅里的两张沙发就成为她的出租床。由于语言不通，我无法知道她的职业。我到达那天，那位日本青年还在，可是由于他不讲英语，我们也无法交流，他属于成千上万孤独的日本旅行者之一。第二天一早，这位日本青年已背起行囊出发了，目的地我已经无法记起，不是波德戈里察（如今的黑山共和国首都），就是普里什蒂纳（不久前宣布独立的科索沃共和国的首府）。

　　日本人走后，我也没再睡着，而是起身在窗台上观察附近的民居。由于宗教和种族之间的冲突，塞族人和穆斯林-克族人分居在两侧山坡上。格拉芙家附近则没有那么明确，她本人是无神论者，而她的母亲是穆斯林，因此这附近也有清真寺，也能听到晨祷的声音。据说在萨拉热窝，汽车站也分成两个，以免引发冲突。

　　我没有在夜晚外出，而是在白天参观了那座著名的石桥--普林西普桥，并去了老城区巴什察尔希亚，那里有一座鸽子广场，广场上有一座奥斯曼帝国时期遗留下来的木制喷泉。我还走进了附近一座建于16世纪的大清真寺，发现地上跪拜着无数穿着讲究的男男女女。他们用怀疑的眼睛看着我这个异乡人，用目光把我驱赶到大厅之外。

　　一天下午，在萨格勒布的一家酒吧里，两个妙龄克族女郎与老板说说笑笑，酒吧里还有一个戴小帽的穆斯林老头。在老板唆使下，女郎亲热地搂着老头，后者一副木然的表情。由此可见，克族人和穆斯林虽是盟友，但他们的关系并不平等。我想起前南斯拉夫总统铁托，他的父亲是克罗地亚人，母亲是斯洛文尼亚人，而他本人又长期在塞族人的地盘闹革命，因此才得到普遍的认可。同时，这也为他死后内战的全面爆发留下祸根。

　　萨拉热窝之旅不仅让我重温了少年时代的一个旧梦，也了解了欧洲的另一面。在堪称欧洲文明发祥地的巴尔干半岛，如今不仅经济落后，且动荡和内乱不止，分裂出越来越多的小国家。在土耳其语里，“巴尔干”的本意是“山脉”，同时它又三面环海，一面靠着两条大河--多瑙河和萨瓦河。可以说，这是一片被蓝色包围的黄土地，等待着再次崛起的时机到来。

　　时光流逝，2014年岁末，在我初次访问十二年之后，萨拉热窝的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波黑语版诗集《回想之翼》，由定居在莫斯科、数度到访中国的克罗地亚作家扎寇从英文转译，封面上印着黑白的西湖船照。在此以前，一部分诗作连同两篇随笔已经刊发在当地的一家文学杂志上，之后我又应邀参加了2017年萨拉热窝诗歌节，那无疑又大大加深了我对这座城市的印象。至此，我与萨拉热窝终于有了某种亲密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轻易消失。

　　萨拉热窝诗歌节创办于1962年，在欧洲仅比邻国马其顿诗歌节晚一年。主要朗诵地点设在波斯尼亚学院，由一座建于1480年的土耳其浴室改建而成，有两个穹顶，外表朴实，内部装饰华丽。用波黑语朗诵我诗歌的是萨拉热窝大学文学院教授内那德·塔诺维奇，他是2000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无人的土地》导演丹尼斯·塔诺维奇的堂兄，这部电影讲述的正是波黑战争。几乎每天晚上朗诵结束以后，我们都会在诗歌节指定的酒吧与当地诗友和志愿者们欢聚。

　　欧洲名城里，我到过的以S字母开头的还有不少，斯德哥尔摩是诺贝尔奖的颁发地和英格丽·褒曼的出生地，萨尔茨堡是音乐之都和莫扎特的故乡，塞维利亚是地理大发现的策源地和佛拉门戈舞的诞生地，我抵达那年刚巧是塞维利亚大学建校500周年，而圣马力诺是历史最悠久的共和国首都，斯特拉斯堡是如今的欧洲议会所在地。此外，我还造访过巴尔干半岛两座容易被人忽视的首都--斯科普里和索非亚。亚非也各有一座，首尔的夜生活趋近于巴黎，只是她与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苏伊士一样，存在着某种变数。

　　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城市，我曾分别在十多个不同的年份造访，其中有四座值得大书特书，她们是旧金山、圣彼得堡、悉尼、上海。遗憾的是，旧金山（尽管她新近出版了我的英文版诗集）因为有了纽约的入选、圣彼得堡我又去得太晚，两者各自引领了新旧文化的时尚。悉尼原本可以作为大洋洲的代表，然而她却美丽得没有缺憾。至于在任何语言里发音都悦耳动听的上海，以及同样吴语浓浓的苏州，原本是我游历次数最多的大、中城市。

　　【责任编辑 张晓红】

　　□蔡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