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河卒子（一）

　　一、北巡

　　1929年秋天从欧洲回来后，陈光甫的日记里就很少看到那些叱咤风云的军政要员们了。他是一个持身谨严的人，明白一个人的历史是由在世时的业绩写就，亦是由文字所塑就，因此不管有多忙碌，每当夜深人静，他总会对一日里所经、所遇、所思予以记录。

　　这些日记有的写在装订成册的本子上，有的就随手涂抹在银行信笺纸上。意态从容时，用毛笔，事多心杂时，就用自来水笔潦草记之。但跟1928年之前不同的是，此后他的日记里虽少了天下大局，却多了交游、读书、行务处置、修身束德等日常记录。他好像是刻意要把政客、将军这些大人物全都驱除出他的世界，而只是埋头一心一意地打造他的金融王国。

　　陈光甫不是一个政治欲望强烈的人，他与政界的关系，向来若即若离。

　　上海银行的同事们把他巡游各地时的日记和讲话经整理后，用铅字排印成册，下发给各地分行和旅行社的职员们，多年来，他的下属就是通过这样的小册子了解总裁层出不穷的新想法。新近编印成册的《视察日记》，记录的是他于1930年底，自上海沿津浦线北上视察华北各地分行及旅行社的情事。

　　此次视察，历时五十天，自津浦而胶济，而平汉，再沿江直下，经行南京、徐州、济南、青岛、天津、北平、郑州、武汉等十城，既为规划行务，也是为查找各地分行是否有贪腐、怠工等问题。上海银行虽是一家现代化的商业银行，管理体系皆取法于外，择人也严，但一个酱缸式的社会里，必不可能人人洁身自好，舞弊案也屡有发生，让陈光甫为之头痛。趁这次视察，给各地分行敲敲警钟，也是他早就想好了的。

　　12月7日从南京出发，到江边乘轮渡至浦口，尔后登上津浦线特别快车，旋由蚌埠、临淮、彭城而至济南、青岛，各地皆小作停留，考察行务及旅行社开展情况，与行员聚谈。此次北巡，同行者有上海银行第二区经理李桐村、四弟翼祖及陶笔勋、徐谢康、张水淇等，皆为行内得力干将。

　　中原大战刚刚结束，一路所经行处，冰雪弥天，战垒荒凉，北方人民皆脸带菜色，令人思之恻然。时下中国，就像一辆老旧的机车，实业家和银行家想把它往建设的轨道上引，政客和军头们为争意气，争地盘，驱使民众去做内战炮灰，这样的国家还会好吗？

　　徐州站下车时，他见车站里难民壅塞，候车时大多席地而坐，过道里、车站广场都躺满了人，门窗皆无，朔风刺骨，非常人所能忍受，心下愀然。中国旅行社徐州分社的胡经理告诉他，现在旅行社只招待持一二等车票的客人，持三等车票的旅客太多，实在是招待无方，只能任由他们餐风饮露，火车总要晚点，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空气中站几个小时是寻常事。陈光甫说，“吾人当以为社会服务之精神，博社会上之信用”，他提议，在火车站附近增设一备有浴室、卧室的大招待所，略备茶水、火炉，使这些风尘劳顿的旅客能喝上一口热水、有一处地方歇脚。

　　他一向把中国旅行社视作各地分行的“先锋队”，乱世之际，民众如羔羊失途，他深信，好的服务，不仅是一种良好的商业行为，亦是一种社会责任。

　　他的得力助手、时任总行副经理兼第一区经理杨介眉，正好在郑州办事，坐陇海线的三等慢车颠簸了十几个小时特来与他相会。他们原计划次日共往新浦，但前去打前站的传来消息说，新浦地方不靖，常有匪徒出没，于是再议行程，决定从济南直接北上。

　　在徐州的几天里，实业界朋友、宝兴面粉厂主杨树诚过访，邀请他前往参观。杨君出身寒微，做过矿工，近年创办面粉厂，引入德国机器，事业蒸蒸日上，正在计划徐州新厂。杨不识字，却性情豪爽，对文化人无比尊崇，几年前，丁文江在大连落魄，输款接济的即是此君。

　　陈光甫素喜结交各路俊彦，也很乐于与这样有事业心的实业界朋友交往。杨君厚道又重情义，平素行事又有一种农民式的质朴，席间听说不数日就是陈光甫生日，他竟于生日前夜悄悄悬彩旗、挂寿幔，布置了寿庆礼堂，想要给陈光甫一个惊喜。陈光甫一早起来，见到布置好的寿堂，又吃惊，又感动。他要求杨君马上把彩幔撤去，说，人生世上，当努力为社会服务，为生日而大吹大擂，张旗击鼓，劳民伤财，实在无谓之至。话是这么说，心下还是感激杨树诚的盛情。

　　杨树诚是个直性子，听了陈光甫批评，也不以为忤，只是呵呵憨笑，把布置了一夜的寿幔彩旗一一撤去了事。又说酒席已备好，陈总务必赏脸。陈光甫见情不可却，只得受之。

　　因明日起，杨、李及四弟等将搭陇海车西去，他率徐、张二人继续北上，分手在即，酒就多了几分。席间，又说到当今新潮流四起，无论办实业，还是做生意，顺之多吉，逆之辄凶。陈光甫说：“所谓生意云者，新意生生不息之谓也。我行做生意，当天天发生新意，方可站住脚跟，一日不进则退，在座各位都要以此自警。”

　　次日一大早，和另一拨人马道过别，陈光甫即和徐、张二人前往火车站。杨树诚已经换下了昨天的华服，换上农民式的粗布褂子，又引得陈光甫好一阵感慨。人须吃得苦中苦，方能苦尽甘来，杨君是一个没多少文化的人，也能够身践之，着实可佩。

　　冬天的太阳出得晚，六时刚过，太阳尚在地平线下，而车站周边的路灯电源已全部切断，一行人只得于黑暗中摸索进站。陈光甫说：“若得延长二十分钟，旅客就省去了摸黑之苦，这种小事情，铁路当局都不思改良，可见吾国服务精神之缺乏，实已深入骨髓，而一般人民，又是如此温顺，可为一叹。”

　　火车亮着前灯，轰隆轰隆地驶进了站。一行人放好行李，靠着车窗看携着大包小包的旅客，心头掠过一丝乱离之感。为祸数月的蒋阎冯中原大战，造成北方数十万人民流离失所，津浦线桥梁路轨，也损坏许多，火车不时要停下来，等前头路险排除后再行。到济南的车程，竟比平时多了一倍还不止。而沿途所经各站，因道路不畅货车缺乏，造成货物堆积如山，更使陈光甫一路嗟叹不已。他一直认为，要扑灭党争的火苗，最切实有效的办法就是消除贫困，人民愈是疲困，则匪盗愈多，种种邪说愈易煽惑，而眼下铁路部门不作为，造成大量农货产口滞阻，不令流通，说严重点，实际上是在间接制造匪盗。

　　济南分行因前番遭军阀石友三横征勒索，不得已收市，不久前才重新开张。济行经理龚祥霖来陪他用早餐，问：“前山东省主席石友三勒派之款五万元，可否于本年盈余中打出？”陈光甫脸有愠色：“此等不幸事，我最不愿听。放出去的款项，宜努力设法收回，万不可存于盈余中打出之念，这是无用人最易做之办法，实为最不合理、最不名誉、最可羞耻之办法。”

　　看到龚愤愤不平之态，他又说：“如此一做，即正式宣告办理无能，虽勒派亦如人力不可抗之灾祸，但事前必须尽力避免，事后必须竭力追还。苟一存打出之心，则不思补救，自处于弱者地位，岂我等所宜为？又放款必须谨慎，发生坏账，最为不幸。”

　　胶济铁路自经战乱，车速如同蜗行，火车从济南开出，开开停停一晚上才到青岛。上海银行尚未在青岛成立分行，仅设一代理处，主任由龚祥霖兼。青岛有铁路之便，又为出海口吞吐重埠，陈光甫有意在此设立分行。一到青岛，他就在龚君陪同下前往走访商会主席、人称本地四大家族之首的巨商丁敬臣先生。事毕，又访中国、交通两行分行，考察太古洋行及英美烟公司。对即将开办的青岛分行，他认为目前代理处的位置不够理想，且与旅行社分隔两处，他吩咐龚祥霖，务必选一门临中山路大道的高敞屋子租赁迁移，只要可以互收相助之效果，多付一点租金也不要紧。

　　晚餐是与行员和旅行社员一起用的。这在陈光甫几乎已成为惯例，一则可以节省时间，省去无谓的宴饮应酬，更重要的是可以增进与行员感情，于轻松的气氛下谈话。龚祥霖办事萎缩，气魄不足，他不想把青岛分行交与此人，共膳时他有心考校，从中简拨有用人材，故而抛出一个问题：“吾等当如何服务社会？”

　　一个叫黄恂伯的行员站起来说：“我等应以和易之态度、平等之精神待客，不论百元之客，一元之客，皆须竭诚接待。”

　　这话让陈光甫大感契合。上海银行确立“服务”宗旨，推出“一元开户”等项目，实源于他在美国所受自由经济思想的熏陶，美国人最初让他懂得了什么叫“服务”。那时他还是沃顿金融商学院的一个穷学生，每周他总要去费城的一家银行提取微薄的十美元的津贴。每次去，那个出纳员总是笑眯眯地对他说：“孩子，你已把钱用完了？现在你不该花得这么多。”他一直说，这是他所接受的第一堂银行服务课程。

　　他对黄恂伯道：“即便没有一元生意之客，亦须恭慎款接，客人来行，此种厚意，已可感谢，何况还有一元钱的生意！今后青岛分行柜台上的事务，即请黄君多加以注意。”

　　日后，他把赏识的黄恂伯提拔为新开张的上海银行青岛分行经理。

　　新业即将开张，心情大好，陈光甫一行在青岛多盘桓了两日，还在龚祥霖、黄恂伯等陪同下游了崂山。

　　崂山在城东七十里外，车子只能开到松树饭店。隆冬时节，山上空气清冽，树石奇秀，一行人缓步行去，遥瞩诸山苍松翠柏，郁若碧云，不由胸襟为之畅净。

　　过了柳树台，山路不平，不可行车，惟见乡人牵载货之驴行过。前往七八里，见一泓清水，穿山石曲折蜿蜒而下，其声清越，最后汇为一湖，清可鉴底，砂粒可数，陈光甫一个南方人，见北地亦有如此秀色，只觉其景只有杭州之九溪十八涧方可比拟，而诸山列峙，背景宏壮，又觉得西湖山水比之，也不过一盆景。

　　一行人越湖而过，至一庙，有老道煮水待客，众人取出所携面包、腊肠分食，只觉味胜平常多多。此行登山，往来三十余里，诸人皆无疲态，都说能够走出城市来吸山林清秀之气，荡涤胸怀，也是人生一乐。

　　沿途所经松树饭店、柳树台，都是德人占据胶州湾后所经营，林木蓊葱，显见得非一朝一夕之功，这又引得陈光甫大发感慨。大好河山，竟成广漠无边不毛之地，究是谁之罪过？天赐佳土，不知治理，就好比荡子得父遗产，但知浪用，不自增值，如此懒惰、不思振作的国民，怎么会不被世人所轻？他忧心忡忡地说，若国人再不抱振作做事之决心，这个国家不亡于武力也会亡于经济，国民不做政治下之奴隶，也一定会成为经济上的奴隶。

　　青岛几日的愉快心情，很快被一则凶讯冲淡了。那是三天后的一个早晨，刚到天津的陈光甫边吃早餐边看报纸，报上登载的一则新闻让他吃惊得瞪大了眼，上海银行董事、前副经理兼旅行社社长朱成章，竟于日前在上海遭暴徒绑架抢劫并被击伤。

　　朱成章是他相交二十年的老友，也是他开办上海银行最早的合伙人之一。出生于安徽泾县的朱成章，留美入读耶鲁大学时曾为孔祥熙同学，获法学士后归国，初任川汉铁路英文秘书，旋调外交部任主事，陈光甫创办上海银行后，于1917年邀聘其为副经理兼储蓄处经理，后来添设旅行部（即中国旅行社前身）也请其打理。

　　两年前，工商部创办国货银行，力邀朱任总经理，陈光甫虽舍不得，但为了国货银行前途，还是支持他去了，只是提出一个要求，要他继续担任本行董事并兼旅行社社长。朱成章学问深博，性情和蔼，从不与人结怨，这样一个温良君子，怎么会不逢天佑，降此鞠凶？陈光甫慌忙去电上海，询问详情。

　　当日下午，留守上海主持行务的杨介眉接连发来两通电报，陈光甫才知出事大概：12月23日晚上，朱成章和爱女润珠坐车回寓时，突遭一伙带枪匪徒拦劫。司机阿毛为朱成章开了多年车，护主心切，当下猛打方向，想要冲出包围圈。匪徒大怒，开枪连击，阿毛中枪立毙，朱和爱女也都受了伤。工部局巡捕闻枪响赶到时，朱已被匪徒劫持而去。

　　待天亮，红十字会医院来电，方知昨夜朱成章被枪匪挟去时，因其腰腹部枪伤过重，流血不止，匪徒将之弃之路旁，是好心人把他送进了医院。杨介眉在电报里说，朱君生命垂危，靠强心针维持着一脉元阳，因其出血过多，目下还不能施行手术把枪弹取出。

　　陈光甫闻此凶耗，惊痛交集。他知朱兄上有老父，家乏恒产，妻病子幼，如果朱真的不治身亡，这一家如之奈何！他骂歹徒心毒，图谋钱财，又何至动枪杀人。又恨自己远在津门，不能到朱兄床前探看。只得祈天佑护，保佑朱兄逢凶化吉安然无恙。

　　几日没有上海电报来，他心存一丝侥幸，或许朱成章尚有生望。圣诞节就要到了，他和朋友逛了街市，也去南开一带看了冰河。津地多洋人，商店和一些人家的居家窗饰上已有彩灯布置，空气中有了一丝若有若无的节日气息。延至12月29日，那时他已到了北平，突然接到上海消息，朱成章已在医院因伤重不治而殒。良友云亡，他对着北平灰扑扑的天空，一时泪坠如雨。

　　去北平的车上，读到报上所载美国银行倒闭风潮，一行人讨论其因和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影响。陈光甫乐观地说，这都是因股票落价、资产缩小而引起，美国的金融根底甚厚，倒闭一批小银行，谅对全球经济不会有大的影响。他不知道，这年冬天在美国爆发的实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随后十年的经济大萧条将使本就脆弱的中国金融业雪上加霜。

　　首都南迁已有年半，金融中心也早已让与上海，陈光甫觉得北平市面虽有沉寂之象，但洗去繁华，反而有了一种坚定朴实的可喜之象。看来随着首都搬迁，把骄奢的官场习气也带走不少。这让陈光甫对即将重新开张的北平分行充满了新的希望。

　　只是北方稳重，自古使然，旧都人民有闲雅雍容之态，却少进取奋斗之心，行员应对顾客，也大多死板面孔，此种通病，也或为旧时礼教所养成，然要革除旧习，也不是一日两日的事。他反思本行的一些做法，专业化程度较之欧美同行，还是不如远甚，以后当常自鞭挞，日谋革新。即以北平分行而言，此地自元明以来，久为都城，宫殿庭园，宏伟壮丽，以旅行社为先导开展业务，实是大有可为，他已经在想着提醒旅行社，把各处名胜编成一游览指南，再聘请英语好又熟习掌故的招待员，总之要用种种服务手段，务使本行在北方生根壮大。

　　心情一好，游兴顿起，这一日是1931年的元旦，风日晴好，陈光甫和友人作北海之游。数九寒天，北海全都冻结了，看到年轻人在湖面上溜冰，陈光甫也不觉跃跃欲试。有一身着红衣少女，脚蹬冰鞋，疾驰于白山绿水间，静寂世界中有如许活泼泼人物，令人胸怀为之一畅。

　　一行人沿岸步行至五龙亭，再从冰面上直往漪澜堂，远望景山，老翠如云，黄亭高耸，与琼岛白塔，遥相映照，积雪未融，苍松翠柏之间，衬以一白色之地，这故都的冬景把一行人都看痴了去。出北海后，再游武英殿、文华殿各处，欣赏历代书画文物，都叹此行不虚。

　　本来还想作西山之行，然大雪阻途，去西山的车都开不了，雪天读书、访友，也算是平常日子里得不着的闲趣。这几日在北平，和朋友谈得最多的是苏俄。此次世界经济危机，对苏俄几无影响，且其农业、工业都有超乎寻常之发展，又一个五年计划也将进行，谈到其国力之增强，朋友用了一个词，“实可惊恐”。苏联人的铁路已经修到了海参崴，就好像巨熊的利爪已经伸向东方，陈光甫担心，日后的北方边境，尤其是东三省和新疆，怕是要直接面临苏俄人武力和经济的侵略了。而国人犹自酣睡如梦，连边境地图都是抄袭日本人的，和朋友一说起，皆连叹“可耻”。

　　北平待了一周后，陈光甫一行又沿平汉铁路南下，计划考察郑州、武汉后，于旧历新年之前坐长江轮回上海。时近年底，平汉铁路乘客拥挤，每有攀登车顶者跌落殒命，所幸他们所乘这一趟，尚有暖气设备，只是车速缓慢，要比中原战事前慢十来个小时。

　　机车的蒸汽声有如老人喘息，随时要断气的模样。从车窗向外望，沿途白雪皑皑，遍于大地，人烟寥落，树木凋枯，偶尔经停的小站，上车的旅客皆有憔悴困乏之色，昔日的燕赵卫郑，都是中原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大战之后，已是满目凄凉。郑州处于平汉、陇海铁路交会点，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一有战事，郑州商民就要受军人劫掠，堆栈房室被军人强占，也不发还，这也是上海银行在郑州不设分行的原因，只在旅行社内派员驻办银行业务。

　　从郑州开往武汉的特别快车，比列车时刻表晚点了一天还不止。这让陈光甫深感郁闷。更恼人的是火车的暖气管冻结了，车行雪国中，窗外寒风丝丝灌入，重裘不暖，睡着的人都会被冻醒。车上的人都骂铁路当局腐败，说坐这趟车真是花钱买苦受。车过一无名小站，停着一辆正在等待交会的列车，没有车顶，即俗称的棚车，人都直立车中，脸色发僵，想是在寒风中站了一通宵，都还没缓过劲来。陈光甫真想知道，这样的火车开了一夜，会不会有人冻毙。

　　又过花园口站，他们下到月台上活动冻麻了的手脚，竟然看到车上的机工卸下油筒，交给路旁等候的人，然后收下一叠子钱。有人说机工卖掉的是节省下来的机油。铁路上竟有如此明目张胆的作弊，把陈光甫看得目瞪口呆。

　　平汉路上所遭的这份罪，让陈光甫心绪大坏。国家破坏得如此厉害，路政糜烂至此，横亘两千余里的平汉铁路上，跑着的几乎全是破车，办铁路的人究竟是干什么吃的？那些主席部长将军们又是干什么吃的？

　　第一区经理杨介眉是武汉本地人，带了人来接站，陪他视察了汉口和武昌两分行，看到两行营业隆盛，可为武汉银行界之翘楚，堆栈所堆棉花，又几乎占上本地棉花存量的半数，他的心情才略微缓和过来。

　　杨介眉设家宴，欢迎总裁一行，还请了汉行一些同事作陪。陈光甫看到在座大多是新面孔，这才想到此地先进行员，好多已调往新建分行担任要职，想到此，心情已转开朗。顾念十余岁即来汉上打拼，昔时每日行于泥泞道路的情状，闭目皆在眼前，虽说这近三十年来，社会无甚进步，但荒地变华厦，泥址成坦途，种种小变终将积成日后的大变。席间他说到一桩二十五年前的旧事，那时他刚随同父亲来到汉口，在一家报关行做学徒工，每天清晨，附近铁厂的放气声一起，父亲就把他叫起床。这些工厂，都是张之洞任总督时创办的实业，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张南皮去世多年，却在湖广大地留下了实业的种子，吾人生此兴新时代，从事金融业，正如怀抱利器者，又岂能罔顾肩头的使命与责任？

　　二、风潮

　　这次为时近两月的巡游，陈光甫所到之处，皆在鼓动全行上下共同振作，一路行来也算不无小获。到1931年6月上海银行迁入新楼，行中气氛又为一振。

　　据陈光甫自称，处于宁波路、北京路、江西路之中央的上海银行新楼，占地八亩余，建筑造价一百十万两，自开工至落成两年有余，诚为本行精神物化之象征。为了使新大楼的一切陈设更加体现本行之服务精神，一切对外营业部门皆设在一楼大厅，管理部门在二楼，他倚为臂膀和“脑外之脑”的调查部则在总经理办公室旁，以便随时就近询问。

　　6月22日，是上海银行搬迁之日。为避免招摇铺张之积习，上海银行这次新屋开幕，未发一张请柬，但各界感于其服务精神，这一日到场贺喜者还是络绎不绝，让陈光甫深为感动。

　　是日晨，总行全体同人四百余人先齐集于总行旧屋，七时三刻，整队鱼贯出旧屋，由陈光甫、庄得之、杨敦甫等领头，过宁波路启门入新屋后，即分头办事。行事如此低调，既省去了一切繁文缛节，尤足表示本行崇实、黜虚之精神，业界为之侧目。

　　陈光甫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回溯余创办此行历十六年，始则旧屋二三间，行员七八人，今则全行同人达九百叁十余人，今日迁入新屋不无今昔之感。创业难，守成尤难，是在吾人今后之努力。”

　　新楼门面富丽堂皇，再加行员热情待客，上海银行业务大增，不久，按着调查部主任资耀华的提议，本埠的九个分行也一一开张，同行虽有眼红，却也无可奈何。但不久后的一场天灾，却让上海银行几乎遭受没顶之灾。

　　欧游归来的头一年，陈光甫目睹中原大战爆发，当时就有国事崩溃、将近末日之感。大战打了近半年，至1930年10月，各方收兵，蒋介石以胜利者的姿态发布《告全国父老书》，各大城市集会庆祝。接下来的半年，虽无大事，社会气氛总觉不安。到1931年下半年，又是天灾人祸接踵而起。他说自己返国后的两年，除了办银行是认真的，其他所说之话、所做之事，“半皆鬼混”，无他，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只能少言少语。

　　就在上海银行迁居新楼后不久，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雨打了个陈光甫措手不及。

　　这场雨，先是起于春夏之交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梅雨，淅沥不断，渐向南方扩展。按往年成例，进入7月，气温抬高，雨季即自然中止，然而这一年非常奇怪的是，不惟长江中下游上空的雨带经久不散，除去东北之外，全中国似乎都在下雨，至7月底，灾区已扩展至十六省，受灾民众达上千万人。似乎连年不息的战乱，都到了天人共怒的地步，要对凡间众生施以薄惩了。

　　陈光甫最为揪心的是长江洪峰何时通过汉口。上海银行在汉口仓库存放着作为押款的几十万担食盐，盐最怕的就是雨淋水浸，一旦仓库进水，后果堪忧。

　　7月27日，《申报》报道了长江、汉水暴涨溢岸的消息。8月2日，汉口丹水池、张公堤子堤相继溃决，汉口全市被淹。至8月15日，江水继续上涨，日租界防堤溃决，汉口发电站被淹，武汉大堤亦溃决，汉阳兵工厂水深已达两丈……

　　灾情触目惊心，水势却还在持续上涨。17日，上海各轮船局接到汉口急电，汉口各轮船公司码头货栈下层全部被水淹没。陈光甫抱着的最后一丝侥幸破灭了，上海银行的几十万担食盐，终于都付之汪洋了。

　　汉口在大水中泡了一个月，市面才渐渐恢复正常。上海银行在汉口大水中遭受损失的消息，上海市面虽有传闻，但未引起大的波动。以上海银行眼下的实力，应付这次损失带来的缺口，应该也不是太吃力。到9月，又连出两件大事。

　　先是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向沈阳北大营发动攻击。这一波的愤怒和恐慌还未过去，9月21日，英国宣布废止金本位，一时引发债券暴跌。有价证券业务利润高，风险也大，陈光甫对之一向持稳健态度，但毕竟也有涉足经营，损失自不可免。于是有眼红的同业乘机造谣，说上海银行汉口损失数百万元，此次债券损失又达两千余万元，马上就要关门歇业。

　　提存风潮自9月22日爆发，持续数日，上海银行门前人头攒动，拥挤不堪，饶是陈光甫素来稳健，对着门前涌动的人潮和一片焦灼的目光，也感到背脊发冷。支付最多的一日，上海银行付出了一千多万元现金。总行的现金准备向来以充足著称，面对如此凶猛的提存势头，金库也掏得快见底了。

　　最早施以援手的是张嘉璈。看到上海银行被提存潮围困，张嘉璈即令中国银行各地分行尽力支持，帮助上海银行在各地的分支机构渡过险境。他还给陈光甫出主意，把刚刚落成的上海银行新大楼作抵押，贷借八十万元，用以应付提存。储户来提存，大多是因为恐慌蔓延，看到从仁记路的中国银行开仓运出的一箱箱现金，源源不断地运往宁波路的上海银行，在柜台和楼道处堆积成一座座小山，摆放在排着长队的提存者面前，人群中嚣动的恐慌终得以稍解，挤兑风潮终得平息。

　　最难的几天里，陈光甫想尽各种办法解套，一向倨傲的他还跑去向帮会兄弟纳礼求援，甚至三年前已经分道扬镳的唐寿民那里，他也亲自登门拜访。

　　此时的唐寿民已辞去交行上海分行经理，专任中央银行常务理事兼业务局局长。自他离开上海银行，与陈光甫的私交已不复存在，但毕竟都在上海的金融圈子里，还是会偶尔碰面。昔日老板上门告急，唐寿民也不能袖手旁观了。

　　唐寿民后来回忆说：“当上海银行提存风潮来临时，陈光甫在某日清晨亲来找我，面上海银行提存危急，不可终日，要求我壮壮他的胆量。我听了他的话后，感到事态严重，为了不使这一风潮扩大，遂当机立断，允由央行尽量支援，请他回行坐镇。”

　　宋子文是央行董事长，对唐寿民不经请示就擅自动用库金十分恼火，趁着有一次从南京到上海，当面质问唐，问他为什么不提交理事会共同商决。唐寿民答：“此次上海银行发生提存风潮，来势凶猛，急如星火，故不及请示办理，至未提出理事会者，深恐事未办而消息透露，即难以善其后，为迅赴时机，故敢冒不韪，我这样做法正是不负使命。”宋子文知道唐寿民行事风格素来异于常人，又喜先斩后奏，也就发作不得。

　　事后有人转述唐寿民回答宋的那番话给他听，陈光甫穆立良久，好半天没说一句话。

　　风潮过后，许多储户把从上海银行提出来的钱转身又存入了外国银行，这让陈光甫深感屈辱，却又无可奈何。这么多年，自己费尽心血培植银行信用，到头来，再好的信用也如流水，这钱竟都势利地要往高处去走。

　　三、暗流

　　随后到来的1932年，岁在壬申，用陈光甫的说法是“正乃国家多事之秋”。先是开年初“一二八”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再是淞沪停战协定谈判、国联调查代表团来华、上海虹口公园爆炸案、废止内战大同盟会成立，身在上海的陈光甫都一一亲历。

　　3月14日，淞沪战事停火不久，以英国人李顿勋爵为团长的国联调查团抵达上海，陈光甫作为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交际组主任，参与了接待工作。这是一个以新闻界、金融实业界人士为主的民间组织，怕事务过多，他带了总行襄理邹秉文一同参与。

　　中方作为首席代表参加淞沪停战谈判的是时任外交部长顾维钧。为了表示对国际代表团的尊崇，让他们在谈判桌上多为中国说话，这个老资格的外交家发起了一次茶会招待贵客，出面的主人是孔祥熙的夫人宋霭龄和宋子文的夫人张乐怡。

　　是夜，贵宾如云，两位女主人皆长袖善舞，音乐、舞曲和西式甜点让客人们都微醺了。一直忙着招待外宾的邹秉文报告说，国际代表团提出要与上海实业金融界和市民维持会的代表谈话，最好先排出一个名单，有人提议让《申报》老总、市民维持会长史量才去。陈光甫以为史并非合适人选，但这一年多来他锋芒渐藏，并没有把想着的这些话说出。

　　茶会后，贝祖诒与他说的一番话却让他着实懊恼了起来。如果贝祖诒说的属实，他在与宋子文的对抗中是越来越落单了。

　　他与宋子文的关系一向不睦，两人都是留美生，又从事金融业，关系却一直形同水火。当时宋子文组建中央银行，他勉为出任董事，但对宋子文以财政部长的身份兼央行总裁他一向是反对的，认为这涉足以大吃小，不利于中小银行的发展。孙科内阁倒台后，黄汉梁辞去财长，陈光甫即与李铭、徐寄庼、贝祖诒等决定退出中央银行理监事名单，并约定一致行动。陈光甫很快寄出了辞职信，宋子文函复挽留，任命状照旧寄来，陈光甫接到后，用快邮代电重申前议。

　　但从贝祖诒这天的话来看，他们几个人的步调并不一致，李、徐、贝三人根本就没有辞职。

　　贝祖诒说，宋子文昨天来了上海，神色很不安，找李铭谈，嘱其勿辞。李铭对宋说，此事须问淞荪。贝祖诒问陈光甫，这事到底该如何办？

　　陈光甫已经看出贝不想辞，就说：你照你的决心做事。

　　不想贝祖诒这样回答他：如此还是辞。

　　贝祖诒此时任中国银行外汇部主任。中国银行新设董事长一职后，李铭已由浙江实业银行调到中行任董事长，并兼任上海银行同业公会主席，他们的退缩，自可看作是明哲保身，不想与政府方面闹得太僵，不想与宋子文结怨。让陈光甫暗自生气的是，李馥荪他们这样做事也太无担当了。都是相处近二十年的朋友，商量好的事，怎么临到头却丝毫没了担当？

　　他想到一星期前，市民维持会开会，唐寿民对自己说的一番话。虽然唐寿民已算是宋子文的人了，那番话却是明显向着他的，说是通风报信也毫不为过。

　　唐寿民劝他，李馥荪现在一心想着与宋恢复感情，中央辞职事，怎么会坚决呢，今打电话，他还说此事要问光甫，你又何必做对头，他人都不这样啊。

　　当时陈光甫听了心下黯然，好久无语，只搪塞说，我与汉梁交情太深（黄汉梁曾任上海银行国外汇兑处主任），不得不辞。实际上他也知道这辩白有多无力。唐寿民说，他会再向宋子文善言疏通，以免再有误会。

　　自提存风潮后，他与唐寿民的关系大有改观，他相信唐寿民说那些话纯出于好意，不忍看着他被单独抛出。

　　各人肚里一本账，趋利避害本是人之天性，外人看来和气一团的上海金融界，实也是暗流丛生，步调不一。贝祖诒说那番话，难保不是奉了其他几人之命来试探自己的。贝信誓旦旦的表白，可能也是怕他下不来台，也当不得真的。看开了这一层，他有了主意，第二天与贝祖诒见面时，他说有几句话请带给馥荪，如果是为了顾全与宋子文的感情，不至闹僵，以防其对中国银行有不利之事，这也算是为公牺牲，切勿以为前后不一，现值乱世之秋，吾人皆应在大处着眼，不拘小节。

　　贝祖诒答应一定转达，又问自己该怎么办？陈光甫说，仍照旧复职。贝神色一松，又问，辉德兄何以自处？陈光甫答：彼此立场不同，我始终反对财部兼中央银行总裁，又，我与汉梁交情深切，自愿辞职，与他人无干。

　　几天后，中国银行开董东会，陈光甫与贝祖诒又见面了。贝祖诒说了张嘉璈的意见，说中央辞职事，公权主张“搁起”，叫馥荪对子文说，将来我们大家皆要来，此时不要太急云云。他笑了。这个张公权，这叫什么办法？散会时，李铭也特意和他走在一处，悄声说，中央银行事已有办法，你们三人一致慢慢地复职，后知失言，脸色赧然，连忙改口说四人。陈光甫知他性急说错，只是笑笑。

　　不管多忙，他基本上是下午在行办公，一日下午，杨介眉来他办公室，汇报完行务后，又特意多坐了一会。他问杨介眉还有什么事。杨介眉说，今天上午，唐寿民来找了我和杨敦甫，我们在敦甫家中谈话。他知道又是为中央银行辞职的事，就静静地听着。杨介眉说，唐寿民谈及宋子文嘱其劝光甫勿辞中央理事，我和敦甫都告诉他，光甫实因中央办法与其意思不合，才提出要辞，对于宋个人并无意见，对于张、李、贝诸人，亦无连带关系。

　　陈光甫说，你们答得很好。

　　杨介眉说，寿民说的一些话，我都记下来了，寿民云，光甫处现在时代，亦是一代人物，吾辈应保全其人格，对于中央银行，如果以宗旨不合，即可直言，或迳往见宋，告以辞职实因上海银行事忙之故，对于个人声明毫无意见，对于他人亦无连带关系，方为光明磊落，不可被人利用。

　　陈光甫心下不悦。让我去找宋子文，亏他说得出来，他以为所有人都得了软骨病吗？却不露声色，问道，这个唐寿民，他还说了什么？

　　“寿民又言，前晤宋时，谈及光甫事，曾解释云，宋疑光甫与他有意见，渠以为决无之事，光甫办光甫的银行，不一定要财政部帮忙，宋为部长，亦不必要光甫帮忙，彼此既无私怨，何至有意见？宋云，汝谓光甫对余无意见，光甫对汝亦未见要好，闻前上海银行之挤兑，光甫向人言系由于中央一次支出现银七十万两（元）之故。寿民答以上海银行被挤之时，渠与光甫时时见面，中央何曾有支出巨款之事，光甫亦何能有此言？” （《陈光甫日记》，1932年3月21日。日记原文标注，此段文字系杨介眉代记。）

　　“这么说，他倒是在为我说话了？”他对唐寿民的恶感不是那么容易驱除干净的。

　　杨介眉说，寿民说此事显见得背后有挑拨是非之人，故请光甫格外注意，以防吃了暗亏，这么看来，寿民还算是个有良心的人。

　　两天后，市民维持会派出与国际代表团谈话的银行实业界代表四人，来到了和平饭店北楼的华懋饭店，他们是陈光甫、张嘉璈、李铭和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兼总经理徐新六。

　　陈光甫想到杨介眉那天说的“挑拨是非”之人，张、李系相交多年的旧友，徐虽接触不多，也是品行端方的君子，这些人都不像是会做出挑拨离间之事的小人。那么谁会做出这样的事呢？真是想破脑子也想不出来。或许根本就是捕风捉影子虚乌有之事，一切都起于宋子文对自己的恶感，故处处设绊、刁难。与宋子文嫌隙已久，怕是怎么也弥合不拢了。

　　5月间还有一事，忽一日，宋子安持着不久前刚去世的其母倪桂珍的存折来行提款。宋老太太是本行开办至今的老存户，又兼身份特殊，陈光甫郑重其事地把此事写入了日记：“宋太太为本行老存户之一，生前存有定期款项洋四万元、银三万一千九百九十两，均已陆续到期，本月十五日其子子安持存折来晤敦甫，欲如数提去，本行当即给予英文本票二纸，一为洋四万二千四百元，一为银三万三千二百六十九两四钱五，均用子安抬头。翌日大通银行来收，因悉该项存款已存入外商银行矣。”

　　本年淞沪战事初起时，李铭、贝祖诒、徐新六三人同访汇丰银行，曾与经理亨齐曼有约，外商银行在此危难时期不收华人存款。宋家这一转移存款之事，让陈光甫大感不满，私底下发牢骚说：“窃思华人对于本国金融不知爱护维持，又何能苛责外商银行之言行不相顾哉？”

　　这几年，面对宋子文的历次作梗，陈光甫真有相煎何急之感。也许，自从他出任苏、沪财委会主任帮助北伐军筹饷的那天起，他与宋子文的梁子就结下了。他反对宋以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职，还闹着要辞去央行董事，更使宋视之为银行家中的“刺儿头”。反思这几年与宋子文暗里的争斗，他不无悲哀地发现，每一次，自己都落在了下风。站在宋子文的角度，对他屡施打压，或许是一时瑜亮的阴暗心理作祟，但让他更觉可怕的，是宋子文炽盛的权力欲。

　　1933年10月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长后，便假手全国经济委员会，经营中国建设银公司，投资控股了许多企业。宋氏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后，对那些有抵押贷款又不能按期归还的企业，更是实施鲸吞。荣氏兄弟的“申新” 纺织公司七厂首当其冲。

　　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创办的“申新”，是当时最大的棉纺织企业，最鼎盛时下设九个分厂，职工达三万人。因长江水灾和淞沪战事影响，再加全球性经济萧条导致纱厂产品销路锐减，到1934年底，“申新”欠英商汇丰银行的二百万元借款无力偿还，“申新”七厂面临被拍卖。荣氏兄弟束手无策，不得不向其另两个大债主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求救，还请求他们向政府高层说项，“商请中央银行垫款”。

　　陈光甫作为第二债权人，认为“申新”虽困难重重，但还未到资不抵债的地步，主张组织银团对之进行经营管理。宋子文却想来个趁火打劫，以“整理”为名，将之“收归国有”。宋子文的如意算盘是先拿下“申新”，然后发行公司债券偿还债务，并把“申新”的银行借款利率由一分减为五厘。这一来中国银行是轻松了，对“申新”借款最多的上海银行却要蒙受巨大损失。上海银行当然不干，陈光甫让人转告宋子文：“或者把上海银行借给申新的款项转给中国银行，中国银行是发行银行，问题不大，我行就承担不了。”

　　荣宗敬还找了唐寿民，请交通银行出面帮“申新”度过这一坎。唐寿民在上海金融界一向被视作宋派人马，这一次没有听宋子文的。唐的脾气是对于强者处处不饶人，对于弱者却总抱同情，他派人调查后发现，“申新”只是资金周转不灵才暂时发生困难，于是告诉荣氏兄弟，“申新”所欠各行押款，如果各行无意继续，则交通银行愿意接做。这句话救了荣家，“申新”拍卖的事遂搁置。日后，唐寿民因附逆案发落难，荣家顾念旧情还不时接济他，此是后话不提。

　　再一件招致宋子文强烈不满的，是陈光甫联合李铭、徐新六等上海银行家试图成立不动产抵押银行一事。

　　1935年下半年起，由于美国大量收购白银，致使世界市场行情看涨，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银根趋紧，物价下跌，一时造成经济大面积萎缩，经济学家和金融业内外人士皆感到必须尽快改革币制，废除银本位，实行汇兑本位。1935年11月3日晚，国民政府连夜宣布实行法币政策，规定完全禁止银元及一切硬辅币的流通使用，除了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外，任何银行都不得发行钞票。此令一出，国家银行垄断了货币发行权，银钱业的最后信用直接依赖于国家银行，使各商业银行银根趋紧，地盘越来越小。

　　掌控了中国银行大权的宋子文想要对各家私营银行各个击破，一时也很难下手，各大私营银行也都心存危惧，深感朝不保夕。上海的银行家们想联手成立一个规模巨大的不动产抵押银行，目的在于另辟途径，以各银行不动产作抵押发行债券，把死资产变为活资产，以缓解银根收紧、业务萎缩的困难。于是陈光甫与李铭、徐新六等人商量停当，一是派资耀华前往东京，把日本劝业银行用不动产发行债券那一整套办法弄来，一是以上海银行公会的名义向财政部及中央银行申请注册立案。

　　1936年初，资耀华来到日本，在劝业银行顺利取到了相关资料。当他前往京都帝国大学探访学友时，老同学对他在这个时候出现不胜惊讶。说你怎么这个时候还来日本，日本军阀已准备大举侵略中国，这不是今年、明年的事，而是今天或明天的事了。资耀华这才意识到有点不大对劲，距上次来日本才相隔四年，但变化真是极大，以前军人很少上街走动，也不带武器，这次则时常看到全副武装、高视阔步的军人。他赶紧从京都回到东京，准备即刻回国。

　　一到东京的旅店，上海已有电报发来，要他立刻中止调查，即刻回国。他还以为国内已经知悉了大战即将爆发的消息。一回到上海，才知道根本不是那回事。原来，陈光甫、李铭等人兴兴头头向财政部及中央银行申请注册立案时，财政部却提出，立案不成问题，但有一个条件，必须由宋子良担任不动产抵押银行总经理。此举等于扼住了其他各商业银行的咽喉，将各大银行赖以生存的命脉即不动产一股脑儿捆起来送上祭台，任由宋子文宰割。故此，陈光甫等人无奈撤回了申请登记。

　　这年初，陈光甫按惯例沿津浦线北上视察上海银行徐州、济南、天津分行时，还曾受到过一次蓄意阻挠。他刚到徐州，即接到上海总行发来密电，称有人在上海、南京散布消息，说他此行的目的是联络韩复渠、宋哲元，有政治企图。种种迹象表明，谣言的幕后指使者是宋子文。陈光甫又惊又怕，遂取消计划中的济南、天津之行，改在徐州与两地分行经理面商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