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像（二）

　　他的喊叫引起了我的注意。若是往常，我会条件反射般回答一句：到！但这并不是在我的阵营，而是在一个不知名的河滩上的阵亡者的阵营里，这里像一处灵堂，又像一所地狱。对名字的喊叫声此起彼伏，却很难听到被呼唤者的回应。

　　那人仍旧在原地站着，端详着那张白纸。他歪着头，看得津津有味、又异常惋惜的样子。在他随手将那张纸丢弃之后，一阵冷风将其吹到我的脚下。我捡起了它。是一张素描纸。是一个人的肖像--我这才从恍惚的状态中彻底清醒过来。

　　我快步追上了他，将他从背后拽住。经过一番解释，这个懵懂的家伙带我去指认。那具尸体正要被人抬走，一袭白绫虽遮盖全身，但他胸部以上的位置，却在门板上有一段明显缺失。我要他重新指认这张素描纸出自死者的哪一个口袋。白绫掀开，他明确无误指认了棉衣下摆左侧的一个口袋。我无意间瞟了一眼死者的颈部，见肩膀以上的部位全部缺失，脖颈的断裂处，残存着如胶皮一样参差不齐的茬口。巨大的悲恸令我泣不成声。我接下来的举动，让周围所有人都感到了迷惑。

　　我将那张一尘不染的素描纸拼贴在他的尸体上。他被描摹的面部与身体的比例恰成正比。脖颈的断裂处虽使整张画作显得偏平，但我娴熟的笔法仍旧成全了他身体的全貌。炭笔粗浅的线条此刻有了再造的魔力，复原了他硕大的头颅；刚刚冒出的发茬，像拱出泥土的寸草；凸脑门在光线的作用下显得异常饱满、细小的眼睛阖动，鼻头喷出粗重的呼吸。他的那张微翘的厚嘴唇，不止暴露了性格中的执拗，却又恰好体现出他性情憨厚的一面--几天前我的一个任性举动，无意间成全了一位名叫做“杨栓旺”的年轻士兵的音容，以及他在人世间难能再现的笑貌。

　　我阻止别人将他的尸体抬走，态度异常粗暴。我喊叫着：他叫杨栓旺，是三营的战士。我认识他。他得单独下葬，也该和他三营的战友葬在一起。

　　一位穿黑棉衣的老人赶了过来。

　　他捡起那张肖像，端在手上眯眼看着，确凿无疑说：对！这就是栓旺，我们村的栓旺。他娘在找他哩……小同志，见过我孙子满囤没有？他和栓旺一块出去当兵，你认识栓旺，应该也认识我家满囤……小同志，求求你，帮帮我吧。我都找了我孙子快一整天了，可就是找不到他。呜呜，我的孙子呦，满囤，你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你这是想难为死爷爷呀！

　　追悼大会的会址选在一处撂荒的田畴里。

　　因要布置会场，我便要和其他同志一块早早起来，赶到会场上去。天地间泛起寒霜。霜白使村庄与道路像被炭笔描画。出了村子，便见偌大田畴上，好像铺了一张经遭涂抹的白纸，那些晚稻的稻茬与长在田埂上的枯草，似一种哀伤的点缀，使将要召开的这场追掉会，注定会笼罩在一种悲怆与肃穆的氛围之中。它其实更符合了我们这些组织者的心境--在经历过一番心灵的巨大怆痛之后，我们和那些阵亡者家属一样，同样需要一种形式，来获得心灵上的抚慰。

　　从很远的地方，便可见会场方向亮着点点火光。走近了看，见偌大田畴里，乌压压涌满了人，他们或蹲或站，以单个和数个为单位，身前拢一堆火。有当地同志悄声告诉我：这是人们在烧冥纸。此地有一个风俗，凡有人殁了，一村子的人，都要来烧几刀纸钱……我从未见过如此浩大的悼念亡人的场面。点点火光密如繁星，又像东方天幕上隐去的星辰坠落于此。人们低俯身子，小心呵护，橙红火光星点如豆，却串连起一朵巨大莲花的形状。有人不时会发出一声哀泣，而等众多声音汇集起来时，瞬间变为一种潮汐般的涌动。更多人受了感染，失声痛哭。排山倒海般的哭声压过来，令人错愕。就连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一边忙着手中的工作，也不禁跟着痛哭失声起来。

　　主席台是昨天便搭好的。大部分工作也已准备停当。作为一名会写毛笔字的人，我会同其他几位同志，昨夜熬了个通宵，这才将阵亡者的姓名抄录在一张张白纸上……此时我们所要做的工作，便是要将会场精心布置起来。天光放亮。哭声消隐。那些伏在霜地里哭泣过的人们，或已释放了心中的悲伤，他们脸上换做了一副平静的表情，或蹲或站。有人开始走动，对我们布置的会场指指点点，眼里是一副好奇的神色。太阳升起来。有人从更远的地方赶来，布满寒霜的大地上，留下他们踩踏出的脚印。

　　整个主席台，用一匹巨幅白绫覆盖。后台摆满花圈。花圈上方位置，缀一个大大的“奠”字。前台上方，挂一条用黑纱扯就的横幅，上写“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几个大字。台前两侧挂有竖幅，一幅是：浴血奋战，歼灭顽敌。一幅是：英雄壮烈，万古留名。主席台布置得虽庄重异常，规模却小了许多--这也正是我们的有意为之，为的是要突出搭建在主席台前的“灵台”--灵台采纳当地人士建议，迎合了本地朝拜亡灵的一种风俗。我们双方配合，制作了这个巨型的木质结构。基座足有数米，一层一层次第收缩，收束成一尊宝塔的形状。每一层都留有足够位置，用以摆放阵亡者的灵牌。当然是连级以上军官的牌位，上面写有他们的名字与官阶。而那些普通士兵的名字，则被抄录在整张大纸上，白纸黑字，组成一面纸墙。

　　空地上涌入越来越多的老乡。大致能猜出他们各自的身份：那些呆呆站在空地中央的人，脸上虽有悲恸，却间杂有更多好奇，他们是来这里瞧热闹的。而那些在“灵台”与“纸墙”前驻足徘徊的人，才会是阵亡者的家属。一些暂未得到确切消息的家属，他们的脸上鲜有悲恸，却隐伏着一丝焦虑，全神贯注在密密麻麻的字纸之间。看到一个似曾相识的名字，倏然停步，身子几乎贴在纸墙上。有眼力不及的，伸出手，按住一个名字，好像那名字成了会飞的灵物，一不小心，便会湮灭于浩如烟海的名字里；又像被找寻者是一个乖巧懂事的孩子，怕引亲人伤心，他们便要尽力躲避，藏到昔日战友的身后……有人蠕动着嘴唇，将一些阵亡者的姓名反复默念。更有那不识字的妇人，在“字”的偏旁部首间探察到亲人的踪迹，（她只是觉得那字生得极像而已）便拉一个识字的人过来，帮她辨认。识字的人小声将名字读出来，妇人先是错愕，而后抹着眼睛，脸上却变得平静下来。叹口气，摇晃着身子，走进空地里观望的人群中，和别人哀伤而落寞地说着什么--这样你便知道，她终是将她的亲人找到了。

　　在等待主持会议的首长从营地赶来的那段时间，我们有了短暂的闲暇。

　　阳光逐渐刺目。我坐在一张凳子上，微皱眉头，哭红过的眼睛并不适应太阳的斜射。乱糟糟的人群在我面前显得迷离而恍惚。当三辆军用吉普缓缓停在会场前方，首长莅临会场。更多人的注意力被吸引过去。在忽然散开的疏落人流中，我忽然发现有三位老乡在我前面不远处驻足。他们没有被会场上的骚动吸引，而是逆着人们的目光，凝神朝我这边打量，并窃窃私语着什么。

　　其中一位我认得出来--正是前天在河滩上处理尸体时，证明了“杨栓旺”身份的那位老头。他用手指着我，将嘴凑在一位妇人耳边。而这位妇人，我从未见过。见她四十出头的年纪，一身簇新的青布衫裤，衬着干练而精壮的身材。头上的发髻梳得油光锃亮。黄白面色，厚嘴唇黑得发紫，半露着烟黄的牙齿。妇人身边，是一位十八九岁的姑娘，面庞粉白，额前留齐眉刘海，穿一身家织土布做的棉衣。不知是棉衣肥大，还是因她本人长得过于丰腴，总归给人一种又白又胖的印象。她怀抱一样东西，抱得拘谨而端正。

　　我怔怔站起来，出于礼貌，冲老头打了声招呼。

　　老头与妇人再次耳语一番，三人这才径直朝我走来。妇人与姑娘在前，脸上皆有怨色。老头则迟疑着，磨磨怵怵跟在后面。

　　当那妇人几步跨到我面前，抬起手臂，指着姑娘怀中的东西，声音嘶哑质问我时，我并不知道接下来，将会有怎样的事情在我身上发生。

　　这是你给我家栓旺画的？

　　她的质问令我感到来者不善。转头去看，见仅是一件用黑纱罩住的物件而已。虽然尴尬，却仍是努力冲她笑了一笑。

　　妇人扭头，这才发现那物件被黑布罩着。顺势抬手，“刷”一下将黑布扯下来。

　　就这样，那张宽度为393mm、长度为545mm的4开素描纸，那张绘有士兵杨栓旺肖像的画作，便再次映入我的眼帘。只不过它此刻被一副涂了黑漆的木框框住，一块玻璃镜面，压平了折叠的印痕并遮蔽了肮脏的污迹，使其更显端庄，具备了一张“遗像”该有的肃穆与庄严。

　　看着这幅肖像，一时间我百感交集。想到若不是我画了它，说不定杨栓旺，便成了一位不具名的“烈士”。他孤苦无依，埋在另一位阵亡者的碑牌之下。虽离家乡咫尺之遥，却无法领受亲人的祭拜。想不到我无意间的一个任性举动，倒为他在人世间留下最后的印迹，这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我的眼中瞬间聚起泪水。巨大的哀痛再次侵蚀了我。怔怔点头间，实在想不出该怎样开口，来安慰面前这位悲伤的母亲--想必她便是杨栓旺的母亲了。当我再次将目光投向那位怀抱遗像的姑娘时，倏忽想起在战壕里给杨栓旺作画时，说过的那番话--为他们画一张结婚照的愿望，看来此生再不能实现。

　　会场那边传来洪亮而低沉的喊话声。追掉大会即将开始。在我扭脸望向那一侧的时候，不想那妇人竟抡圆了巴掌，将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掴在我的脸上。

　　我被打蒙了，捂着辣疼的脸，抬头看着妇人。见她比我还高了半头，蒲扇似的巴掌扬着，跨前一步，伸手薅住我的前胸。我硬挺挺立着，不禁惊问：大娘，怎么了，你为啥打我？

　　妇人不答，一边劈头盖脸将我痛打，一边啼哭着怒骂：谁家的小王八羔子，都是你干的好事！难怪前几天我的右眼老是跳个不停，乌鸦停在我家门口的槐树上叫，原来，原来是你把我家栓旺咒死了呀……

　　我的大脑尚算清醒，却完全没有办法开口申辩。只顾双手抱头，一边躲闪，一边嘴里发出求助般的呼叫。我的呼叫不仅引来老乡的围观，也引起我的同志的注意。负责协调工作的老黄迅速跑过来，一把推开妇人，厉声问：老乡，你怎么欺负自己的同志？他犯了什么错？你这么狠心打他！

　　妇人此时已哭得背过气去，身子顺势仰倒在地，由那老头抱着，双手痉挛，口吐白沫。姑娘单膝跪在她身前，怀抱那幅遗像，此刻抬头，用怨愤的声音喊道：他把我家……杨栓旺，给咒死了。

　　老黄和我、众人都很惊讶。他怎么把杨栓旺咒死了？老黄代我发问。

　　妇人缓过气来，从地上挣起，像一头被麻醉了的母狮，迈着摇摇晃晃的步子，再次朝我扑来。因双方都有人护着，她的愤怒一时无从发泄，便口无遮拦咒骂起来。老黄一边护着我，一边低声劝告：可能是因为亲人阵亡，一时间难以接受，犯癔症了。不管她怎么样，不管你受了多大委屈，你也不能动，更不能和她交口。记住你是军人，不能和普通百姓一个素质……真要做错了什么，该道歉道歉……追悼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真要把事情闹大，你我可是要吃不了兜着走。

　　我看着那位愤怒的妇人，想到她出离的情绪，或许与那张“画像”有关。却实在想不明白，我为她的儿子画了一张肖像，她却为何要这般对我？一时间我委屈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却极力忍住，不让自己哭出声来。越来越多的群众朝这边围拢。老黄怕场面失控，扰乱会场，挥手高喊：散开，大家都散开……这位大嫂，没啥大不了的吧？事儿再大也不该这么闹腾，你该知道今天的追悼会有多重要！况且他还是个孩子，你这么大年纪了，吃的盐比他吃的饭多，跨的桥比他走过的路长，即便他犯了天大的错，你也不该跟他一般见识！

　　老黄的劝说，带有偏向于我的口气，因此惹火上身，妇人将她的怒气，一股脑转嫁到老黄身上：呦！这位同志，你看上去虽是个干部，原来这么狗眼看人低！在你眼里，我就是一个不知好歹的浑人？他是个孩子，别人家的孩子就不是孩子？他娘是人，我就不是人？他娘倒还有他这么个“作奸使坏”的孩子，我家栓旺老实又厚道，可我这做娘的，再也看不到我家栓旺喽……

　　她的咒骂听来饶舌，却令我极为气愤。她不该提到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在我八岁时便离开了人世，她不该提到她。我暴躁的脾气险些发作起来。若不是平日在队伍上受到纪律的严格管束，我真要好好质问她一番。

　　老头站出来。他或许怕把事情闹大，脸上是一种极其为难的神色。先是劝说妇人几句。妇人不从，遂被他强行拽走。更多围观的老乡凑过来，七嘴八舌说：这不是杨村的杨媒婆吗？听说她儿子殁了？儿子殁了也不能打自己的同志啊！撒泼卖疯的，你看这位小同志多可怜。他还是个孩子嘛！若是她自己的孩子，她就舍不得这样打了！

　　他们的评说令我更加委屈，泪水不禁扑簌簌从眼里滚落下来。

　　老头转回来。看来他有话要说。看我几眼，表情虽尴尬，却难掩心里的怨气。或许他不想再度使我感到难堪，便把老黄拽近身前，对妇人的冒犯小声做了一番解释。但他说出来的话，却被大家都听到了。

　　我瞬间如遭雷击。

　　哎呀！你这孩子，咋能做下这样的事呢！

　　老头的话亦引起老乡们的愤怒，他们不再对我施与同情，转而纷纷谴责着我：难道你不知道，不该给“活人”画像吗？你这孩子！只有人死了才能画像！你这样做，难怪栓旺就殁了，难怪他娘就来找你的麻烦。要不是看在部队的面子上，你会被活活打死的！

　　淤积在我心里的愤怒和委屈荡然无存。在这酷寒冬日里，一盆冷水兜头浇下。不仅令我感到错愕和惊讶，一种从未有过的害怕与恐慌，利齿一样啮咬着我--想不到，我的一个不经意间任性的举动，原来会是一个如此严重而恶毒的错误，恶毒得就像一个诅咒。它迎合了流传在当地的一个充满禁忌的说法：对“活人”的每一笔勾勒，其实都是对他魂魄的摄取。从而他的肉身将不能在人世间存活，只能留存在苍白的纸页之间……联想到我在战壕里提出那个任性举动时，杨栓旺并不是心甘情愿。他只是慑于谭武昌的威严，不得不答应下来。因此才会和谭武昌提出那个讨价还价的条件--他坐在大战开始前的战壕里，坐在我的对面，任我一笔一笔勾勒，想着他家乡流传的画像会摄走他的魂魄的说法，不知会不会感到恐惧。他或许太过想念他的母亲，更为惦记他未过门的媳妇。他只是非常地想念和惦记她们。却在我恶毒的举动、以及一发更为恶毒的炮弹的操控下，今生再不能如愿。

　　看着我面如死灰的表情，老黄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只能不痛不痒地安抚着那些情绪激动的老乡们：好，好好！乡亲们，你们放心好了，这位小同志犯的错误，我会向部队首长及时汇报，酌情处理，到时候再通知你们。

　　好在，追掉会就在这时候开始了。

　　我闷坐在主席台侧后方的一个角落，恨不能立刻躲回到我的营地去。但此时未接到组织上的任何处理意见，逃回营地，只会遭受加倍的责罚。首长沉痛的讲话以及会场上的沉默，包裹着巨大的哀恸。处在这种氛围里的人们，他们是一个整体，却单独将我排除在外。随着首长讲话声音的越发洪亮，他陈述了当前战局的形式，以及我们将要迎来的一场更大的胜利，整个会场为之沸腾。鼓掌声、口号声，海潮一般在空荡的田地里回荡，却仍旧不能将我覆盖--我仍被排除在外。片刻安静之后，一位操东北口音的领导上台，开始给到场的烈属颁发烈士证书。随着一声一声沉痛而有力的宣告，还可听见来自于台下的人们，发出的一波又一波欣慰与唏嘘并杂的感叹。在这项庄重的仪式结束之后，又有操淮北口音的领导上台，情绪激昂地做着征兵前的动员报告，再次将台下的气氛推至高潮。

　　阳光渐渐晒暖我冰凉的身子，但愧责的情绪仍旧困扰着我。会场上的每一丝波动，都会牵扯到我脆弱的神经。昨晚熬了一夜，困倦此刻漫卷上来。刚一闭眼，却又立马打个激灵醒来。我不敢睡，等待着降临在我身上的惩罚，又唯恐别人将我当成一个不知羞耻的孩子，犯了如此严重的错误，竟会没心没肺在“追悼会”的现场睡觉，这是何等的丢人现眼……在那一刻，时间消逝得非常缓慢，那是我一生中从未体验过的痛苦时光……不知过了多久，见老黄在前，先前找过我麻烦的那三人在后，脚步匆促朝我这边赶来。

　　我慌忙从凳子上站起，勾头在原地站着，听凭他们的发落。

　　离我十步开外，黄同志果然便开始放声斥责：小马，我说你这位小同志，其他的错误我就不批评你了，你说你怎么能犯这么严重的低级错误呢！昨晚抄录阵亡烈士的工作，是你负责的吧？他恶狠狠地问。见我点头，便用一根指头戳着我的额头：你看你们干得好事，本来这位大娘是来参加儿子的追悼会的，很在乎政府给的名誉，这下倒好，你伤透了老人家的心，你就等着蹲禁闭吧你！

　　我头皮发麻，实在搞不清事情的原委，只能翻眼瞪着老黄。

　　老黄趋前一步，低声对我耳语：你们这帮家伙，把“杨栓旺”烈士的名字给漏掉啦，也就没法给人家颁发烈士证。大娘要找领导去闹，多亏我拦下来。你赶紧将功补过，带他们查查清楚，把事情处理好……人家孩子都没了，再领不到一张烈士证，太不像话了。

　　老黄说完，对那妇人赔笑，解释一番，急匆匆走了。

　　我当然巴不得领命这样一项任务，即便不是因自己工作上的疏漏。若能帮到他们，赢取一些谅解，实属求之不得的事。当我走过妇人身边，抬头窥望她一眼--见妇人已恢复了初来时的样貌，她散乱的发髻重新盘起来，青衫上只现隐隐的灰土印迹。眉间虽有愠色，神情却显得极度失落，隐伏着更多的恍惚与焦虑--我刚想说点什么，或是安慰她，或是道声歉--见我看她，她竟用眼角瞪视着我，再次剑拔弩张：你这孩子，咋就成心跟我作对呢！不但咒死我儿子，还故意把他的名字漏掉，你存了什么心！告诉你，今天不把我儿的姓名找出来，我就去首长那里跟你打官司！

　　她的妄加之罪，虽未给我带来太多压力，却使我再不敢言声，只是小声嘀咕一句：不可能！

　　好在有那老头和姑娘相劝，妇人的怒火总算偃旗息鼓，神思恍惚地跟在我们身后。老头紧赶几步，和我并肩而行，凑近身前，用一副讨好口气同我说：小同志，你说咋会出这样的事？麻烦你了。你别生气。帮帮栓旺他娘吧，好好查查！你说儿子都殁了，再领不回去一张烈士证，回家多没面子。

　　我先在标有“三营”的阵亡名册中浏览了一遍，没有找到“杨栓旺”这三个字。又去“一营”“二营”的阵亡名册中查看，仍旧没有任何发现。“杨”姓阵亡者数以百计，中间是“栓”字的也大有人在，“杨”字与“旺”字的组合更是不计其数，却唯独不见“杨-栓-旺”这三字的特殊组合。想来，这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名字。如果不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真想问一问这名字的由来--是那做母亲的，好不容易生下他，期盼他长大成人，“栓住”他的性命，好使家业兴旺的意思吗？但在当时，我又怎敢这样不知好歹去问。

　　妇人和姑娘紧跟在我的身后，寸步不离。显然她们都是不识字的。老头虽识几个字，却老眼昏花，嘴里叨咕一阵，便蹲蹴在地，咳嗽着，用烟袋挖一锅烟抽……偶尔我会下意识地瞅一眼那位母亲，见她的脸上凶悍全无，属于母亲的慈祥从面庞间渐渐隐现出来。厚嘴唇翘着，眉头不时耸动。恍惚与焦虑的神情，使我仿佛看见她站在村口，或是自家的屋顶上，引颈观望出征未还的儿子。她的这种情绪深深感染了我，使我莫名感到一丝忧伤的同时，也体会到与她同样的恍惚和焦虑，甚而急切想要将那名字找到。却并不清楚，这样一种对“死亡”的认证，是会让妇人得到安慰，还是会令她更加悲伤？

　　我又去“灵台”前转了一遭。那里摆放的灵牌不多，并未超出我的预测。只能再次返回到偌大的“纸墙”前。踮起脚尖，仰着脖颈，对着那密密麻麻的名字仔细过滤。

　　我又一次从“一营”和“二营”的阵亡名册上查起。此时追悼大会已临近尾声。到驻足在“三营”的阵亡名册前时，我明显感到眼力不济。明晃晃阳光照着那些白纸黑字，使黑色字体成了一群游弋的蝌蚪，它们游来游去，却终究游不出纸张的束缚。慢慢纠缠在一起，成了一团漫漶的墨迹。这时候，一个极其熟悉的名字忽然映入我的眼帘，不由令我暗暗叫了一声。

　　却不是“杨栓旺”的名字。

　　而是“马知力”。

　　--是我的名字。

　　看到我名字的那一刻，我先是一愣，并无任何感触。及至后来，我向几位隶属三营的幸存者悄悄打问过：你们三营，有没有一个叫做“马知力”的人？他们告诉我，在他们三营，以前从未有过一个叫“马知力”的人。听到他们这样悲伤而豪迈的解释，我仍旧未有任何感触。及至到更久远的后来，我恍惚想起发生在河滩上的那件事，想起那个发现了那张肖像的人，他张开的口型，他喊话的声音，就是“马知力”，而非别人--他错把我留在素描纸上的签名，当成了阵亡者的姓名。他随口读出了它，随即被登记员仓促登录在阵亡花名册上。

　　这是多么荒谬的疏漏。在战争结束之后，我曾从别人嘴里，听到了太多类似于这样的荒谬与疏漏。在那样一个特殊年代，这样的荒谬和疏漏层出不穷，且花样翻新。死亡以一种诡异的方式制造了太多黑色幽默……当我在那个偏远的、已接近正午的、属于淮北王塘的一块田畴里转过身去时，追悼会已彻底结束了。我看着站在身后的那位妇人，那位急于想得知儿子是否阵亡，或是仍存活于世的身处焦虑中的母亲，我的眼里瞬间充满了泪水--由于眼睛用力过度，我的眼睛有些酸涩，因而充满了泪水。我发现妇人此刻也是泪光盈盈，表情中充满期待，又有说不尽的哀痛。那是准备承接死亡将被验证时，所流露的一种自然的表情。而她的期待，竟是如此牵强，毕竟一个“烈士”的身份，与她儿子的生命完全不能等同啊。

　　我冲她摇了摇头。

　　我用沮丧而疲惫的语气告诉她：没有……这上面没有你儿子的名字。

　　她的眼睛眨动，随即有豆大的泪水从眼睑处滚落。并未发出哭泣，而是绽出一脸“灿烂”的笑容。在我事隔多年的回忆中，我实在找不出一个恰当的词汇来形容她当时的笑容，只能用“灿烂”二字。她扭头，先是对姑娘低语一句：没有咱家栓旺的名字……见罩了黑布的遗像仍抱在姑娘怀中，她跨前一步，劈手将那黑布扯下，生了气似的，夺过相框，高高举过头顶，狠狠摔在地上，一脚踩下去。相框无比坚实，用脚是踩不烂的，只踏碎了玻璃。妇人便重又将它捡拾起来，抖手抠着玻璃，将画纸拽出来，一把一把扯碎。在她神经质的撕扯中，她的手指被碎玻璃刺破，流着血，等抬手触及鬓发，殷红的血便涂在了她的腮上，她的唇上。那怪异的血，像历经一番劫难，被她最终求得的一种吉利的画符。

　　姑娘咬着嘴唇，站在一旁，目瞪口呆地看着妇人。此刻忍不住，竟“嘤嘤”哭泣起来。

　　妇人蹲着，略作喘息，得意而安静地瞄着脚下。那满地碎纸，恍如她儿子一张破碎的脸。她忽而抬头，用平静的语调对那老头说：没有我家栓旺的名字，那就证明我家栓旺没殁……不知你从哪里捡来的这不吉利的东西，画的根本就不是我家栓旺……这样说着，口气愈发激烈起来，控诉般点戳着脚下。

　　你看这是我家栓旺吗？我家栓旺的眼睛根本就没那么小。我家栓旺出门参军的时候，是圆脸，根本就不是这样的长脸。我家栓旺脸上有一道疤，是小时候爬树，从树上掉下来划伤的，就在左脸上。你看过嘛？画像上这个人，脸上根本就没有一道疤……仿佛为了验证，她开始在地上翻找，似要找出那道疤痕的证明。捡起一片碎纸，抵近眼前，扔掉，再次伸手去地下捡拾。

　　而她每说一句，她身边的姑娘，便会不余遗力点一下头。

　　老头受到无端责难，掩不住满脸惭愧。眼巴巴瞅一眼妇人，却又不无苛责地看我一眼，问：你给这人画像时，看到他脸上有一道“疤”吗？

　　我摇头。

　　在我恍惚的追忆中，确实没有看到那个叫做“杨栓旺”的士兵左脸上的一道疤痕。那或许是光线的作用，使我未曾留意。或许，或许--他根本就不是他们所要找的杨栓旺。这当然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

　　如果栓旺没殁，那他去了哪儿？俗话说的好，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啊！老头轻声感叹。

　　妇人眉梢一挑：我的儿会不会受了伤，现在躺在医院里？你不就是在医院，把你孙子满囤找到的吗？

　　老头摇着花白的脑袋，一脸惶惑：我找遍了所有医院，只找见了我家满囤，却没见过你家栓旺啊。

　　妇人脸上仍有困惑，却彻底绽开眉眼，做着各种理想中的推断：他或许跟着部队去打徐州了呢！打完徐州，说不定又跟上部队，朝南开拔了呢……

　　听着他们的对话，我再次陷入恍惚。散场的人们不断从我们中间穿过，偶尔会朝我们这里打量一眼。在我恍惚的意识中，他们恍如一具具从肉身中拓出的魂灵，其间夹杂着一些阵亡者的身影。他们军装土黄的颜色，从黑灰的群体间幻梦般渐渐凸显……恍惚看见那位叫做杨栓旺的士兵，夹杂在人流中，朝这边走来。他穿一身干净军装，身体毫发无损。似乎是他从军前，从家中离开时的模样。他安静地停滞在我们中间，事不关己地微笑，憨态可掬地将我们打量，似乎想要和我共守一个秘密，竟冲我调皮地眨了眨眼睛……我忽然茅塞顿开--如果战壕中的杨栓旺就是他们所要寻找的杨栓旺，那么他懂得家乡的禁忌，会不会在大战开始前，将那张画像丢掉？后被其他战友捡到，揣进别人的口袋里……

　　我这样自欺欺人地想着，猛然意识到一个常识性错误--或许他就是杨栓旺！阵亡花名册上找不到他的名字，只是因工作人员的疏漏，将我的名字来替代。

　　我刚想做出一番解释，不想被那妇人一把揽住。此刻她真的成了一位慈祥的母亲，而非一位悍妇。用手掌在我的背上拍了拍，安抚我道：小同志，我的儿既然没殁……方才打你，真是对不住了。你有委屈，就当我是你的娘亲，错怪你了吧。

　　她说着，睁着泪眼。话语如此轻柔，又如此大气--就像对她儿子的最终去向，下了一个皆大欢喜的定论。话说完，迈步离去。姑娘跟在她身后，转头冲我落寞一笑。似是代替她的家人，包括杨栓旺，向我道歉。

　　老头准备走掉时，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说：那就相信了她说的吧……今天这事，如果你们首长不处分你，也就算了。如果处分，你就来找我替你说说情吧。

　　后来我回到了营地。

　　这桩因一张“肖像”而引发的纠纷，再没被人提起过。其中原因或许因部队忽然接到开拔命令，参与组织“追悼会”的人，当晚便各自返回了原来的单位。此后大家各自征战，即便有人会偶尔想起它，也只会当做一个笑谈。没有人知道那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他们不知道我的姓名，不知道我被登录在“阵亡花名册”上，已变成了亡魂的名字。

　　在经历过这样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之后，我变得郁郁寡欢起来，再不是从前那个懵懂而任性的少年。在无尽的愧责中，我会时常感到孤独，时常会感念起待我如兄长般的谭武昌营长。在那个时候，通过寄信的方式，我已得知我的父亲去了台湾。据说他临走时，出于对我的思念，已罹患一种难以治愈的疾病。据说为了见上我一面，他老人家固执地踞守家中，等待着我的归来……我忽然间洞察到战争的全部意义，并为自己以前的狂热而感到惶惑与羞愧……战事以一种十分明了的态势继续朝南拓展，而每个滞留后方的人，都会处在一种极度的轻松和兴奋之中。有些人留了下来，准备重建曾经属于我们、而必将属于我们的美丽而百废待兴的城市，有人仍朝着战争的边缘地带勇往无前地挺进。人们亢奋的情绪或多或少感染了我，使我从一种颓废的情绪中慢慢解脱出来。而王芳的登门造访，再次让我深陷于那种莫名的情绪之中。

　　王芳前来与我道别。她告诉我，不日将与一位身经百战的首长完婚。完婚之后，对自己的去向尚不得知。看着她那张修饰过的，有些陌生的脸，我唐突地问：你记得谭武昌这个人吗？

　　她沉吟片刻，轻声告诉我：当然记得。

　　你们很熟吗？

　　她看着我，声音变得更轻，似如一种呢喃：很熟……我这次来，就是想求你一件事，求你替我给谭武昌画张遗像。时间一长，我怕再也想不起他了。

　　我拒绝了她。

　　我的拒绝并未引起她的不满。她流着泪，再次轻声告诉我，如果谭武昌还活着，她是想嫁给谭武昌的。如今他已经死了，她对婚姻，对嫁给任何人，也就没什么念头和想法了。她还说，知道我和谭武昌亲如弟兄，她把想说的话说出来，心里也就痛快了。也算是对谭武昌的在天之灵，一种最好的告慰吧。

　　坐在被黑暗渐渐吞噬的江边，我忽然放声大哭。

　　后来我们的部队渡过长江。在长江边休整时，我曾碰到过一位以前比较熟悉的战友，他惊讶地问我：你不是在“王塘”的战斗中牺牲了吗？

　　我清楚他话里所指，不做任何解释，尽力掩饰过去。怎么会呢！我说，我不是好好的吗？那个牺牲了的同志，或许跟我是同姓同名的人吧。

　　因名字的缘故，导致别人误以为我“牺牲”的事后来又发生过两次。我身边的人劝我：这多晦气，不如把名字改了算了。我摇头。我一直未更改我的姓名，也未曾放下过对一位母亲的惦念。岁月的恍惚中，我与那位母亲有着一个共同的期盼，那个叫做“杨栓旺”的士兵，并未在“王塘”战事中殉难。阵亡的只是一个叫“马知力”的人，一个引她唾弃与她毫不相干的人。她的儿子杨栓旺，仍奋战在战事的最前线，他跟随着他的部队，打过长江，攻占了上海，一路南下。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取得解放之后，又奉命去了云南。在云南的崇山峻岭中，执行着剿匪任务……

　　我始终未曾更改我的名字。我这样做，只是想减轻一点心里的愧责。既然自己的名字已被“死亡”录用，说不定在那位母亲身上，真的会发生一些奇迹。

　　全国解放很长一段时间后，我在东北的一座城市里，与王芳偶遇。得知她如今定居徐州，同她的安徽籍丈夫生活在一起。遂托她去打探那位母亲的消息。很快在她寄给我的一封复信中，证实了我的那种猜测，证实了发生在一位母亲身上的奇迹。

　　杨栓旺的死亡被他的母亲彻底否定之后，这个始终杳无音信的人，便一直活在他母亲的思念里了，活在他未婚妻的期盼里。在那个叫做“杨村”的村子，有着很多关于“杨栓旺”的传说。一说是他当了大官，成了一位功勋卓著的将军；一说是他在部队娶妻生子，有了自己的家小，暂时顾不上回老家探望他的娘亲，也就没有脸回来，面对等了他多年的未婚妻……这传说的种种，自然难能找到出处。却使他的母亲始终活在一个受人尊敬的氛围里。她理所应当地享受着一个军人家属优厚的优待，直到她病逝……

　　这样的消息完全验证了我以前的猜测，无疑会令我倍感欣慰。却很快，又不禁再次深陷于愧悔的心绪中难以自拔。

　　我心里清楚，关于杨栓旺与他母亲的故事，也许只是传言，或者出于王芳好心的杜撰。她去王塘一带造访，说不定耳闻了发生在我身上的、因一张“肖像”而引发的纠纷。为了安慰我，才会有了那封复信中的编造。她所编造的故事漏洞百出，错误堆叠，正像几年前发生在王塘的漏洞与错误一样。

　　我仍旧无法原谅自己。

　　我叫“马知力”。

　　在遥远的淮北，在“王塘攻歼战”遗址，多年前已筑起一座巍峨丰碑，碑的基座上赫然刻录着我的名字。我在去那里凭吊的人们心目中，是一位为国捐躯的烈士。而在由我女儿替我掌管的工资卡、身份证、医保卡、护理卡，以及各种名目繁多的证件上，也赫然打印着这个名字。在这里我的身份不是一位烈士，而是一名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士，一位离休的老干部。

　　这就像一个秘密，一个因羞愧而令我隐藏了终生的秘密，一个我从未和任何人提起过的秘密--或者说是隐私。我一直未曾更改过我的姓名。我现在躺在医院的病榻上，在与死神长达三年的交锋中，仍在苟延残喘地活着，充满愧责地活着。就像现在，病床的标牌上仍旧标有这个名字：马知力。

　　我是一个将死之人，不日将踏上赶赴黄泉的旅程。我的那些老战友以前活着时，每逢见面，总会有人笑问一句：你还活着呀？啥时候去马克思那里报到哇？他们这种豁达的调侃，实则仍旧延续着对伟人的一种崇拜，死亡永远不能摧垮他们根植于心中的信仰。而我已无所谓了。我现在只想问问窥伺在床前的死神：多年前我做出的一个任性举动，算不算一生中犯下的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他惯常沉默。终于在我不懈的追问下，无奈摇头。开口说：放下心头的疑虑，你该踏上去往天国或地狱的路了。

　　我叹息一声。终于得到解脱。

　　此刻我安静地躺在病榻上，吩咐正读大四的外孙为我画一张“肖像”。他就读于一所著名的美术学院，我曾就读过的“国立北京专科美术学院”，应是这所大学的前身。他虽学业繁重，得知我垂危，仍是从学校赶来。却不会想到，我会回光返照，求他为我画一张临终前的肖像。

　　我安静躺着。沐浴着从窗外照进来的阳光。这是北方秋日的阳光，是昔年北平东城东总布胡同洒满阶梯教室的阳光，是“王塘攻歼战”战壕里短暂而宁静的阳光……我知将死，仍有遗憾。我死之后，恐怕再没人会知道这个与“肖像”有关的故事。所以我要在我的亲人面前讲出来，断断续续，又语序庞杂地将它讲出来。

　　【责任编辑 李慧萍】

　　□刘荣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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