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内地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速度与进程已经相当快，但说到底，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大国。这从建国6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实际情况看，解决“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都是极其重要的大问题；近十多年来，中央每年的发布“一号文件”都是以农业为主题，也在明示及强调这一点。
水利建设与“三农”直接相关，其极端重要性当然不言而喻，故史上就有“治国必先治水”的古训。今年北京、武汉、长沙和杭州等大城市因遭遇数十年不遇的罕见大暴雨，造成严重的城市内涝，处处变成汪洋泽国，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难以估量。有网民戏称，可以到上述这些远离海洋的内陆城市去“看海景”，可见城市内涝的程度何等严重！
大城市的内涝也在凸显水利建设的重要性。民众辛辛苦苦创造和积累的财富，因为城市防洪排涝等水利设施建设滞后，遭遇一场大暴雨之后，就可损失多半，甚至更多，水利设施落后变成了经济增长与财富积累的“杀手”。
上周六闭幕的中央水利工作会议，首次将水利工作的地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以中共中央名义召开的水利工作会议，九个政治局常委就有八人出席，并被官方媒体新华社誉为“有史以来最高规格的治水会议”，加上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又是以水利建设为主题。因为，兴水利、除水害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甚至决定着一个朝代的兴亡更替与几千年文明史的走向。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说的就是农村水利设施建设问题，其最大的亮点之处，就是将土地出让（卖地）收益的10%用于水利建设，因而让各地的水利官们欢呼雀跃，并被国家水利部一位副部长形容为：“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含金量最高”的黄金政策。对此，水利部长有过预测，如果这10%（土地收益）能够落实，按上一年土地出让收益的总额，可以落实600亿元至800亿元的资金用于农田水利建设。
水利问题事关农民增收、农村稳定和未来粮食安全的大局。但自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半年以来，据称就是因为缺乏贯彻落实这个一号文件的实施细则，而且是多部门的各自为战，互相推诿和踢皮球，让水利部门一家在那里先是空欢喜，然后就是干着急，使这个在水利部门看起来是天大利好的“黄金政策”，直到中央水利工作会议召开之前，还是一张可望而难及的空头支票。
因为此事至少涉及到各地政府财政、国土和水利等多个部门，而并非只有水利一家。要想让这么多相关部门都来支持、配合此事，应该要有中央政府的协调，并有要具体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刚刚召开的中央水利工作会议，就是在研究解决这些麻烦事。
但是笔者马上就感觉到，上面水利部长估算出的这个六至八百亿的庞大数字似乎又有些问题，因为去年全国土地出让金达2.7万个亿。如果减去土地出让的成本、手续费等相关费用，每年用于农田水利建设的资金应该在2千亿元左右。而不是部长所提供的数字，看来问题不会这么简单。
事实上，据说各地的水利官们对这个“收益”也是各有解读，不容易衡量。有官员就提出：何为收益？10%的分母是指土地出让金整体规模，还是指土地出让金在剔除相关地块的拆迁、安置等成本之后的余数？如果“土地收益”是指土地出让收入与成本之差，那么即使是相同的面积，由于各地的经济发展情况不一样，出让土地的收益（级差地租）也会不一样。
南方有的省份干脆不按收益来计算，而是直接规定“土地出让金收入的3%”用于农田水利建设。此外，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土地出让收益高，但这些地区水利设施搞得好，资金缺口小。而产粮大区的中西部水利设施欠账大，但经济落后，并无多少土地出让收益。
大体而言，目前主要农业产区省份在这个10%的资金问题上基本上都踌躇不前。因此，国务院乃至省级的统筹调配势在必行。值得欣慰的是，中央工作会议上，已经对此事的具体征收有定论和说法，并且专门下发了由多部委会签的文件，令到这个在各地方看起来纠扯不清、好似天大的难题终于有了一个可操作性的结论。
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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