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见证者

  • 来源:投资者报
  • 关键字:潘石屹,梁思成,林徽因,胡恩威
  • 发布时间:2012-02-07 15:07
  由香港“进念二十面体”总监胡恩威策划的“建筑是艺术节”,已是第二度举行,节目也更丰富。适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所以更加强了历史的因素,制作《中国建筑100年》的“历史剧场”演出。对我而言,此剧最吸引人之处显然是剧中的主人公——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我观后感慨万千,因为我曾是他们的好友费慰梅(Wilma Canon Fairbank)女士的入室弟子兼好友,在她晚年曾多次到她家中聆听她诉说这对传奇夫妇的故事,费女士曾著有《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的伴侣》(《Liang and Lin: Partners in Exploring China“s Architectural Past》)一书,内中引用大量林徽因写给她的书信,二人通信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众所周知,费慰梅是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教授之妻,二人年轻新婚时就到了中国,和梁林夫妇结为好友,这段中美关系,现在看来是佳话,当年却是受到批判的,梁林二人到底受到多少批判?内中心酸又何等?我不得而知,这一段缘分,在这出一百分钟的历史剧中当然也被忽略了。

  原因无他,我想胡恩威的目的不在为梁林作传,而是借古讽今,在剧中带进另一对当代夫妇——北京“SOHO中国”的发展商潘石屹和张欣夫妇作为对比。这一对早已是亿万富翁,高居中国地产盈利的首几位,在北京和上海购买黄金地段,创意商机,请来大批建筑师为之设计新屋和新社区。而梁和林呢?一生致力教育和文物保育,在学术上贡献卓著——梁思成的中国古代建筑研究至今已被学界誉为经典,但他们为了保护北京旧城墙所作的努力却完全失败。剧中,梁思成流着泪说:每拆下一块砖就好像剥了他一层皮,我观看时也热泪盈眶。梁思成曾建议新政府中央的办公地方建在旧城门外,但被决策者否决——胜利者当然要进驻紫禁城,这种思想,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意识形态也恰成对比。

  全剧最感人的演出,是来自台湾的演员高若珊饰演的林徽因。在上半场她已经把张欣这个成功的女人演得惟妙惟肖(但仍然温柔),甚至连普通话也有大陆腔而全无台湾口音(这本身是否又形成一种反讽?)一人饰两角,由张欣变成林徽因,高若珊表现的是一种文静而婉约的气质,难得有一个年轻演员对角色揣摩得如此细致。相形之下,香港演员杨永德的表现只能说差强人意,他在上半场饰演商人潘石屹,几乎全然被动,无戏可演,所有重要名词都被张欣抢光了,真人是否如此?我不得而知。

  把这两对夫妇放在同一剧中,可谓创意十足,而且反讽的意味更是呼之欲出。妙的是剧作者把潘张这对夫妇的成功故事放在前面;梁林夫妇失败的故事在后,而在中间插入一百年历史大事的年表,一律倒叙,从今到昔,这又是一种激人反省的手法,建筑变成了一个沉默的见证者。然而它令观众反省的究竟是什么?

  剧终后,见到不少学生在填写问卷,我没有填,心中倒有点好奇,如果问卷中有一题是:如果你可以选择做这两对夫妇的跟班随从的话,你要跟谁?最简单的回答可能是:“先作梁和林的学生,然后投身到张欣的事务所,赚大钱,两全其美!”当然也会有人回答说:梁和林虽然值得赞美,但他们那个理想时代早已一去不返了,不如跟随“SOHO中国”做创意工作,甚至将来作其在香港的代理人。

  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价值权衡标准是什么?

  剧中张欣引用了一句铭言:“Small is beautiful”,说来好听,而且“SOHO”本来指的就是“Small office Home office”,但张欣承认:这个新建的北京社区并没有达到这个目的,而是和原意相反:反而吸引了更多的小公司来此办公,有的把办公室兼作住屋;换言之,居住成了次要的考虑。也许这家发展商的基本考虑本来就不在居住,而在写字楼;如果真的盖房屋,必是豪宅,只有富人和“小资产阶级”才买得起!创意在于商机,剧中张欣说:“只有商业化才能接近民众”,这是一个典型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在地化”说法,和早年社会主义的理想大相径庭。也许,这又是两位编剧者——胡恩威和魏邵恩故意设计的反讽语句,只怕一般香港人(包括高官)当作真理。

  如果再进一步,从当今香港的房地产现状来看,“SOHO中国”的例子未尝不可以借鉴。为什么在香港不能如法炮制同样的社区?既可以办公又可以居住,而且内中各种商店和消费场所林立,街道又小,适宜行人,甚至可以提高生活质量和品位。问卷中如果有一个问题是:“为何香港的地产商没有这种创意?”答案很简单:地在香港政府手里,而且地价昂贵,所以“石屎森林”实基于经济考虑,没有其他办法。如果只有这一个答案,岂不让所有的香港人心灰意冷,只有拼命(提手边)温银购屋一途?也许,我的心态太接近上一代的梁林夫妇,如果我为问卷设计最后一道命题,必定是:如果梁和林生在今日的北京,他们会设计出什么样的房子?

  回答并不容易,因为他们夫妇一生似乎从来没有为自己设计过房子,如我臆测代答,当然是新式四合院,但保留古风。这行得通吗?现在北京的四合院还剩多少?谁愿意把全区购下作“持续发展”之用?我认识的中国建筑师朋友中不乏有才有智之士,可为之设计,但政府允许吗?

  然而更大的讽刺还在市民,据我个人印象式的估计,如果让北京人在新式四合院或高楼大厦二者之中选其一,恐怕不见得有多少人愿意住进四合院吧,难怪张欣的公司发达了!

  这是全球化“现代性”所带来的最大讽刺。

  (作者系学者、作家,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李欧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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