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马勇：中美友好才是历史主流
- 来源:投资者报
- 关键字:中美关系,马勇,贸易
- 发布时间:2012-02-20 14:53
费正清的言论似乎有点“美国例外论”的味道，这也许会让国内的一些民族主义者感到诧异，毕竟在他们的脑海中，国外列强（包括美国）昔日的侵略一直是一段“挥之不去”的耻辱记忆。
但和费正清持同样主张的人仍旧大有人在。国内一位知名学者日前就撰文称，“中美两国之间没有领土或主权之争，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在历史上没有结怨（除了朝鲜战争），相反倒有许多利益共同点。在投资和贸易方面都有大量相互依存。中美两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既然如此，国内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仇美情绪？有关美国“阴谋论”的主题为什么总是能赢得部分人群的喝彩？近日，《投资者报》专访了著名近代史专家、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希望从中美关系的历史主线中寻找到这一答案。
美国人就是为了贸易
《投资者报》：近代以来，中国曾不断遭受西方列强侵犯，这其中也包括美国，但美国好像并没有像英国、法国、日本、俄国等列强国家那样在中国割地、建立租界？
马勇：这个首先是地缘上的问题，中国与美国分别处于太平洋的东西两岸，地缘上相隔太远，那时候美国的实力也不像现在这么强大，可以支撑在世界各地派遣这么多军队，更重要的一点是，美国与中国的交往很简单，就是为了贸易，它只是要求中国在贸易上对美国是自由开放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后来人们解读为这跟美国工业革命后的领先地位有关，实际上这种国际贸易对中国的现代化是有利的。
《投资者报》：美国为什么在1909年退还庚子赔款，建立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留美预备学校？退还庚子赔款对中国社会、文化产生了怎样影响？
马勇：在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和庚子赔款问题上，我们是应该感谢美国的，这一段历史不应该被忘记。事实上，《辛丑条约》不是中国政府与列强谈出来的，而是参与平定义和团的11个列强国家达成的共识，如果不是美英日等国主持正义，当年的赔款可能就不是4亿两白银，不是一人一两，可能需要一人3两或4两白银，那就要十几亿两白银。
当时三个国家，特别是美国提出很重要的看法是，战争打完了要惩罚中国的排外势力，赔偿一定要，但赔款不能竭泽而渔，一定要保持中国的再生产能力，不能让中国因赔款萧条下去，当然这与美英在对华贸易处于优势状态有关，特别是英国的贸易量很多。美国还主张保存中国的主权完整，这完全出乎清政府预料，后来慈禧太后发布了一个御制，“量中华之物力，结舆国之欢心”，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说的。而且庚子赔款的时间定得比较长，40年，我们看到1901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受到赔款的影响。
至于退还庚子赔款，那是因为在1903年左右美国国务院在收到赔款后，一核算发现中国的赔款太多了，大大超过了美国的实际损失，于是找到当时的中国驻美公使梁诚表示愿意退还，后来经过双方协商，把这个退款成立一个基金，用于增进中美友好的目的。这才建立了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以及协和医院。胡适、梅贻琦、竺可桢等一大批留美学生都是通过庚子赔款的资助出国留学。这一批知识精英对中国社会以及中美友好都发挥了很大作用。
更重要的是美国退还赔款的行为起到很大的示范作用，之后英国等也都有类似行为，这个过程对国民的教育意义很大。我们讲中美关系的主流时，这个方面应该着重去讲。
一战二战都曾帮助过中国
《投资者报》：一战以后，美国的对华政策似乎也比较友好？
马勇：一战结束后，美国在巴黎和会上也是替中国主持正义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了著名的“公理战胜强权”声明，对中国是很大的鼓舞。至于中国为什么没有收回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权益，主要一点是日本抢在中国之前对德宣战，把德国在胶济铁路和淄博煤矿、金岭镇铁矿等权益作为战利品据为己有，形成既定事实。
在后来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也是在美国的主持下解决山东半岛的问题，但这已经不能阻挡以“五四运动”为代表的激进民族主义的发展。
《投资者报》：我们知道，美国对加速二战结束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也给予了大量的帮助，美国在中国的抗战中发挥了怎样作用？有哪些具体史实？
马勇：美国对加速二战结束上起到的作用，这一点在史学界已经得到公认。虽然美国对日本曾一度奉行“孤立主义”的绥靖政策，应该受到谴责，但从1938年开始，美国政府就在援助中国的同时，对日本实行禁运。1940年7月，美国将禁运扩大到一切武器弹药、军事装备、飞机零件、光学仪器、金属加工机械和各种战略物资。
而且，美国一旦对日宣战，在中国战场上给予的帮助就非常慷慨，包括派出高级将领，提供大量战略物资，这里面“飞虎队”的组建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刻。1942年，由于日本军队在缅甸击败英法军队，控制了中国的国际运输通道，斩断了中国最后一条补给线，中国的抗日战争陷入没有汽油、没有炮弹、没有粮食的绝境。为了给中国提供补给，美国人开通了从印度阿萨姆邦到昆明的驼峰航线，驼峰航线横跨青藏高原、穿越喜马拉雅山，全长800多公里，飞行条件极为险恶，被称为“空中的地狱”。
据美国官方后来公布的数据，从1942年5月到1945年9月，被称为“飞虎队”的美国空军志愿飞行队，共飞越驼峰8万次，飞行150万小时，运送部队3.2万人，运送物资140万吨。美国在驼峰航线上共损失运输机563架，美国空军牺牲和失踪飞行员及机组人员共计1579人。
另一方面，我们通过已经公开的蒋介石日记可以看到，从9·18日本侵华开始，尤其是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政府最焦虑的问题是怎么说服美国参战。当时中国政府的主要抗战方针就是以空间换时间，“苦撑待变”。
更重要的是，二战后美国和英国力主中国成为1945年联合国的创始国，更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从1840年受屈辱100年以来，头一次扬眉吐气，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所以美国在二战期间给中国的帮助应该大书特书。
“抗美援朝”是分水岭
《投资者报》：中美关系的分水岭是哪一年？美国是如何从友邦变成“美帝”的？
马勇：这个分水岭从大陆来说目前公认是1950年的朝鲜战争，当时中国叫做“抗美援朝”。按理说，一向奉行“现实主义”的美国是很可能会承认并接纳新中国的。中共领导人也知道建国初期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是巩固政权，恢复元气。
偏偏在这时候爆发了朝鲜战争，最后导致外交上一边倒的结果，不得不说是个悲剧。这就造成中国和世界的隔离，尤其在1957年中苏关系恶化之后，中国真正成了国际社会的孤儿。那时中国把美国妖魔化了。
《投资者报》：中美两国之间没有领土或主权之争，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相反倒有许多利益共同点。在投资和贸易方面都有大量相互依存。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还总是感觉到一些仇美情绪暗流涌动呢？
马勇：主要问题还是对美国作妖魔化解读，比如个别媒体一天到晚地对美国做阴谋论的解读，去迎合民粹主义诉求，而不去看到中美友好的主流，历史上美国有对中国帮助的一面。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享受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好处，我们再看仇美情绪，包括在网上经常看到骂美国，骂日本，都有点戏剧化了，事实上随着信息开放，交流增多，中国现在稍微有点知识的群体对美国已经有了正确的认识。
《投资者报》：您如何展望未来10年的中美关系？
马勇：中国现在所有问题的关键是中国要步入现代化，步入世界一体化的轨道，由此衍生出来中国能不能适应世界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改变一个观点，不是要世界适应中国，而是中国去适应世界。我们不能再过分地强调中国特色与普世价值的冲突。而解决中美之间的互信问题，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方式还是加强各种层面的沟通。
《投资者报》记者 吴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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