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和个人记忆

　　三位同生于1963年的媒体人， 台北的杨照、香港的马家辉、深圳的胡洪侠，商议经年后，终于在胡执掌深圳《晶报》后，开始了在该报《人文正刊》的“正点”版以专栏的形式连载“对照记@1963”，每周一期跨版刊出，以两岸三地华人社会半个多世纪来同一字面、不同语境和记忆的日常词汇为话题，三人就每个话题各写一篇文章，以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成长经历，挖掘出这些相同的“词汇/话题”背后的私人记忆，并在互相对照中折射出时代的沧桑变化，“今夕是何年”之余，或许还有“咫尺天涯”的慨叹。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时空的巨大跳跃显然是稀缺资源，首本集纳了三十个词汇的《对照记@1963》最近已在三地同步推出简/繁体字版，三地累计印数近四万，颇有“无心插柳柳成荫”之效。

　　五十岁上下的这一代（台湾或叫“五年级生”，大致相当于我们的六零后），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时代变局，在三位活跃的文化人眼中，哪些词语既可以折射时代，又能让各自不同的经历和记忆在此交集？已经亮相的三十个关键词，呈现的内涵有大有小。大至区域地名“台湾”、“香港”、“大陆”，或是对华人社会影响深远的人物，如“孔子”、“耶稣”、“琼瑶”；小到寻常生活中的“火车”、“电车”、“男厕所”、“报纸”，甚至琐碎到少年时代的“初恋”、“女老师”、“女同学”……具体的操作办法，杨照说得坦率：“书名《对照记》明显是从张爱玲那里抄来的，不过值得骄傲的是，我们的书，比张爱玲那本《对照记》更符合书名文字意思。张爱玲‘对照’图与文，实质上是用文字来解说相片；我们却是以三人的切身故事，在同样的题目下严格‘对照’，同时对照出了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三个社会。”

　　老话说，一百个人的眼里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也许他们的同代人会选出完全不同的三十个词汇；又或许同样的三十个词汇，折射出的时代的记忆碎片全然有异。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如果你有意了解这代人成长的三个不同社会，市面上的读物不可谓不多，甚至更远更深入——虽然对照起来，或者不如这么直接和绝对。但我依然认为此书甚有价值，它的价值并不在如马家辉所言：“从两岸三地审视自己生命所经历过的种种喜悦或不堪，既是个人回忆，亦是集体历史，写起来和读起来，皆具趣味。”反而是间接地揭示了三地知识分子在这三十余年间不同的价值观形成过程、人生轨迹以及在各自社会中的地位乃至混世哲学。鸡同鸭讲也好，泪中带笑也罢，在这个现实远远精彩绝伦过虚构故事的时代，直面能否成为一个选项，或许比直面本身都重要。暂且不说记忆靠不靠得住，态度决定一切。

　　我有时想，如果他们整理出一张半个世纪以来两岸三地的“禁忌词汇表”是否更能直接了当地反映时代的衍变？如果他们各自能够真诚地面对自我，写出大时代下个人生活中的种种不堪甚至忏悔，又是否对读者更有触动，而非仅将重点放在趣味之上？

　　你当然可以说这是苛求。马家辉是灵活的，他很坦率：“我必须借引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一段书信自白求取原谅：‘关于生平事迹，我是属于克罗齐那一派，认为作者价值在于作品（如果有价值的话）。所以我不提供生平事迹，不然就给假的，再不然我会想办法东改一点西改一点。所以你有什么想知道的尽管问我，我必告诉你，但我绝不会告诉你事实，这点你可以放心。’而我希望，杨照和胡洪侠都写得比我老实。”

　　从河北乡村走出来、一心想吃“商品粮”的胡洪侠写得却充满了“农民的狡猾”。他在序言中说：“果真要写起来，其实并不容易，起码对我本人是这样。其一，怎么写？我们要写的是‘公共话题中的私人记忆’，这不同于平常写时评、书评，说的尽是别人的事；我们需要激活自己的青少年记忆，说一些之前从未披露过的自己的事。……回避什么，隐瞒什么，当然是作者的权利，但这一权利要如何在‘据实直书’前提下得以维护以求适度、适当？其二，写什么？既然是‘对照’，那就要写出差异。选择什么样的主题词才足以呈现这种种差异？更麻烦的通常不是如何写出差异，而是差异大得简直无法下笔。比如家辉曾提出写一期‘英国女王’，我和杨照都反对：我们根本无从写起。”戴上“安全帽”的个人生活碎片能在多大程度上折射时代和社会？毋宁说是成功者的标签或曰噱头。或许这是轻阅读时代的必然产品吧。

　　开始回望，某种程度上是中年人的专利。人生过半，或身边亲友离世，或仕途不顺事业遭遇挫折，又或者开解顿悟之下，开始梳理个人的成长轨迹，宛如青春的悼念，沉重如斯，岂是创意一词可以概括的。好的点子能够避重就轻、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尽显机巧和灵活，而沉痛与真诚可以打动人心。好在计划中的“对照记@1963”要写三本，第一本暴露出的问题与缺陷可以由第二本、第三本弥补。而问题显然不在“等待一个更合适的时间”或者“应该有足够的时间讨论每期的主题词”，而在于出发点和态度。■

　　（作者系资深书评人）

　　班嘉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