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奇迹终结

　　在我二十五年的首席投资总监生涯里，我来过亚洲很多次。最近，我又结束了为期两周的亚洲之行。

　　在这两周时间里，我探访了印度、泰国、韩国和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和他们负责制定政策的人士、银行家、公司董事、投资家、学者等进行了深入的交谈。

　　但是，这一次走访让我有了很不一样的感觉，人们并不像以前那样充满乐观的情绪，包括我自己在内。

　　几年前，有一种很广泛的看法，认为发达国家已从王座上滑落——亚洲不仅在全球范围的经济危机中风景独好，其制度甚至也比发达国家优越。不过，现在看来，这种自负已不复存在。

　　新兴市场的不安

　　阿拉伯之春产生的震动波不仅使其专制政权行径公之于众，还给未来增加了不少不确定性。

　　在新兴市场，虽然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但它们的稳定性看起来都要比人们此前所预料的脆弱。在中国，人们对于政府高层的变化总会有诸多想法。而在印度，总理辛格的表现则让人失望之极。

　　现在，财政危机到达紧要关头。印度与中国的精英和民众们，曾把它视为美国、欧洲和日本的主要问题。不过现在，同样是这些人，也开始担心他们的国家面临同样的问题。

　　积极地来看，从突尼斯到缅甸的混乱局势给民众带来了希望，人民感受到主权。而缅甸的突然改变，让东南亚和东盟这两个上规模的重要经济圈，重新获得了能量。

　　在十年前，谁会想到美国会失去牢不可破的AAA信贷评级？而最近，谁都不会怀疑中国很难继续成为制造业的领跑者。

　　工资在上涨，人民币在升值，劳动力过剩已经不复存在，人口老龄化迅速。而其他新兴市场也正赶上中国的基建速度。孟加拉、越南、菲律宾以及泰国（也许还有将来的缅甸）更加频繁地被提到，跨国制造商更多地选择在这些地方设立新基地。即使是美国，现在也正吸引制造业回流。中国和印度的制造业放缓，正在成为不争的事实。

　　美国的“教训”

　　过去五年里，人们已普遍认为，美国已经在全球竞争中败下阵来。而我在著作《The Emerging Markets Century》（《新兴市场的世纪》）中，也叙述了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是如何改变世界竞争格局的。还有一些新兴的跨国公司（例如韩国的三星，以及巴西航空工业公司），是如何成为世界级企业的。

　　书中的观点在现在看来也经得起推敲：新兴市场至少在将来十年内还会持续兴旺。然而，有趣的是，发达国家“创造性、竞争性的回应”，却比我预料的要快。事实上，美国也许做得比我们想象中要好，而中国及其它崛起中的国家可能并没有我们认为的如此出色。

　　我们都假定，发达国家已失去动力，失去了在竞争中“获胜的意志”，把制造业拱手相让。中国和印度则激发了私营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并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加大基础建设投资，为制造业的繁荣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和保障。许多商品本已非常廉价，但中国和其他国家可以让它们的价格进一步降低，这几乎成了它们的专利。美国的顾客已经感觉到，中国的商品成功占领了沃尔玛。

　　另外，美国的基础建设已经远远落后，公路、铁路、桥梁、管道、机场、通讯技术等，已不能适应21世纪的需要。围绕着预算和债务危机的政治对抗让“削减开支”成为了当务之急，而更新我们的基础设施，从而保持出口和制造业的竞争力，则被放在次要的地位。

　　美国的传统智慧已失去了往日的光彩。iPhone很简洁，不过是中国制造的（Made In China）。与此同时，印度的塔塔收购了美洲虎、路虎。中国的吉利收购了沃尔沃，而联想则收购了IBM的电脑业务。在台湾，HTC由原本的默默无闻，变成了知名和备受尊重的企业。

　　把这些总括起来，似乎有一个无法阻挡的趋势：美国既在绿色产业上错失了成为领导者的机会，也把大规模生产和技术革新方面的机会分别拱手让给中国和欧洲。

　　五因素重塑竞争格局

　　不过正如我这次旅途中所看到的，事情正在发生变化。现在，我相信美国人是多虑了。目前的一些迹象表明，美国开始重获制造业的竞争力，而中国的优势却在逐步丧失，特别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

　　“页岩气产量变化”、“低成本优势衰减”、“人口老龄化压力加大”、“智能手机革命”、“聪明人的竞争精神”，这五个改变市场游戏规则的因素无异于一场宁静的革命，它们将会在未来十年带来巨大的冲击，并完全改变世界的竞争格局。

　　◆页岩气产量之变

　　由于发现了大量的天然气，美国的能源成本正出现回落。

　　尽管对能源的巨大需求，让天然气价格出现上涨，但热量与一桶石油相当的天然气价格也只是上涨了一点点。与此相比，中国和日本现在不得不以较高的价格进口天然气。

　　非常便宜的天然气价格，让美国成为那些能源需求量大的企业投资的好去处。比如，智利企业Methanex最近把它的石油化工产品线由智利搬到美国得克萨斯州。

　　未来十年，天然气将是提高美国制造业竞争力的一个“游戏改变者”，天然气或将取代石油成为能源之王。

　　◆低成本优势衰减

　　中国已经不再是制造业的天堂。过去五年，中国和印度的工资水平都上涨了15~2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美国的工资水平保持平稳，与人民币的相对贬值，让美国在贸易上处于有利地位。

　　虽然两国的工资水平依然存在很大差距，但这个差距的缩小已经能造成巨大的冲击。通用电气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杰夫？伊梅尔特（Jeff Immelt）声称，时薪15美元的美国工人能够与时薪3美元的中国工人竞争。

　　我遇到的几个在中国建厂的制造商也透露出这样的信息：中国现在缺少的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技术人才。孟加拉、越南现在成为了比中国成本更低的制造业中心。甚至连泰国、菲律宾和墨西哥的工资水平也正变得具有竞争力。

　　不过，与其他地区的工人相比，美国工人的生产率更高。比如韩国的现代公司在韩国、美国、中国等地皆有设厂，每小时的单位产出，最高的是位于美国阿拉巴马州的工厂。还有一个例子，来自印度的世界级汽车轮轴生产商Bharat Forge发现，中国工人的生产率只有其他工人的40%。

　　当然，中国的绝大部分竞争优势不仅仅来自劳动力成本，还有生产规模、基础设施、国内市场等优势。这些优势并不会因此消失，但是也会备受考验。

　　◆人口老龄化压力加大

　　人口老龄化已不仅仅是个只在理论层面探讨的问题了，特别是对于中国而言，这一问题已迫在眉睫。

　　1987年，中国一共有2600万婴儿出生，到了今天，每年只有1500万。

　　现在，用工紧缺的情况越来越突出，空余的岗位和劳动力之比为1.08。每一年新增的劳动人口也从1000万下降到只有300万。最迟于2018年，劳动人口将会出现下降。

　　20年内，60岁以上的退休老人将翻一番，达到3.6亿，已经有家庭在担心他们的三口之家要赡养四位老人。

　　随之而来的还有储蓄率的下滑，短期债务上升。有经济学家认为，即使中国经济没有崩溃，在老龄化的重负下，之后的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也很难超过6-7个全百分点。

　　◆智能手机革命

　　移动电话席卷全世界人民的速度是让人震惊的，不仅是在富人和精英群中。不过这要感谢中国山寨机的竞争，随着普通手机的价格下降到可以“令人接受”的水平，智能手机同样面临降价“威胁”。

　　五年以内，数十亿人将被智能手机俘虏——发邮件、上网、拍摄视频、视像通话、使用数不胜数的应用程序以及游戏。平板电脑将会为许多人带来高质量的教育，网上授课、交互式演示将会变得如今天的谷歌那样普通。

　　不过，中国在这个方面再度落后了。3G时代，中国就因为疲于向世界推销中国自主研发的3G制式而落后于人，而且，中国在2014年之前都不会颁发4G牌照。

　　不仅如此，在传统网吧逐渐被上百万覆盖WI-FI网络的热点取代后，中国到现在才加大对家用无线网络的投资。作为苹果的主打产品，iPhone依然在中国和其他国家成为身份的象征，尽管面临山寨侵袭。

　　◆聪明人的竞争精神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似乎已把制造业让给新兴市场，转而把目光放在创新、设计、金融以及高附加值的产业上。现在很多人认为这是个失败的策略。英特尔的安迪？格罗夫说，美国每创造一个制造业职位，就要有十个职位被外包到新兴市场。我们要明白，“劳力者”永远比“劳心者”要多。

　　虽然研究与开发部门已经遍布全球，但很多关键的新技术发明还是掌握在美国、欧洲和日本手上。确实，处于领导地位的企业需要为应对国外庞大的市场竞争作出调整。他们正在变得更加灵巧，并且正收复失地。

　　比如，苹果、谷歌、亚马逊、脸谱（Facebook）、推特（Twitter）、YouTube，这些都是创意品牌的范例，十几年前，它们根本不存在，但是如今，这些发明已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们的用户已遍布全球，并且还在不断增长。

　　不仅是大公司，美国的许多小公司也已经认识到，在新兴市场，就要利用好技术上的专长，走高产值、高精密的自动化制造业道路。

　　一些人对此甚是妒忌，他们认为制造业的利润有九成被“苹果”拿走了，只有一成留在了中国。但是他们不懂，智能手机的关键部门是多么专业化。目前，只有极少数公司有能力生产智能手机中最昂贵的芯片，也只有极少数制造商能生产智能手机的触摸屏。所以，中国在这方面走在后头并不奇怪。

　　不同以往的时代

　　我们不能再盲目地依赖庞大的新兴市场以维系未来的经济增长。中国维持了长达十年的超过10%的经济增长速度，印度的经济增长也曾一度达到8-10%，十年内，增长率可能会放缓至6-7%。这个事实会让其他国家不得不进行调整（当然他们自身也有问题，经济增速还没有中印的一半）。有些人把中国和印度的快速增长视为理所当然。对于这些人而言，这是一个痛苦的觉悟过程。

　　还是有理由对未来保持乐观，不过，这对于亚洲来说会是不一样的时代。

　　此前，这个地区的新兴市场证明了它们在面对经济危机时所具有的弹性。从很多方面来看，不可否认，中国迅速的刺激措施是使世界免于陷入更深危机的一个转折点。但在下一个十年，中国需要一个更有持续性的方法，确保增长的同时避免通胀，确保内需，摆脱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

　　若政策的制定者希望能平稳过渡到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这更是重中之重。

　　安东尼·范·阿格塔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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