毓贤与安治泰

　　1899年春夏山东局势持续恶化，鲁南地区反洋教骚乱带来严重后果，根据各方面不完全统计，在这场持续骚乱中，鲁南地区至少有五十多处教堂被彻底摧毁，四十多处部分损坏，九十多处遭到抢劫。被抢劫的传道员有二十七人，其中一人被打死；遭打劫的教民家庭有一千六百多户，还有数百教民家庭受到勒索，六十多名教民被绑票，三十多名教民受伤，五人被杀。

　　毓贤的心理侥幸

　　鲁南骚乱中受到伤害的是教会和教民，因而对这一系列骚乱最恼火的莫过于传教士，传教士将责任一股脑地推给山东巡抚毓贤，以为毓贤的排外主义立场诱发了这些灾难。

　　满洲出身的毓贤在山东摸爬滚打二十年了，从候补知府升至山东巡抚并不容易。如果说他从开始就是一个坚定的排外主义者，其实并不合乎历史真实。他在过去很长时间不仅不排外，而且事实上他在曹州知府、山东按察使任内，都以坚决镇压反洋教运动而闻名，颇有“酷吏”风范。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毓贤的立场发生巨大转变，我们已经很难探究清楚了，但有一个传言不容忽视，就是当1897年清廷准备拿下张汝梅的巡抚职务时，在山东的德国传教士通过各种方式反对毓贤顺位接替，毓贤时任山东按察使。传教士究竟是因为哪些事情与毓贤过不去，现在也不太清楚了；毓贤对传教士的反对和小动作究竟有什么样的正面反应，现在也无从考究。但我们从毓贤就职之后的表现分明能够感觉到，他对个人声誉非常在意，他一定以为传教士的攻击和小动作伤害了自己的感情，侵害了自己的尊严。

　　传教士的反对并没有阻止毓贤的升迁，清廷最终还是任命毓贤接替张汝梅出任山东巡抚。传教士与毓贤之间的心理芥蒂似乎并没有就此结束，毓贤没有像他的前任张汝梅那样，上任伊始就去拜访教会领袖，联络感情，疏通关系。相反，他就职后一反前任的中外和解亲善政策，刻意表现出对外国人的不满，对外国事物的不屑。

　　据说，毓贤在巡抚衙门对一位前来推销军火的德国商人说，他对德国新式武器兴趣不大，比较钟情中国冷兵器。稍后，毓贤不惜花费巨资定制了一批大刀、长矛和竹盾，毫不客气地辞退巡抚衙门先前聘用的外国军事教官，隆重请回曹州府总兵万本华。万本华在曹州任内积极参与支持反洋教活动，招募了一大批刀会、拳会会众，配置大刀、长矛等冷兵器进行训练，试图前往胶州袭击德国人。万本华的行为与清廷的外交政策相冲突，因而受到免职罢官的严厉处分，现在毓贤敢把万本华隆重聘为巡抚衙门总教习，由此或许能够体会毓贤心中的愤懑与快意。

　　毓贤的个人情绪肯定会对其政策产生影响，但是作为一省行政最高长官，我们也不应过分低估毓贤的政策水平。当鲁南反洋教骚乱日趋严重时，毓贤1899年8月初前往视察。此行目的即便不是像过去那样对反洋教活动进行镇压，出于职任也不可能公开鼓动反洋教活动。然而，毓贤此行被传教士、教民完全妖魔化，一些无厘头传言不胫而走，或说德国人即将占领整个山东，但德国人不敢与强悍的山东人对抗，竟然唆使数千教民向水井中投毒。还有一些传言说毓贤抓捕了圣言会大主教安治泰，另一些传言说毓贤让人抓捕并殴打传教士，更不要说那些教民了。

　　当然没有必要说这些传言都是传教士故意散布，或者教民所为，其实在动荡不安人人恐慌的环境中，任何细小事件都有被无限放大的可能。毓贤的问题在于当他获悉这些无根之谈后并没有发布告示辟谣，或公开正当信息，他好像对这些传言很享受，因为他毕竟没有这样说，他毕竟不会因此承担政治责任。

　　安治泰的心理纠结

　　毓贤的侥幸实际上是对反洋教骚乱的纵容和支持。在传教士和教民看来，不管毓贤是否说过那些恶毒的话，是否宣布过将在山东的德国人全部赶出去，是否要将“德国人的狗腿子”中国教民斩尽杀绝，他都必须承担山东境内反洋教动荡的全部责任。愤怒的传教士，甚至包括一些教会领袖都无法原谅毓贤，他们利用自己各种特殊管道，一方面尽量影响中国官员反对毓贤，保护教民，另一方面向各国公使施压，敦促各国公使运用政治的外交的手段，尽早撤换山东巡抚，让毓贤早点开路，让山东重回宁静。

　　到现在为止，其实并没有足够证据表明毓贤在1899年煽动了山东的反洋教运动，或许也正因为他没有直截了当赤裸裸地煽动这场运动，因而在铺天盖地的传言面前反而坦然。他通过自己的特殊管道向朝廷表露自己对山东问题的看法，并不隐瞒他的立场和观点。毓贤认为山东民教冲突问题相当棘手，但其根源并不是中国民众不可理喻，恰恰相反，是教民在外国教会保护、纵容下太过分，中国民众适度表达一点愤怒应该同情、理解和默许。如果连这点愤怒都不允许发泄的话，毓贤认为，那就是政府失职、无能和软弱。

　　一百多年后重新观察山东事态，也不能完全无视毓贤所说的问题。毓贤认为，山东教民固然有不少人奉公守法，遵守教规，但也确实存在一些无良之辈，这些所谓教民几十人、数百人时常举行飞行集会，流窜作案，打家劫舍，勒索钱财，私设公堂，无恶不作，其作案理由有时还弄得冠冕堂皇，以为正义，以为福音，其实这些教民只是凭借教会特权，只是利用了各教会相互竞争，争相发展的特殊背景而已。

　　毓贤的指责虽说略有夸大，但也并非凭空捏造，空穴来风。只是他不曾理解的是，教民之所以与中国普通民众屡屡冲突，主要是因为在接受了教会训练后，教民对中国传统习俗开始反思。一些根底并不太深的教民对这些习俗、习惯，特别是对一些顽固坚持的普通民众表示厌恶、憎恶，表现出一种根底尚浅的孤傲、不懈及傲慢。毫无疑问，这种情形当然容易激怒普通民众，因为他们对这些教民太了解了，毕竟之前数十年大家都是近邻，同饮一井水，一起长大，一起玩耍，凭什么一入教会就这样盛气凌人不可一世？这才是教民与俗人之间的冲突，也才是教民不太被普通民众所接纳的根源。

　　鲁南骚乱固然有中国方面镇压不力的原因，但确实有教民傲慢，甚至稍逾轨道不法行为的刺激。毓贤的报告受到朝廷的重视和认同，以为在山东所发生的事情并不能全部归罪于中国民众。

　　中国政府当时并不隐瞒这些分析和看法，总理衙门将意见及时向德国及其他国家公使馆通报，寻求理解与合作。德国公使馆大致认同中国方面的分析，承认山东问题虽然很严重，但并不都是中国民众的错，圣言会主教安治泰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根据德国方面的分析，安治泰对圣言会在山东的处境及发展过度焦虑，对于毓贤接任巡抚感到紧张，毕竟是教会先前竭力反对的人，因此安治泰总是从恶的方面猜测毓贤的言论和举措。安治泰在给公使馆和德国政府的报告过分渲染了山东的危机，蓄意制造了教民受迫害受欺诈的形象。至于安治泰为什么这样做，德国公使馆的研判是，安治泰希望从德国政府那里获得更多的财政支持。

　　马勇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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