毓贤成功翻案

　　进入1900年，因卜克斯之死，朝野内外酝酿着一股反对袁世凯的思潮，以为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彻底改变了前任毓贤软硬兼施、剿抚并用的既定政策，一味强硬镇压，终于导致卜克斯之死的恶性事故。

　　应该承认这些反袁推理有其合理性，所以朝廷纳谏如流，迅速发布一个补充文件，要求各地督抚在对刀会、拳会镇压时，不要扩大打击面，不要冤枉好人。

　　朝廷永远是正确的，言官们永远可以大言不惭，这让袁世凯感到为难。他抱怨指责来得太早，山东局面还没有根本改观，就被言官搅黄了，刀会、拳会的事情只好暂作停顿，等待进一步指示。

　　在袁世凯示范效应下，各地督抚不敢继续派兵围剿刀会、拳会，更不敢格杀勿论严厉镇压，原本逐渐消停的骚乱又有复苏迹象。重起的拳会、刀会与先前的组织也有点不同。先前的刀会、拳会专以教民为敌，对于良民百姓，似乎还有保护，至少不骚扰。现在重出江湖的这些组织，更像是纯粹的土匪，或蜕变为土匪，几人、十几人、数十人、上百人组合在一起，任意抢掠，不再区分教民或良民。

　　很显然，朝廷剿抚并用新精神正如那些外交官判断，不管出发点是什么，其客观效果确实有碍于华北地区平息动荡，恢复秩序。

　　各国公使对中国政府的意思可能猜到了一些，但他们并不准备立即发难。英国公使窦纳乐相信中国政府在卜克斯事件发生后的第一份上谕(即1月4日上谕)才是真实意思的表达，这个上谕要求各地督抚坚定不移镇压骚乱。窦纳乐的意思是，假如中国政府被证明并不准备认真执行第一份上谕时，各国公使就可以强硬施压，现在还是应该给中国政府一点时间。

　　德国公使克林德不这样认为，他让亲信部下葛尔士去总理衙门找那些“庸人”问问，中国政府新精神究竟是什么意思？

　　葛尔士确实去了。总理衙门告诉葛尔士，朝廷的新精神并没有改变旧精神，新精神只意味着朝廷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地对待民间组织，既惩处首恶，又不要过分伤害一般民众，新精神绝对没有鼓励骚动、伤害外国人的意思。

　　对于总理衙门的解释，克林德半信半疑；窦纳乐和其他外交官愿意再用点时间去证实中国政府是否有恢复秩序的诚意。外交官们暗暗发誓，如果义和拳、大刀会，或者其他什么组织再伤害他们的人，他们真要发狂了，他们一定会让中国人知道厉害，知道什么叫公理，什么叫正义。

　　其实，从山东和直隶南部传来的消息都证实了外交官的顾虑。清廷剿抚并用、刚柔相济新精神带来了两个实际后果：一、刀会、拳会等不再秘密，他们各种各样的公开活动规模不断扩大，频率不断加密。加入这些组织的人数也在日益攀升，屡创高峰。二、这些组织对清廷逐步建立了同情与理解，以为朝廷先前的镇压主要还是因为受到了洋人欺诈、压力，是不得已，是象征性的，不值得记仇。这个判断为后来义和拳、大刀会与清廷合作，或者说愿意听从朝廷差遣提供了契机。

　　清廷政策的细微变化衍生了许多问题，当时有相当一部分人相信，朝廷有意实现甘军将领董福祥的主张，将在北京的所有洋人驱逐到大海里。现在要执行这个计划了，仅仅凭借甘军是不够的，赦免义和拳、大刀会，就是要让这些组织与甘军一起行动。这些传言不断强化了公使们的判断，外国公使为了避免最可怕的结果，不断加紧向清廷施压，警告其尽快彻底镇压华北地区的义和拳和大刀会。

　　对于列强的警告，中国方面已经听腻了。这就像“狼来了”的故事一样，列强一直如此吓唬中国政府，却始终不见其实际行动。总理衙门大臣在与各国公使虚与委蛇时，依然安之若素，并不惊慌。他们根本不太在乎公使们的态度，反其道而行之，不断刺激各国公使久已绷紧的神经。这在是否启用毓贤问题上最为明显。

　　各国公使早就有言在先，警告总理衙门不要重用前山东巡抚毓贤，因为山东至今无法消停的混乱，都是他一手导致的。各国公使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白，但总理衙门就是不在意，在毓贤卸任返回北京后，刻意抬高他的地位，似乎要以此打压袁世凯，平衡软硬和剿抚。

　　至于毓贤，在卜克斯事件之后，似乎也将自己视为英雄，视为正确。他对山东的混乱毫无反省，以为卜克斯之所以必须死，就是因为没有了我毓贤。

　　毓贤所说或许有道理，但清廷既然接受了各国公使的建议撤换了毓贤，又同意任命了袁世凯，现在这样出尔反尔热捧毓贤，不就是贬低袁世凯，贬低各国公使吗？

　　得意洋洋的毓贤不断向端王爷，还有那些满洲权贵炫耀刀会、拳会忠勇可恃的神功和忠诚；暗示朝廷要想结束华北的混乱，还得让他毓贤出场。

　　毓贤的述说并未引起端王爷的兴趣，端王爷此时所思所想只是朝廷正在酝酿的为皇上立储，只是怎样选拔大阿哥。端王爷没有和外国人打过交道，不知道怎样与这些外交官建立联系，他似乎觉得这些外交官瞧不上他，因而他想用毓贤和这些故事加重自己的筹码：各位公使继续傲慢吧，王爷现在有了新思路，不怕各位公使不来找我，也不怕各位公使继续冷对。

　　1900年1月16日，根据端王爷推荐，慈禧太后隆重召见了毓贤，听取毓贤讲述那些刀枪不入的荒诞不经故事。

　　毓贤借卜克斯之死成功翻案，端王爷借毓贤增加了一点底气。

　　马勇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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