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望境”与建筑的神性

　　“中国美术学院(下称中国美院)象山校区落成之后，获得很高的关注，有人甚至乐观地认为象山校区已成为中国大学建设的新样本。但我觉得这种说法不准确，恐怕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它还会是一个孤本，其实这需要很多机缘的汇合才得以实现。”

　　不久前在上海举办的“文汇讲堂”中，2012“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中国美院建筑学院院长王澍在谈及这个重要作品时，言语间颇多感慨，让人不难想见打造这片“望境”的一路艰辛。究其所以然，或许更是如今国人在心中保持山水之精神、自然之趣灵的不易，将其投射至大学校园，便是“望境”之遥不可及。

　　与王澍一同出席讲座的是中国美院院长、著名画家许江，他们之间的对话犹如心灵唱和下的寻道之旅。两人都是一袭黑衣黑裤、剃着平头。面对几乎水泄不通的会场，如果说王澍的娓娓言谈更多的是冷静思辨和缕析条陈，那么许江的慷慨陈词给人的印象则是抑扬顿挫和出口成章。

　　大学的“望境”

　　在中国美院院长许江的眼中，“望境”是自然之境，也是心境。“望境”是由“望”而得“境”，通过人与山水之间的相即相望，铸造出人与自然共处的界域。这是人在自然中的栖息与安居——并非物理世界中的安置，而是一种心境，不只是心所面对的境域，而是由心而成就的境域。同时，“望境”还是“问境”。“望境”牵引出的是一番在望与问、眼与心之间的追索与应答。“‘异类’的生活必然是孤单的，我们只能沿着理想，能走多远就走多远。”讲座前介绍王澍的一段PPT中，这句话堪为王澍的“孤本”和为许江的“望境”做注脚。

　　象山校区被普遍认知为中国传统园林的院落式大学建筑的表率，行走其间宛如置身江南水乡。“我早在1993年就参与过杭州南山路中国美院的改造设计。记得当时的方案是将校园里建成的新楼全部拆掉，但同时保留老建筑，因为我感觉文化的传承非常重要，历史气息一旦断裂就很难延续了。”

　　“但象山校区则不同，它是完全在一块空地上规划和构建。中国园林一般以精致小巧为特征，房子大都很小，而象山却有800亩地之宽广，这赋予建造者全新的语境，因此如何寻回园林的感觉，不啻为新的挑战。回顾我从事建筑设计的20年，其实不断在直面这种园林新疆域的挑战和尝试。”在王澍看来，中国人内心深处其实都有着园林情结，落实到时下的建筑上就是“城市山林”，亦即在城市中“画地为牢”，营造出山野之感，更使得人与自然顺畅对话。某种角度看，最富有中国文化的要素并不都在城市里。“我们在选址时有个共识，就是大学城坚决不去。它们虽然称得上现代主义风格的代表，但在我们看来整齐划一的布局好似一座巨型监狱。反之象山则有山有水，那种气息不但适合美术学院，也适合中国文化的传承。”

　　从许江院长的介绍中我们了解到更多项目的背景：“我认识王澍有20多年，和他最初见面是在1992年共同接受一个为观音谷设计公园的任务。王澍当时很年轻，长发飘飘，我们共同进行探索与合作，虽然最终并不成功，但我最大收获是认识了王澍。他创意的锐度让我非常吃惊，而今我也很了解他对于中国自然山水的情怀和犀利的表达诉求。中国美院经过讨论分析，决定将建造象山校区的任务交给本院建筑教师，而王澍也显然是有备而来。他的方案以合院为基本模型，展示一系列的变化，将合院切一刀或切一角，通过合院的向背关系，来形成与青山相望的全新格局，这种精妙的创意深深吸引了我们。最后王澍的方案高票中选，他随即开始了艰难的设计构思。”

　　建筑的神性

　　王澍表示，象山校区的建造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不仅仅是设计的深化所遇到的挑战，还包括建造费用(象山校区造价仅1000~1500元人民币每平方米)的约束。“在象山校区一期建成之后，有位建筑师告诉我，这是中国当代建筑语言的一个大的突破，特别是在尺度的扩展方面。因为中国传统建筑都很小，相关的建筑语言却已成熟。而今规模放大4倍之后还能保持中国传统文化园林的风韵与意象的内涵，颇不容易。”

　　“这与美院的氛围很有关系。有人说象山校区是许江和我‘文人唱和’的产物，其实并不是虚的形容，是有具体细节为证的。比如他写诗‘象山三望’与我交流，一首诗的大意就是这里是夜晚的渔港，所有的楼群都是夜泊的舟船。而我已经在纸上画出山南校区第一张草图——一片房子像船一般停泊，取其意境‘象山夜泊’。另一个细节是，山南校区建造中我第一次使用大面积的暗和黑的材料。因为它不会喧哗夺目，就像淡淡的夜晚。”

　　王澍感慨道，国际上有建筑评论家指出，象山校区是将建筑和景观完全混合了，达到无边界的效果。其实，这并不是在建筑做完之后再做景观设计，而始终是在构建某种景观状态的建筑，并形成山与建筑的相互映衬与唱和的关系。“常有艺术评论家感叹，中国山水画到宋代后神性就不见了，而今天50余米高的象山被许多人认为，已经重新恢复了一点点神性的气息，这是靠很多人精神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大学建筑如何引领方向

　　“在今天，‘自然’已然被排除出大学校园之外，成为文明教化的‘他者’。要拥有一山一水，在今日大学而言何其奢侈？”许江强调，如今中国大学建造的趋同化已十分严重。据其所知，有所大学的设计院竟然规划设计了近200所大学，这能不重复吗？他不无调侃地描绘了一幅人们司空见惯的大学校园场景：眼前是一座高大雄伟的大门，中间是笔直宽广的大道，大道中间是花坛，在大道终端有30多级台阶，上面承载着一座庞大庄严的图书馆。它的右边是多重走廊连接贯通的教学大楼，让学生不必冒雨即可四通八达。学子们在没有树木的体育场上奔跑。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空”。太多的大楼，缺少大树；太多的捷径，缺少远方。“在中国，按知识分科的教学系统中，承载我们身体和精神居所的建筑专业被划分在了工科，划分在技术化、工具化的类别中。建筑这一人类栖身之母的大课题变成了单纯的技术课题，这就带来了一个大问题——城市的趋同化与人文家园的缺失。因此，我们必须要以艺术的内涵来拓宽建筑的思维，使研究的视野涵盖艺术学、人类学、社会学以及横跨人文和科技思维，这样才能营造出大学的望境，才能使建筑真正有思想，传递出时代关怀与人文气质。”

　　王澍进一步分析认为，就从中国大学校园的中轴线来看，这种做法西方大学很少见，堪称中国特色了。“其实这更多代表着过去官府、衙门和庙宇权势的符号表达。大学传达给年青一代的教育就是这样的信息吗？39级台阶，是皇权时代的建筑语言，它是权力和独裁的象征，但现在却大量用在图书馆类的建筑中。而即使是古希腊民主时代的建筑也只有几级台阶。因此，对学子而言很重要的一项教育首先就在大学建筑里，在这些设计的细节传达中。大学的建筑具有方向引领性，应该通过它帮助教育找回根源性。”

　　象山的行走坐望

　　在象山校区的建造过程中，王澍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他一贯的特色：大量使用旧建筑材料，却以此营造出时间感与别样意境。“相比于其他元素，我对时间其实更感兴趣。我们慨叹中国30年来发展速度飞快，却损失了时间，建成了大量无时间感的东西。5000年的文明被随便糟蹋破坏，最后得到的是一堆很快腐败的垃圾。在象山校区中，我使用了大量回收来的旧材料，价格比正常材料便宜一半，但这些东西至少有50年的历史，后来发现有的瓦片居然有数百年历史，这些材料用上去之后，整个校园骤然恢复了时间的微妙感觉。这些材料下雨之后颜色会变化，校园里开始出现了一种由旧材料散发的气味，随四季交替而不同。我希望通过材料的运用、门窗和走廊的布置以及建筑与环境的关系，把深邃而抽象的思想用具体而微的手段让人切切实实地体悟到。”

　　许江则认为，对于象山校区，大家津津乐道的是它实的部分，即建造语言。而虚的部分就是它和青山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大学的“望境”。“象山校区有许多独特的门窗和走廊，它们就是远望青山的不同界面。学子们朝朝暮暮从这里经过，看到了青山的四季，也在相望青山中看到了自己心灵的成长。现实中我们又将如何超越表象看到内在，超越个体看到整体？这些门柱、长廊和风景给我们以心灵的暗示，也就是我们将以怎样的方式切割自己的视野，同时又重新构建我们与青山的关系。这种相望非常重要，象山的行走坐望都能带来一种心灵的发问和应答。”

　　他强调，王澍设计了象山的校区，这只是象山“望境”的开始，之后中国美院一代代学人将与象山相伴，象山未来的历史亦将从这里展开。

　　诗性与自由

　　在象山校区建造之前，王澍向许江提出：“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给我自由。”许江不仅给予他充分的自由，还赠诗三首以表明自己志同道合之心愿。

　　一位评论人士将美国现代建筑大师路易斯？卡恩(Louis Isadore Kahn)与王澍相提并论：“卡恩的建筑在粗犷中深刻地表达了永恒的诗意，富含西方古典‘史诗’的魂魄。而王澍的建筑就像中国的山水诗。虽然两种诗意气势与文化背景不同，不过其‘诗性’的深层内核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这种‘诗性’也时时刻刻暗示着他们二人‘文人建筑师’的身份。”

　　而在许江看来，他与王澍都是有诗性的人，而中国美院的特点就是聚集了这样一批有诗性的人。“诗性有三个关键词。首先是传统的活化。用传统打开内心，提升心智。其次是现实的关怀。以独立意志来挑战和反思现实中传承与拓展、身份与差异、精英与消费等诸般纠结。最后是创造的提升。创造来源于内部的提升与转换，而这种提升与转换来自于自身的损耗。艺术创造和教育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不断‘转换’。”

　　“有一段时间我在象山校区三号楼里画画，每天黄昏走出教学楼，闻着青草的芬芳气息，望见夕阳下的余晖，不禁想起了唐代皇甫松的诗：‘门外水流何处？天边树绕谁家？山色东西多少？朝朝几度云遮。’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们要让年轻人知道自己的立身之所，去担当他们的责任，先把基础的东西、传统的固有语言掌握起来，然后通过它们开发自己的心智，最终要还原到现实的关怀里去经受一次涅槃。艺术的技巧就是以一种身心俱足的方式进行创造，像工匠一样劳作，像哲人一样思考。这些都是我们在塑造这个精神共同体的时候所不能忘却的。” 许最后总结道。

　　《投资者报》记者 蔡臻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