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转型路径抉择

　　从农转工的“苏南模式”，到内转外的“开放样板”，再到量质并举的“小康典范”，苏州都跑在了全国的前列。2012年，借行政区划调整之机，苏州彻底告别“小城”时代，这座城市新的目标是--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在9月的第一个周末，苏州市公布了最新的行政区划调整。

　　尽管是在周末，这次动作还是引发了全国性的关注。新的区划调整撤销了苏州古城区的沧浪、平江、金阊三区，合并成立姑苏区；全国百强县排名第二的吴江市撤县改区，成为苏州辖下第六区。

　　去年9月，同样的时间节点上，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蒋宏坤在苏州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上，首次提出了“一核四城”的新战略规划。北面的高铁新城、南面的滨湖新城、西面的生态科技城、东面的综合商务城，加上作为核心的苏州古城，构成了苏州新的城市布局。

　　从确立苏州发展“新定位”，到确定苏州发展“新路径”，再到布局苏州发展新规划，蒋宏坤主政三年的苏州正显现出一个国际化城市的大格局。

　　苏州求变

　　时针拨回2009年，苏州的发展之路突然间变得颇不平坦。

　　此前，作为“苏南模式”的诞生地，苏州一直是其他地方学习的模板。但这一年全球性金融风暴的危机却使苏州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当地日报用“惊出一身冷汗”来形容苏州面临的困境，其时苏州“三驾马车”中动力最强劲的进出口突然急转直下，最低谷时跌幅深达50%左右。

　　“苏州经济模式：增长的尽头？”这一年6月，来自《中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用充满疑虑的口气，表达了对苏州向何处去的担忧。报纸和网站上关于反思“苏州模式”的文章比比皆是，此前一年《财经》杂志的调查相当尖锐地指出苏州是“空心老二转型”，对外资“一头独大”给苏州经济带来的产业空心化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

　　苏州的发展数字仍然相当耀眼，这一年GDP总量依旧位居全国第5位，仅次于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外贸出口仅次于上海和深圳，实际利用外资仅次于上海、北京。但发展的隐忧亦如媒体报道所言逐渐显现，转型升级迫在眉睫，解决之路何在？

　　2009年8月18日，在离开苏州8年之后，蒋宏坤从南京市长任上调任苏州市委书记。

　　这是他并不陌生的故土，他曾在张家港工作长达28年，亲历了“张家港精神”的诞生与发展。在赴任苏州市委书记的程序发言中，他脱稿讲话，坦承自己“既高兴，又很有压力。”

　　他讲了一段后来没有见诸官方文字，却令在场苏州官员们记忆犹新的话。

　　“在我人生的历程中，这里是我成长和工作的地方。我的年龄也不算小，55 岁了。我有这个心愿把这里作为我工作历程的最后归宿。来了以后我不想再东张西望，这点我向同志们表态，我唯一的想法和追求就是为苏州的发展来多做工作，为苏州的百姓来多干实事。”蒋宏坤说。

　　一位与会人士说，“他是真有感情，那些话别人讲不出来，也不会讲。有很多人身居高位后会变得很陌生，很有架子，但他不是，他很务实。”

　　但蒋宏坤面临的挑战，却是空前的。他的前任们，梁保华、陈德铭、王珉、王荣，前后接力缔造了“苏州奇迹”，个个政绩都可圈可点。而他要面对的，却是在保增长与转结构间寻找新路径的苏州。

　　苏州市委研究室在其时提交的一份报告中称：苏州多数制造企业为“三来一补”委托加工，加工贸易出口占比达76%。这些企业处在产业链低端的制造加工环节，原本就饱受低利润煎熬，危机中更是雪上加霜。另一方面，与庞大制造业相比，苏州服务业占比偏低，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占服务业总量只有45%，而上海、深圳均超过55%。

　　形势不容乐观，但这位熟悉苏州文化、习俗、发展状况的新市委书记，并没有让这座城市等待太久。尽管离开了八年，但苏州的变化与困境显然一直在他关注的视线中。任职南京，给了他远距离从容观察苏州的时间，他得以跳出苏州之外，重新思考苏州的发展模式。

　　上任十天之后，蒋宏坤就“亮剑”了。

　　2009年8月28日，苏州市召开市委十届十次（扩大）会议，会上蒋宏坤提出，今后一个时期要“把苏州建设成为科学发展的样板区、开放创新的先行区、城乡一体的示范区，成为以现代经济为特征的高端产业城市、生态环境优美的最佳宜居城市、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相融的文化旅游城市”。

　　这一新的战略定位后来被提炼成“三区三城”。

　　“金融危机后，苏州已经站在了一个发展的十字路口，过去的老路已走到顶点，下一步要走得更远攀得更高，只有创新型经济‘华山一条道’。我们理解，这实际上是金融危机带给苏州的第三波重大发展机遇。”蒋宏坤说，“‘三区三城’是苏州未来相当一段时期的发展总目标。”

　　一位与会的张家港官员相当熟悉蒋宏坤的作风，连他们都没有料到，在时隔多年以后蒋宏坤仍然保持着如此的“闯”劲。在私下的聊天中，他说这就是典型的“张家港精神”，绝不是坐等时机，而一定是主动出击，全力创新。

　　苏州开始求变。蒋宏坤重启苏州的发展路径，有传承，更有创新。

　　转型挑战

　　苏州的转型，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勇气和智慧的考验。

　　让苏州人经常引以为荣的是，他们以不到千分之一的国土面积产生了超过全国2%的GDP。但这件事情的另一面则是，从2000年到2010年，苏州经济总量在增加5倍的同时，耕地面积减少四分之一，综合能源消费量增加近4倍，水消耗增加3.6倍，废水和废气排放量分别增加0.9倍和4.6倍。

　　转型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土地能源等基本资源的刚性需求严重不足。经济总量大，资源消耗多，与环境容量小、城市发展空间不足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我算了一笔账，2001年到2010年这十年当中，苏州每年平均投入了十万亩土地，每年新增35万劳动力，才换来了这十年我们平均每年GDP增长14.9%。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长26％。”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蒋宏坤8月30日接受《小康》杂志记者专访时，以此来说明苏州转型升级面临的紧迫性。

　　在过去十年间，苏州主城区的面积已经扩大了11倍，而总人口则从600多万猛增至1200万人。在加速城市化过程中，苏州要找到可持续的增长之路。

　　要在有限的土地上创造更多的经济增长，产业转型就势在必行。

　　在一次座谈会上，蒋宏坤向苏州的干部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哪里？产业发展的需求在哪里？所在辖区的优势在哪里？

　　这一系列的追问，逼迫苏州干部开始寻找答案。

　　破局首先从政策层面展开。2009年11月15日，苏州出台《关于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做大做强中心城市的若干政策意见》30条，分“优化城区发展空间”、“提升产业发展层次”、“增强市级调控能力”等六个部分，以图改变中心城市产业层次偏低、辐射带动能力偏弱、经济首位度较低的现状。

　　这个“30条”被认为挠到了苏州城市做大做强的“痒处”。

　　在大的规划之外，那些看起来甚至有些“斤斤计较”的意见，事实上都与正在转型中的企业和产业息息相关。比如为了“鼓励为楼宇经济提供配套服务。”甚至会给配套地下停车场的商务楼给予“每个车位不超过2000元的补贴。”这可以看作是小诱惑。但是如果为了“鼓励文化企业发展”，苏州甚至“允许投资人以专利、商标及其他技术和科研成果等无形资产作价出资，入股比例可占注册资本的70%。”

　　2011年，在“十二五”规划中，苏州更提出了六大发展战略，并将“创新引领”和“开放提升”列为“六大战略”前两项，作为苏州“十二五”发展的核心战略。

　　2012年，苏州市又出台了《关于促进商务转型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以及《关于更加积极地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若干意见》，加大了落实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的力度。

　　但光有政策显然不够，执行政策的官员们有没有做好转型的心理准备？

　　苏州转型的挑战之二，在于如何重启官员们干事的激情。在全国大部分地方的行政部门都已经实行双休日制度的时候，唯独苏州，仍然坚持着一周工作六天的节奏。苏州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行政人员普遍感觉压力巨大。

　　富起来之后的苏州，官员仍然“又苦又累”，出现情绪自然难免。

　　“做事不愿吃苦，谋事不思创新”、“遇到矛盾绕道走，做老好人，当太平官”、“出国出差的热情高，抓项目抓落实的劲头低”、“表面上工作热热闹闹，实际上成效寥寥”。2009年9月19日，苏州全市思想作风建设暨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蒋宏坤直指各种类型的“机关病”还不同程度存在，影响和制约了苏州新一轮的跨越发展。

　　狠抓“机关病”，是为了解决“发展难”。这一记“警钟”对正在迷惘时期的苏州官员们，起了巨大的刺激作用。公开资料显示，在2009年至2011年内，苏州至少召开了五到六次类似会议。在“通安事件”之后的一次会议上，则破天荒地将参加干部扩展到副科级，3000多人聚在一起，学正面典型昆山，曝光反面教训，整治“懒、庸、推、拖、贪”等“机关病”。

　　转变工作作风、提高行政效能，被蒋宏坤提到与长治久安生死攸关的高度。

　　在2009年底启动的政府机构改革，苏州市政府统一设置了40个工作机构，撤销了建设局、交通局等11个部门，新组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商务局等6个部门。

　　苏州这一轮“大部制”改革，并未如其他城市的行政体制改革一样引发关注。但从现实的层面来说，苏州却在原来“大交通”、“大文化”、“大城管”的基础上，实行了“大农业”、“大工业”、“大商贸”、“大建设”和“大保障”管理体制，使之前由于政府机构的职能分工过于具体而造成的机构过多、职责交叉、政出多门等现象得到了初步解决。

　　路径抉择

　　在从政策层面、行政管理体制方面为转型创造出新的环境之后，下一个面临的问题是，苏州将通过何种途径实现转型？

　　“苏州的转型路径概括起来是‘三个新’：建设具有国际化功能和品质的”新城市“，引进有世界眼光、掌握核心技术的”新人才“，发展前沿尖端的”新产业“，这些都是国际化的应有之义。”蒋宏坤说。

　　从2010年起，苏州市明确重点发展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即新能源（太阳能、风能、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生物技术和新医药、节能环保、软件和集成电路、新型平板显示、高端装备制造业。作为苏州经济的重要增长极，苏州的10个国家级开发区和7个省级开发区，无一例外都把转型升级当作“二次创业”的核心追求，并为此出台了大量配套性扶持政策。在昆山，光电产业园和小核酸产业基地飞速崛起；在苏州工业园，国际科技园100多万平方米的孵化空间里集聚了几百家高科技创业企业；在太湖之滨，苏州科技城拔地而起，一个围绕电子信息产业上游核心部件的研发设计大产业初露端倪。

　　两年之内，昆山高新区成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常熟、吴江经济开发区升格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昆山综合保税区和苏州高新区综合保税区投入运营。而苏州工业园区则成为全国首个服务贸易创新示范基地和江苏省首个工业化、信息化融合示范区。

　　之前“笔电”产业的部分台资企业逃离昆山，前往重庆、成都等西部地区发展，一度被炒得沸沸扬扬。最初昆山市政府亦十分担心，但当地完整的产业链条却让各企业不得不把研发中心和营销部门留在了昆山，反而促使当地的物流产业迅速发展起来。另一方面，昆山市全力转向支持新兴产业，2010年昆山的新型平板显示、高端装备制造、智能电网和物联网、新材料产值均进入苏州市前三。同比增速均超过30%。

　　苏南模式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在于政府对产业发展的强力介入。

　　在启动产业转型之路时，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就在全力以赴，而得到实惠的则是企业。“我们争取到了创新试点城市，从政府角度来讲就是政策的落实，2012年的全市财政科技经费支出就是达到了26.3亿元，增长了34.4％。企业可以享受到10个亿的政策，所以要求大中型企业都建立自己的研发机构，2011年大中型企业的研发机构占到了77.6％。”苏州市发改委综合处处长夏文向《小康》记者介绍说。

　　2010年，经商务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海关总署联合认定，苏州成为“全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试点城市”首批两个城市之一。从2009年到2012年，苏州分别拿到的“国家级”示范名号还有“国家级创新城市示范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国家旅游标准示范城市”，而每一项示范的后面，都意味着强大的政策支持和政府投入。

　　在政府的强力引导之下，苏州新兴产业以一种令人惊讶的速度在不断攀升。

　　“2011年，苏州市新兴产业以17.8%的规模以上企业数占比，创造了38.1%的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45.1%的利税总额和48.1%的利润总额。”夏文说。

　　苏州正在逐步实现从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创新驱动转变、从粗放式增长向集约型发展转变、从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变的第三次转型。

　　决胜现代化

　　苏州的目标是到2014年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但苏州下辖的区、市中，昆山市、苏州工业园区把目标提前到了2012年，张家港、常熟、吴江等也紧紧跟上，争取首战见效。

　　在昆山市和张家港市的大街小巷上，到处可以看到“决战2012，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标语。

　　去年10月，昆山在全国县级城市中，首家发布了《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并成立了决胜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领导小组及工作机构。

　　2012年1月4日，新年的第一个工作日，昆山市召集2000多名干部和各界代表，在当地体育馆内召开了近年来规模最大的干部动员大会，以“六个坚持”为核心内涵的昆山现代化决胜方略新鲜出炉。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闻报后批示，赞扬昆山“开门有‘精气神’，为全省做了榜样”。

　　围绕决胜现代化总目标，昆山专门制定了《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进程监测工作的意见》，把指标数据分解落实到各责任部门，每季度做好收集整理和监测分析，特别是针对目前指标体系中存在的短板和弱项，加快补短补软补缺，强化专人负责制，细化工作措施，倒排时间进度，保证各项工作按时序进度推进、各项指标不断巩固提升。

　　“稳中求进”不是一句空话，必须建立在有效投入持续增长的基础上。今年昆山排定了158个重大项目，总投资达1662亿元。要在现代化指标上得高分、得满分，必须有实实在在的举措。为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昆山大力实施“3515”计划，即打造3个千亿元级产业、5个百亿元级产业、15个百亿元级企业。近几年，昆山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每年增加2个百分点左右。

　　据昆山市委研究室主任陈鲁勇介绍，昆山特别强调“是不是现代化，群众说了算”。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注重从群众的需求和感受出发，把生活更加富裕、社会更加公平、关系更加和谐、治安更加良好作为工作的着力点，切实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今年7月1日，昆山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调整为590元/月，为江苏省最高。而昆山今年重点实施的教育惠民、生态宜居、公交优先、环境改善、公共文化提升、菜篮子和米袋子等九大重点实事工程，都意在让老百姓感受到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现代化，不断提升幸福感和满意度。

　　值得一提的是，昆山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主要包括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社会进步、民主法治、生态环境5大类28项34个指标，外加1个群众评判指标。其中，经济发展类不再是最重要的一类，共有人均GDP等6个经济指标，权重仅为25%。而人民生活类，共有城乡居民收入、基本社会保障综合指数等7个指标，权重比经济发展类多1%，意义不同寻常--这就是以人为本。

　　苏州现代化的实现路径，离不开城乡一体化。

　　在小桥流水的背后，是苏州农村从经济发展到社会文化的全方位变化。比较此前的苏南模式，苏州的集体经济模式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在萌生新的版本。

　　“我们的农村三大股份合作，就是新形势下集体经济的又一种新的表现形式。没有强大的集体经济，农民的持续生产和收入增长就没有基础，公益性的社会福利事业就不可能加快发展。而苏州的农村集体经济总资产已经超过千亿元。”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蒋宏坤介绍。

　　截至目前，苏州市累计有43万多农户、120多万农民实现了居住地转移和身份转变，工业企业向园区集中的比例达88％，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1.93∶1。2011年苏州全市实现了城乡低保的并轨，2012年又实现了城乡养老保险的并轨，年内还将实现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并轨。

　　上世纪80年代，因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以苏州为引领的苏南地区开创了中国经济的“苏南模式”；30年后的今天，苏州城乡一体化的全新试验又一次引起全国关注，苏州市目前提出的目标是，2015年所有农民都要成为股民，家家有股份，人人是股东，年年有分红。

　　谈及苏南模式的历史意义以及现实发展，蒋宏坤认为这源于对苏州模式的自我修正与探索。“任何一种发展模式都是不断完善的过程与延续，以此完成它的历史任务。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我们都要回过头对于发展模式进行反思，以此来完善提升。苏南模式现在正在逐步体现它的优势和竞争能力。”

　　城乡一体化已成为苏州新时期最大的亮点和特色，“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一直在思考，改革发展是为了什么？改革就是为了使人民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社会和谐、民众幸福。那么如何理解科学发展？”蒋宏坤一语中的，“其实很简单，人民群众认可的发展就是科学发展。”

　　苏州的“123456”

　　2012年9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苏州说：“农民纯收入第一，工业第二，出口第三，进出口总额全国第四，利用外资全国第五，还有一个，地方公共财政收入第六，你看你们在全国的地位，多么了不起。”

　　蒋宏坤精彩语录

　　改革意味着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意味着利益的重新调整，必须以创新的勇气、创新的思路和创新的举措来实现。 寻对策、找出路、破难题、求突破。

　　不为过去的成绩而自满，不为既有的经验所束缚，不为传统的模式所局限，坚持能快就不能慢，能先就不能后，能主动就不能被动。

　　不等不靠，主动作为、咬住目标、迎难而上，多做打基础，管长远的工作，多做破难题、解民忧的事情。

　　文｜《小康》记者 张凡 曹伟 苏州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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