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秘史：从小说到电影

　　1992年陈忠实把50万字的《白鹿原》书稿交给了《当代》编辑。1993年6月《白鹿原》出版，几年后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9月15日，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全国公映。走过近20年，无论小说最初的删节，还是电影在银幕重生，《白鹿原》一直与争议相伴

　　陈忠实至今依旧准确无误地记着，写完《白鹿原》书稿最后一行文字并画上最后一个标点符号的时间：1991年腊月二十五日的下午。

　　在画完那个省略号的六个圆点的时候，他两只眼睛突然一片黑暗，脑子里一片空白，陷入一种无知觉状态。他的心里没有狂欢，甚至连往日里写完一部中、短篇小说的兴奋和愉悦都没有。

　　陈忠实收拾了摊在小圆桌上的稿纸，走出屋子，走出小院。白鹿原北坡的柏树已被暮色笼罩，村巷里已不见人影。陈忠实家屋后就是白鹿原，出门便上原。他走下门前的塄坡，走上灞河的河堤。坐在河堤临水的一条石坝上，点燃一支烟。打火机的火光里，他看见脚下河堤内侧枯干的荒草，当即走下河堤，点燃一丛菅草。他被烟熏得大咳不止泪流不止，那一刻，压抑和憋闷散失殆尽。

　　之后，平心静气的陈忠实走下河堤，回到小院，动手点火烧水，为自己煮了一碗面。

　　“这是我几年来吃得最从容的一碗面条。我只能找到从容这个词表述吃着面条时的心态。我做完了一件事情。这是我在写作上做的前所未有的耗时费劲和用心的一件大事，做完以后的轻松和从容，我在火炉旁吃着面条的这个寒冬的深夜，充分地享受到了。”陈忠实在多年后写就的《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中如是说。

　　“可以不养鸡了”

　　小说《白鹿原》完成后的最初岁月，陈忠实却也未必真的轻松。

　　当年，陈忠实妻子曾问他：“要是发表不了咋办？”陈忠实说，自己几乎没有任何迟疑地答道：“我就去养鸡。”这不是调侃，而是生活的退路，陈忠实说。

　　1992年早春，陈忠实给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分管陕西地区小说组稿工作的何启治写了一封信。信里，他谈到了小说《白鹿原》的创作--从1985年动念构思，到1988年清明前后动笔，再到1991年冬写完最后一句，经过近4年的写作和修改，50万字的《白鹿原》终于画上了句号。

　　此前，何启治曾向陈忠实发出过写作农村题材长篇小说的约请。许多年后何启治还记得当年约稿的情景：“我们在西安郊区区委所在地小寨的街角上见面交谈。我当时对陈忠实说，你一定要写长篇，而且写出来一定要给我发。”

　　何启治把陈忠实的来信交给当时主持工作的人文社副总编辑朱盛昌等人传阅，大家商量后决定派《当代》杂志编辑洪清波和人文社当代文学一编室（主管长篇小说书稿）的负责人高贤均一起去看稿。

　　陈忠实把书稿交到高、洪二位手中后，二人在西安开往成都的火车上，便开始阅读这部长篇小说。

　　不到20天，陈忠实收到回信。对方对书稿评价颇高。

　　读完信的陈忠实忍不住跳起来，大叫一声，倒在沙发上。

　　正在厨房做饭的妻子一下冲出来。“她以为我心肌梗塞。”陈忠实说，他趴在沙发上好一会儿，终于缓过一口气。

　　“我可以不养鸡了。”陈忠实对妻子说。

　　修订本风波

　　《白鹿原》在《当代》1992年第6期和1993年第1期分两期刊出。1993年6月，正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但接下来的日子，对陈忠实而言，并非全是惊喜与快乐。

　　自《白鹿原》面世，虽好评如潮，但也有尖锐的责难和批评。

　　1997年，已经发表4年多的《白鹿原》摘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桂冠。很多人却发现，这部获奖小说后面特别标明了三个字--修订本。

　　次年3月，曾担任《白鹿原》终审编辑的何启治，专门就此撰写文章披露背后隐情。

　　根据何启治文章，《文艺报》1997年12月25日曾有报道，茅盾文学奖评委会对这部小说做出了如下修订意见，“作品中儒家文化的体现者朱先生这个人物关于政治斗争‘翻鏊子’的评说，以及与此有关的若干描写可能引出误解，应以适当的方式予以廓清。另外，一些与表现思想主题无关的较直露的性描写应加以删改。”在随后的评议过程中，评委会主持人打电话给陈忠实，向他传达了上面的修订意见。

　　显然，陈忠实当年接受了意见。借《白鹿原》再版，他对书稿进行了修订。

　　1997年12月中旬，修订本《白鹿原》出版。

　　1997年12月19日，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揭晓，《白鹿原》和另外三部小说共获殊荣。

　　尽管何启治在文中一再强调修订过的《白鹿原》不过是去掉了枝叶上的一点瑕疵，“牡丹终究是牡丹”，但这不能阻止一些人认为“陈忠实骨头软”。

　　这也成了时至今日，陈忠实仍不愿多谈的往事。

　　把剪短当成挑战

　　和陈忠实相比，导演王全安的“妥协”似乎更大。

　　2002年，西影集团买断了小说《白鹿原》的电影版权，准备把小说拍成电影。这中间，经历了剧本删改、编剧易手、主演变动、导演更迭甚至改编权“流转”一系列“磨难”，被视为“史诗大片”的《白鹿原》艰难启动。

　　与《白鹿原》“纠缠”7年后，2012年9月15日，王全安的《白鹿原》终于公映。

　　然而，随着银幕重生，电影《白鹿原》也遭遇了无数争议。比如田小娥戏份偏多，主演到底是白嘉轩还是田小娥？很多人亦将戏外王全安与田小娥扮演者张雨绮的婚姻，和电影本身联系到一起。

　　公映的156分钟的《白鹿原》遭遇争议最多的，恐怕还是很多人认为，这是一部支离破碎的电影。

　　其实，即便是175分钟版 《白鹿原》，在4月香港电影节上，同样也褒贬不一。有影评人评价为“不见白鹿，只见小娥，前段平稳，后段散乱”，“拿掉抗战后的段落，造成白孝文、鹿兆鹏和黑娃三个年轻人的命运不知所终，上下两代人的传承只完成了一半，原著架构被完全破坏。”

　　据悉，电影《白鹿原》有5个版本。最初的粗剪版近5个小时，至今没有进行过小范围试映。能在大银幕上看到的156分钟的内地公映版，以及柏林电影节的177分钟版、香港电影节的175分钟版，都是截止在抗战开始时。另外，还有220分钟的导演剪辑版。导演版将时间延伸到解放后，以黑娃之死而终。

　　剪短之后，最大的争议，莫过结尾。

　　小说里，《白鹿原》的故事一直延续到1949年后，而公映的电影则把故事结局提前到了1938年。

　　小说最后，白孝文通过在保安团“策反”过程中邀功摇身成为新政权的县长；曾参加过土改、当过土匪但最终“改邪归正”的黑娃被白孝文杀死；加入共产党的白灵死于革命队伍的内讧；加入国民党的鹿兆海没有死于抗日战争而是死于“围剿红军”中……

　　内地公映版电影则在抗战开始，日本飞机的炸弹扔在了白鹿原上的祠堂时结束。被拉了国民党壮丁的白孝文、投奔共产党而不知下落的鹿兆鹏、当了土匪头子的黑娃，接下来的命运并没有在电影中交代。惟一清晰的是，田小娥死了，她的灵魂压在了塔下。

　　某种程度，对结尾的删减成了公映版《白鹿原》结构松散的部分原因。毕竟很多事先安排的伏笔不能得到呼应。

　　这一点，黑娃的扮演者段奕宏深有体会。不论是小说还是电影，冰糖都是体现黑娃性格的重要道具。段奕宏也为黑娃设计了一个与冰糖有关的结尾：在白鹿原秋天的麦地里被执行枪决，枪子射进身体时，黑娃的口中却呛出了一口冰糖水。

　　而段奕宏颇为得意的这一笔，在公映版中最终被剪掉。

　　剪短，王全安表示理解，毕竟除了院线方面的考虑，也有审查方面的要求。王全安也愿意服从，他说，他把剪短当成了挑战。

　　情色是《白鹿原》的封面

　　与《白鹿原》相关的删减，还有情色。

　　坊间传说，关于情色的镜头，有要求“要达到让母女同看而不会尴尬”的尺度。于是，类似“给郭举人家干活的长工，白天见了田小娥，晚上睡觉时骂道，‘有钱人一个人能有三四个女人……咋能不反呢？’”这样的细节，都被删减掉了。

　　关于“泡枣”的两个段落、田小娥“骑马撒尿”的镜头，也都被删除。

　　自小说《白鹿原》起，性，就是与其紧密相连的话题。

　　在做客《杨澜访谈录》时，陈忠实谈到在创作《白鹿原》时，曾给自己写过一个小纸条，上面有十个字--不回避、撕开写、不做诱饵。陈忠实解释，因为自己青年时代特别敏感男女问题，所以在尝试小说创作时也会刻意回避对男女、爱情、婚姻、家庭的描写。但开始写作《白鹿原》后，尤其是写到田小娥时，他说“我下了决心”，决定不再回避对情爱的描写，继而他说“不仅不回避，而且是撕开写”，要撕开“我们传统封建文化中最腐朽的黑幕”。而对“不做诱饵”的解释，陈忠实说，这是自己的一个基本准则，就是描写男女之事，并非作为吸引读者的诱饵。

　　关于田小娥的塑造，陈忠实说，与自己幼年时亲眼所见的情景有关：村中一个男人将一个女人捆起来，进行抽打，作为孩子的自己，被“吓得不行”，虽在远处，但仍能听到女人“一声一声的尖叫”。

　　“小说写到田小娥的时候，第一个映现到我思维中的，就是这个惨烈的场面。”陈忠实说。

　　但其实，陈忠实塑造的田小娥更像是许多行走于乡土间，中国妇女的叠加。

　　在写作《白鹿原》时，陈忠实曾仔细查阅有关白鹿原的县志。这些县志中有四五个卷本是有关“贞妇烈女”。她们往往在十五六岁出嫁，隔一二年生子，不幸丧夫，抚养孩子成人，侍奉公婆，守节守志，直到终了，族人亲友感念其高风亮节，送烫金大匾牌悬挂于门首。不同村庄不同姓氏的榜样妇女，事迹大同小异，宗旨都是坚定不移地守寡，这些布满了几个卷本密密麻麻的贞节女人们，用她们活泼的生命，坚守着道德规章里专门给她们设置的“志”和“节”的条律，经历过漫长残酷的煎熬，才换取了在县志上几厘米长的位置。

　　“我首先感到的是最基本的作为女人本性所受到的摧残，便产生了一个纯粹出于人性本能的抗争者、叛逆者的人物……我随之想到我在民间听到的不少泼妇淫女的故事和笑话，虽然上不了县志，却以民间传播的形式跟县志上列排的榜样对抗着。这个后来被我取名田小娥的人物，竟然是这样完全始料不及地萌生了。”陈忠实事后回忆。

　　和小说一样，电影中的田小娥也激发了所有人的欲望。

　　如何找到一种恰到好处地表现情爱戏的方式，曾是王全安最头疼的事情，他说“把这个问题想完了以后，我才觉得这个电影可以碰”，否则如果电影表现出对情爱戏刻意的回避或者拍得不到位，“这恐怕都是挺令人泄气的一个事儿”。

　　有位法国老记者在看过电影《白鹿原》后感慨说：“在这个电影里看到了很多关于情欲的内容，有的时候是挺难看的境地，但是没有让我感觉到一丝龌龊。”

　　法国记者的评价，或许刚好代表王全安对《白鹿原》中情色的态度。

　　王全安曾读到一篇文章，让他心有戚戚。文中说，情色是《白鹿原》的封面，因为我们喜欢情色。通过这个封面要打开这本书，一翻就把中国历史打开了-就像电影中最难处理的田小娥与鹿子霖达成的那种关系，即便苟合，也可以让人感到不脏。“这何尝不是对环境的控诉和描述。”王全安说。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多年来，与《白鹿原》创作发生联系的，何止陈忠实、王全安，还有导演吴天明、编剧芦苇。

　　从2003年到2007年，芦苇为《白鹿原》写了七稿剧本。“陈忠实写了50万字，我也写了几十万字了。”不用电脑打字的芦苇用钢笔爬格子，一字一句写在老式作文纸上。

　　后来上映的电影中，芦苇认为自己的剧本内容“最多占了十分之一”。最终，在他主动要求下，电影《白鹿原》的编剧署名只有王全安。

　　在芦苇看来，《白鹿原》的主角一定是白嘉轩。他设计的电影开头，白嘉轩与鹿三在田里种麦子，白嘉轩的妻子仙草挺着大肚子在牲口圈里铡草，4岁的黑娃在旁不断地添上苜蓿。仙草早产，由黑娃帮忙割断婴儿的脐带。所以到黑娃在牢里要被处死的时候，他和白孝文说，“你是我接到世界上来的，没我的话你是死是活不一定，后来你还上了我的女人，这是你欠我的。”

　　芦苇安排的电影结局是，解放后，白鹿原上唱大戏。垂垂老矣的白嘉轩和鹿子霖在戏台下相遇。白嘉轩老泪横流，为自己，也为整整一代人。就在那时，大戏开演，唱的是秦腔《三世仇》。而一轮太阳照样从白鹿原冉冉升起。

　　或许，不止芦苇，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对《白鹿原》人物的塑造与解读。

　　就像陈忠实在《白鹿原》的扉页上，引用的巴尔扎克的那句“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学者梁鸿在解读《白鹿原》时曾说，里面涉及到的很多事情，家族的，两性的，性别冲突的，包括性欲族权的，今天依然流淌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深处。

　　《白鹿原》没有像白鹿村一代又一代人那样老去，而是始终焕发着生机。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杨澜访谈录》之“两个人的《白鹿原》”）

　　文｜《小康》记者 罗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