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贫困:农民工问题的制度瓶颈
- 来源:人力资源
- 关键字:权利贫困
- 发布时间:2010-03-24 15:16
我认为，这只是一个表象而已。理由：—是中国经济向好，并不意味着农民工的就业形势、工作待遇问题会得到根本性的改善。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人口红利”。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支撑了企业的利润空间，也支撑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在经济结构没有得到实质性转变的情况下，指望提高劳动力价格，显然是不大可能的。二是这种紧缺也是暂时性的。在中国什么都可能紧缺，唯独农民工不会紧缺。在中国这样的农村劳动力绝对性过剩的国家，“民工荒”是一个伪问题。三是这种表面的繁荣掩盖着这样的现实：中国农民工默默地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但他们并没有分享到相应的经济发展成果，这从农民工工资增长的蜗牛速度即可说明。而且，农民工的权利问题随着中国发展进程的推进，变得越来越突出。有人提出，“民工荒”是“权利荒”，虽然有一点危言耸听，但不是没有道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对公民的权利表述，既包括农民，更包括农民工。同样属于中国公民，但农民乃至农民工的权利处境与城市居民相比较，却存在着极大差异。
这种权利处境的差异，是历史造成的，也是制度造成的。1949年以后的城乡二元社会，形成了“两个麻袋装两袋马铃薯”的社会结构，这种畸形的社会结构是以身份歧视为基础的，而且以固化的制度形式，把这种不平等凝固下来。后来的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种结构性的不平衡，松动了板结的二元社会结构。经过几十年的改革，虽然说这种二元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但毕竟农民有了一定的自主空间，至少农民可以在空间上流动起来。农民工即是中国社会从封闭的身份社会向开放的市场化社会转型的产物。
渐进式的改革路径决定了中国告别二元社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虽在加快，但还不可能在短短几十年里消化掉八亿农民，这就决定了中国农民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中国现在的趋向实质上是在把目前的二元社会转变成“三元社会”，即在现有城乡差异之上再附加一个非工非农的社会群体，就是农民工的制度化。而这个“三元社会”要比过去的二元社会还要难以治理。
客观地说，农民工如今的生存处境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积极的角度看，农民工现象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相对于1949年以后的二元社会而言，农民工现今所拥有的，真的好了很多。相对此前的绝对贫困而言，如今中国农民的贫困，则是一种相对贫困，不是生存层面上的贫困，而是发展层面上的相对贫困。
不过，这种发展层面的相对贫困，解决的难度更大，制度成本也更高。如今的农民工问题，进入了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核心问题是要解决农民工的权利贫困问题。这些权利主要包括：一是自由流动与自由迁徙的权利。二是政治参与权，即农民工在城市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具有参政议政的权利。三是劳动的权利。四是公平就业的权利。五是社会保障权利。六是子女教育与自身接受培训的权利。七是表达权。另外，还有一个重要权利，是农民工对土地的使用和处置权利。
从目前的农民工处境来看，上述农民工权利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比如，自由流动与自由迁徙的权利，得到了极大改善。户籍问题在不少地方有了松动，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在城市中安居立业，乃至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值得关注的是，近几年在全国“两会”上，有了一些农民工代表的身影和声音，这说明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权得到了良好的改善。《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对维护农民工的劳动权益有了进一步的保障。有媒体报道，沈阳市还成立了全国首个“农民工”工会，开始利用农民工自己的组织来维护农民工权益。有的农民工还被选为工会委员及工会领导。一些地方政府对农民工进行免费技术培训，提升他们进入城市的能力。这些都在说明，农民工的权利和权益是在不断增进。
但是，上述改善和增进，还只是局部性的。这种改变，与农民工日益增长的权利诉求比起来，还显得滞后。农民工的权利完善由于人多面广，地区差异很大，因而，操作起来十分缓慢。加之，在发展过程中，又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旧债未清，新债又至，变本加厉，积重难返。目前，农民工在权利贫困方面所面临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土地问题。近年农民土地纠纷不断。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城市与农村争地矛盾越来越突出。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并没有真正明确农村土地主体权限边界。农村是农民工的大后方，在这大后方，最令农民工牵挂的即是土地和留守的妻儿、老人。人、地分离，带来了很多问题。关键是农民工处理土地的权利没有得到实质性的保障。这就造成了在土地纠纷中农民的弱势地位。二是户籍问题。在不少城市，户籍限制有了松动，特别是中小城市，已经接纳了农民工。但在一些沿海发达地区，特别是像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接纳农民工的门槛仍然很高。三是就业、失业问题。农民工在就业、失业方面所面临的权利问题越来越突出。农民工讨薪难，已成为众所周知的现实。农民工因讨薪而铤而走险的悲剧时有发生。农民工的失业问题更是习以为常。农民工在城市没有失业保障。失业后，家乡的土地就成了托护他们的最后防线。四是子女教育问题。身处城市环境中的农民工，对权利歧视感受甚深的还有子女教育问题。城市的教育资源本来就很紧张，农民工的子女再要分享城市的教育资源，机会非常稀少。加之，中国的教育本来就问题丛生，致使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解决难度极大。第五是农民工有权享受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工伤等保险和各种社会福利。第六是农民工的表达权。农民工几乎没什么表达权可言，也没有表达的能力，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即便我们在“两会”上难得见到几位农民工代表的身影，他们的声音更是十分微弱。而大众传媒对农民工的关注也颇为吝啬，除非农民工走投无路，上演极端的“行为艺术”，才能刺激媒体麻木的职业兴趣，吸引到媒体的眼球。因此，农民工的表达权利在短期内无法得到切实的保障。
值得关注的是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问题。新一代的农民工群体，即是农民工权利贫困的典型样本。第一代农民工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这贡献准确地说是以牺牲他们的应有权利为代价的。其中最令人揪心的代价，就是牺牲了第二代农民工的未来。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中，有很多人跟随他们的父母在城市长大，但他们并没有得到与城市中孩子同等的教育机会和资源，城市的发展与繁荣似乎与他们无关。等到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长大后，他们仍然重复着父辈的命运。他们虽然在城市长大，但城市并不能真正接纳他们，而他们又很难融入农村。他们成为典型的无根的一代，漂泊于城市和乡村之间，成为一群典型的问题群体。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开始关注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问题，这是一个可喜的信号。但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尚需要系统的制度建设。
此前，在农民工的生存问题成为紧迫问题的时候，谈论权利贫困问题可能是奢侈的事情。如今，在农民工基本解决了生存问题，而发展问题成为他们当前头等大事的时候，权利贫困问题就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了。而且，伴随着中国社会发展，权利贫困，将越来越成为制约农民工发展的制度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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