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癌“乌托邦”

　　张马丁比约好的时间提前了不少到达，一见面就向记者解释，脸上的伤口是因为一个外科小手术，并非年轻气盛跟人干了一架。

　　张马丁是“抗癌公社”的创始人，有别于慈善机构以及商业保险，该公社是针对癌症患者，基于互联网的P2P小额众保组织。

　　抗癌公社成立于2011年，三年间其成员从创始初期的500人增长了近10倍。张马丁身边的朋友从嘲笑、反对到如今成为抗癌公社的义务推荐员。外界对于这个略带乌托邦风格的社会组织，也从质疑其可行性到思考起其定位与商业模式。今年4月，全球首个专门致力于医疗救治的众筹平台Watsi借助腾讯公益落地中国，无疑让张马丁看到了抗癌公社在中国发展的积极信号。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14年世界癌症报告》显示，2012年中国新增307万名癌症患者，并造成220万人死亡，分别占全球总量的21.9%和26.8%。根据卫生部的统计，最近20年，我国医疗费用增长了28倍；重疾的平均治疗费用为10万元，而且每年以10%-20%的幅度递增。

　　“一旦诊断为癌症，现有的商业保险、医疗保障很难满足患者的医疗费用，抗癌公社能够作为一个很好的补充，通过众筹捐资的方式缓解患者经济压力。”张马丁告诉《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下称《21CBR》）记者。

　　打破保险暗箱

　　张马丁不愿安分也不惧怕改变。

　　虽然当年在上海华东师大读书时专业是房地产经营管理，但张马丁却疯狂迷恋起电脑与网络，并立志做个互联网创业英雄。在毕业后的近10年中，张马丁转换过不同的行业。当房地产网站还在充当中介的角色时，他极力想引入业主社区概念而未被采纳；在美资电子支付公司做市场推广时，他想做独立的手机网上充值应用却不被接受；在传统保险公司工作时，他琢磨着建立互联网寿险公司亦未能如愿以偿。

　　张马丁回顾道：“我没有专注过哪个项目，直到母亲患癌症去世后，才决定好好思考做些什么。”2011年，他成立了抗癌公社的前身“互保公社”，正式成员一旦罹患癌症，每一位公社成员都要为其进行小额捐款，筹集不超过30万元的治疗和生活费用。

　　抗癌公社规定，当社员人数在3万名以下时，每人（次）捐助10元；3万名以上时，每人捐款额为30万元除以总人数。张马丁表示，“30万元只是当下的水平，如果未来随着物价、通胀水平、医疗费的上涨，资助金额也会有所提高。”

　　“使用实名信息便能在抗癌公社网站申请加入，经过一年的观察期成为公社正式成员，申请人只有在申请捐助时，信息才会被全面审核。没有捐助任务时，不会产生任何费用和成本。成员的加入不需要预缴费用，退出也不需要扣除罚金。”张马丁向《21CBR》记者强调，公社不会通过基金或资金池等形式聚集资助款项，原则是不抽成、不收取管理费。

　　张马丁觉得，“中国的保险机构仿佛一个巨大的暗箱，横在捐助者和受捐助者之间，资金不能直达，也无法完全透明，抗癌公社就是要打通这道关卡，所有的钱款由资助人直接给被资助人，没有中间环节。”

　　为避免骗捐，患癌成员申请发起捐助时，需提供身份、病情以及具备相应资质医院出具的临床诊断证明、主治医生联系方式等材料。通过医学专家及公社初步审核之后，抗癌公社会隐去部分私人信息后将材料公示两周，成员登陆官网可查看患者信息。患癌成员会接受其他成员的质询和合法调查，待大家无疑义后，抗癌公社再组织捐助。

　　张马丁坦言，“未来公社规模扩大，现在的审核方式肯定行不通。公社没有医学实力也欠缺公信力。我的计划是将抗癌公社与国家医保相挂钩，患者在提供当地医保报销材料后，抗癌公社才会组织捐助。我还考虑将患癌成员的核赔业务外包给第三方机构或者挂靠保险公司，这样既可以最大程度做到公平公正，也能有效节省公社的运营成本。”

　　目前公社尚未产生任何收益，也没产生太大成本。张马丁说，“编程、建立网站我可以完成，每个月的开销就是服务器租赁费。投入更多的还是时间成本，光是制定规则就用了几乎一年。”

　　意外的天使投资

　　刚过完第三个本命年生日的张马丁看着并不像个商科生，更像是个寡言的“IT男”，不算健谈的他说话声音很轻。对于抗癌公社目前的规模与速度是否符合预期，张马丁不置可否，只说：“如果我的性格再好一些，也许发展会更快一点。”

　　今年3月，张马丁才正式从原来的证券公司辞职，全身心投入公社项目建设。他每天的生活十分规律，早上8点起床后，查收、回复邮件，在公社社员的微信群与QQ群中活跃下气氛，解答提问。下午化身“技术宅”，编写网站的代码或者琢磨完善规则。晚上则通过微博、微信进行项目介绍与推广。

　　张马丁给马云、李开复、马化腾等业界大佬们写过公开信，希望得到垂青与资助，结果石沉大海。张马丁不讳言，他需要一笔钱来把项目做大，“也许网上有人看到公开信后就会对公社产生好奇，并愿意提供资助。”

　　抗癌公社创立至今，张马丁只在朋友的引荐下正式见过三次风投机构，都不了了之。“我不太善言辞，这对于创业者来说很致命。去年我见过一位女老板，我在推荐时说到，‘如果你得了癌症’，话才出口，她便收回笑容打断我，‘请不要用我举例。’好气氛立刻就没了。”

　　或许是这些年的经历，让张马丁相信很多事就是“缘分”二字。

　　辞职后的一天，张马丁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号码显示来自重庆。对方开门见山说道：“你的抗癌公社挺有意思，或许我能帮你一把，找个时间当面聊一下。”

　　如此简单的开场白促成了一笔数百万人民币的天使投资。投资人是重庆一位低调的企业家，他对项目的期许，只是希望能进一步完善规则：尽可能放开原本规定40岁以下才能申请的年龄限制，让不同年龄层次的人参与，根据每个年龄层的癌症发病率而制定不同的资助标准。

　　“公社急需这笔钱来招募团队与维持日常运营，公社缺乏技术人才，以及能弥补我个性缺陷的商业谈判专家，也需要擅长项目市场推广的高手。对于投资人的建议，我也开始进行全覆盖方案的制定，希望这笔投资能帮助公社推广，增加5到10万名的社员加入。”张马丁计划着这笔投资的用途。

　　随着互联网对传统行业的渗透，众保模式也在不同的场合被提起，抗癌公社从原本的乏人问津到如今吸引到不同企业与资本的兴趣，张马丁见到了曙光，“大家开始看好抗癌公社，对我来说也是逐渐肯定自己的过程。之前那么多年的创业都没个结果，抗癌公社我却坚持下来了，也许这就是缘分。”

　　“草根”的坚持

　　抗癌公社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鲜有存在感，仅百人左右的规模，成员之间的联系也并不紧密。直到去年10月，一名社员被医生诊断为癌症后，抗癌公社发起第一次捐助，才真正激发了公社的活性。当时500个公社成员中，经过一年等待期，满足资助条件的仅150人，却筹集到7000元。

　　“因为成员人数不够，很难筹集到承诺的30万元资助金，但是当时几乎所有满一年等待期的成员都进行了捐助，金额也普遍高于10元的资助上限。”

　　社员的积极回应让张马丁意识到这个组织存在的意义，“为了增加公社成员的归属感，现在我每个月都会向社员发送‘抗癌账单’，告知资助任务，公社的运营状况，以及附加一些健康贴士。未来可能还会向社员公开财务动向，使公社运行更透明化，加强公信力。”

　　今年4月，张马丁在朋友的陪同下拜访了保监会的几位负责人，得到了他们对众保模式的肯定。“之前担心政策不支持‘众保’模式。100%资金利用率的抗癌公社可以避免保险行业高费率、低赔付率的现象，但这并不代表行业内就接受创新。现在各方反馈都很好，我觉得可以甩开膀子干起来了。”

　　不过与外界尤其是VC的交流，总绕不开一个疑问，“公社的公益性怎么赚钱？”有人甚至直接定论：“你做的是穷人生意，没有价值。”

　　张马丁始终信奉哈耶克的观点：商业是最大的公益，“好的产品是因为打到了消费者的痛处，迎合了市场的需求。抗癌公社暂时没有成型的盈利模式，但却回归了‘保障’的本质。社员选择加入，正是因为公社的保障模式能够满足他们的利益诉求。”

　　“其实我从不怀疑抗癌公社的盈利能力与商业价值，公社达到一定规模后，就能通过增值服务实现收益。”张马丁回应质疑时显得十分自信，“并非所有成功的互联网产品都生来具有商业属性，公社成员5000人的时候，只能实现癌症互助。当成员达到3万，5万甚至更多的时候，能做的就太多了。”

　　由于成员本身的特性，张马丁计划引入健康医疗机构、医生、体检中心、保险公司等进行业务合作，向成员提供服务和咨询。“我现在并不急于定位抗癌公社的盈利模式，尽快推广公社，吸引大批成员加入才是首要任务。”

　　毕业逾10年的张马丁，身边很多朋友都已小有成就，而他还在摸索中。他说：“我并不羡慕这些人，每个人选择不同，我始终都觉得生而为人，总是带着自己特殊的使命，无论大小与成败。”

　　不过创业的路荆棘满布，“据我所知，已经有保险公司准备做类似的机构吸引更多的潜在客户，它们的资本与经验肯定会比草根的我更有优势。或许依靠‘不抽成、不收费’的永久承诺让公社利润最小化，别人不屑做，就能为公社筑起屏障和壁垒。”张马丁沉默了一会儿又说道，“如果差异化竞争没能成功，我至少创立了这个模式，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吧。”

　　几天后张马丁将踏上去重庆的旅程，正式落实那笔数百万元的天使投资。“这笔资金很重要，有点孤注一掷，如果这次出了差池，我很难想象抗癌公社的未来，它（抗癌公社）其实还没有站稳。”

　　文/本刊记者 韩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