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父亲的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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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两个中学同学，一位是金融投资家，一位是跨国公司老总，各有一个女儿，都刚经历过“小升初”。

　　跨国公司老总的孩子在校成绩很好，却从来没有上过什么课外班。金融投资家的孩子，每周休息日都奔走于各种小升初“坑班”“网校”。聚会时，投资家太太总是绘声绘色讲述各种与小升初有关的故事，形象生动，常让我们目瞪口呆。到快小升初时，两位同学都四处托人。跨国公司老总最后是凭着自己杰出校友的面子，找了无数人，才勉强让孩子进了自己母校的附中，孩子想去的学校根本没有给孩子考试的机会，所以没去成。

　　而上了“坑班”“网校”的投资家姑娘参加了心仪学校的招考，获得了面试机会。面试时，老师问完家庭情况，问有何特长，小姑娘说英语以及参加过话剧演出。招考老师问都演过什么，她说演过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威尼斯商人》等。老师问能不能背一段，小姑娘张嘴就来一段鲍西亚的台词，折服了招考老师。小姑娘成了仅有的两名通过面试的幸运儿，让她父亲省了不少心。

　　我的一位好友，也算有些地位财富，儿子成绩很好，前不久为儿子小升初的事，放下尊严，低三下四，四处托人，费尽了心思，才算有些眉目。当他跟我们夫妇讲述那些小升初的故事的时候，看我漠然无关的样子，气得直说：“你啥都不知道，将来有得你们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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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带孩子上各种班，画画、钢琴、游泳等。没有一个是我们要给孩子报的，都是孩子提出要学的。我出生于农家，自小没有条件，也没有这方面的修养，如今孩子想学，我只有一个要求：自愿，可以不参加考级，但不得半途而废。

　　身边那些各种学习班的故事听多了，我也难免心动。在犹豫是否也让孩子上什么奥数、“坑班”时，北京市下发了一个通知，大意是不准再让奥数、“坑班”“网校”与小升初挂钩。许多北京有名的中学，都随之公开表示，坚决执行有关政策规定。既如此，我跟太太商量，就不让孩子上那样的班了。“你们怎么就这么傻啊，这话也能信？”投资家的太太听说我们的决定，直怪我们。

　　女儿学习成绩不坏也不算最好，属于中上。耳边弥漫的都是朋友关于小升初、“坑班”“奥数”的劝导和指点，未经过这阵仗的我，忍不住给孩子念叨，要好好学习，将来考个好学校。孩子听我们讲多了，自然心思也重了。有一天，孩子问我：“爸爸，将来我跟您当校友怎么样？”我玩笑着回说：“好啊。那你就要努力学习，争取考上人大附中，考上人大。爸爸可没钱没势，全靠你自己努力。”“人大附中这么难考吗？”孩子沉思后突然问我，“爸爸，要是我自己考上了人大附中怎么说？能给我买个平板电脑吗？”

　　我感动得差点儿掉下眼泪：“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要什么就买什么，只要爸爸能办到。”

　　现在看来，这简直是一对傻瓜父女的对话——北京早就取消了小升初的统一考试，考名校只能偷偷摸摸进行，且要提前上名校组织的“坑班”，丫头没上过“坑班”，几乎连考试的机会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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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没有在学习成绩上逼孩子，只是希望她能够在学校受到正常的教育，不仅有分数，还有知识，有人格。不过我清楚，目前的学校在爱的教育、人性向善的教育方面，做得远远不够。

　　我开始逐渐向孩子推荐世界名著，那些关于爱、人性与自然的书籍，送了一套全新的世界名著给女儿，鼓励她在课外阅读。我对她说：“当你在上中学之前，把这几十本世界名著都读完了，上哪个中学都行，因为，你会从中学会爱，学会关怀，学会尊重，学会同情，学会勇敢，以及懂得如何有尊严地去面对挑战和苦难。”

　　我一直像生活在乌托邦里，用自认为合适的方法“逼迫”孩子，而不是考试的方法。

　　太太也听了许多小升初的传奇故事，常不服气，难道不上重点中学就不行了？我清楚，不是不行，但有差别。就像我和我弟弟一样，我们同一个小学，上中学时他划片到另一公社的中学，那个中学比我的中学差许多，社会身份的差异由此种下。

　　如今，听多了看多了小升初的残酷荒唐的故事，虽然扭曲人性浪费钱财，但我们都只有一个孩子，在这个残酷的不拼爹便拼孩子的非常态世界里，既然不能选择逃离，那也只好硬着头皮去努力，谁都大意不起。即便是我教育孩子读书的方法，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剑走偏锋的路子。

　　我不知道，面对越来越大的小升初压力，我是否还能挺住。

　　朱学东

　　（梁衍军摘自《时代报告》2014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