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思维、新视角、新思路审视中国的外汇
- 来源:银行家
- 关键字:思维,视角,思路,外汇
- 发布时间:2010-04-26 14:15
重新审视人民币与外汇之间运动的关系
近年来，我国一般居民在支付活动中使用信用卡的比例逐步多了起来，但大多数仍为现金支付。就国内部门、企业、单位等集团之间购买活动来看，多表现为支票、汇款、托收、转账等结算关系，即通过各自银行的账户处理双边或多边的结算关系。如果在生产、流通、消费及分配中涉及到银行信用时，其资金的周转及运动就会更复杂，但无论哪一种形式的债权与债务结算均必须以人民币为媒介。
然而在我国与国外经济实体发生了经济金融业务关系后，其债权债务的结算运动方式则表现为：外汇的实体在国外，债权债务的转移运动均表现在我国银行在国外银行（包括自己的海外联行）的往来账户上，即收入外汇贷记，支付外汇借记。在我国外汇资金的收入、支出、流入、流出构成了外汇资金的运动，它在每一个环节都与人民币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就外汇运动来说，任何一个时点上，外汇资金流量的运动结果将主要反映两个存量的变化：一个是国家外汇储备，一个是国家对外债权债务。
外汇资金收入和支出的流量构成国家外汇储备存量的变化；外汇资金流入和流出的流量运动则构成国家对外债权存量的变化。而上述两组外汇资金的存量与人民币资金的关系是各不相同的。为此，在新时期，人民币与外汇资金的运动关系是否发生改变，对经济金融发展的影响是否出现新的特点，必需进行再认识。
重新审视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
一般来说，人民币在国内的购买力代表了它在国内的价值，但它在国外具有什么价值呢？这就要通过汇率来体现。汇率是通过其他一种货币的折算所代表的国外价值。汇率的基础当然是国内的物价水平，但汇率怎么能代表其国外价值呢？是高还是低，这个问题是很有学问的，高了不行，低了也不行。法国二战后，因受战争的影响，经济恢复一直缓慢，通货膨胀严重，法郎币值不稳，国内政治动荡。内阁总理像走马灯似地不停更换。上世纪50年代末，戴高乐当总统后，进行了一次法郎大贬值，对美元贬值17.5%。从此，法国的经济情况迅速扭转，走向稳定发展的道路，并在60年代带头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但是同样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在经济快速增长，国际收支特别是外贸顺差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屈从美国的压力，在80年代中期签订了“广场协议”，促使日元大幅度升值，此后造成日本经济停滞徘徊十多年。
实行怎样的汇率制度是一个国家自己的主权。一国汇率制度的选择主要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包括经济发展目标、经济规模、经济开放程度、进出口贸易结构、通货膨胀状况、金融市场化程度等，其中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目标对汇率选择起根本作用。因此，研究人民币汇率改革，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进程，要切实把握我国外汇体制和外汇管理状况，汇率改革是否与外汇体制改革相适应，与改革开放相适应。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人民币汇率的运行机制也有所改进，并发生了很多实质性的变化。因此，只有重新认真审视这些变化，才能在新时期中，进一步明确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方向，才能进一步在国民经济和对外经济金融往来中发挥经济杠杆作用。
重新审视外汇储备管理与风险
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加强外汇储备经营管理，积极探索和拓展外汇储备的使用渠道和方式，采取综合措施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他的讲话指明了我国外汇储备经营改革的方向。
当前，我国经济金融界和许多学者对加强我国外汇储备经营管理、重新构建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系提出了不少积极的建议和构想。我们认为，首先必须对我国外汇储备的形成、性质、特点再作深入的认识和分析，从国际收支失衡、全球外汇资产配置失衡、中美之间经济和贸易的特殊关系和模式来加强认识。所谓中美独特的共生储蓄消费模式，简单地讲，该模式就是美国通过贸易逆差消费中国商品和劳务，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而中国则用获得的顺差购买美国国债，供给美国消费，因此形成中国储蓄、美国消费两个经济体协同增长的发展模式。该模式持续发展的结果，必然是中国的外汇储备越来越多，美国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要改变这一模式关键是中国能否修正自身的流动性偏好，但从现实看，这种能力很弱，一旦这种模式开始逆转，中国开始调整外汇储备结构，其结果不可避免会造成信用美元的进一步贬值乃至全球性通货膨胀。因此，必须权衡调整或调整后我国经济自身的得失和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因为中美经济失衡的调整不是一日之计，这与国际货币体系缺陷有关，与美元信用本位有关。因此，在新时期如何改善我国国际收支失衡，如何改善我国外汇储备的经营管理，规避储备过多产生的机会成本风险、汇率波动风险、金融资产贬值风险，以及相关委托保管存放的金融机构倒闭的风险。为此，应努力做到外汇储备的“安全、灵活、保值、增值”，努力减少外汇储备过多的存量，努力减少央行基础货币的投放，努力提高外汇储备的投资运作水平，努力适当调整外汇储备的构成是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当然，改变调整我国外汇储备组成以及各种金融资产的构成涉及到我国国际收支发展战略、对外经济贸易投资等一系列的重大方针政策，这都需要认真审视。
重新审视外汇管理的原则和理念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就指定中国人民银行为外汇管理机关，建立外汇管理制度对外汇收支进行管理。60年来，外汇管理工作贯彻执行了国家不同时期发展经济、金融的方针、政策，积极组织外汇收入，把外汇集中在国家手里，按照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合理分配和有效使用，取得很大成绩。
1993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改革外汇管理体制，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这为我国外汇管理体制进一步改革明确了方向。1994年1月1日起，实行人民币并轨，取消官方汇率，形成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建立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取消外商投资企业一些非贸易用汇限制。1996年12月1日实行经常项目可兑换，但对资本项目下的外汇收支继续实行计划管理和审批制度。2005年7月5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1%，至今升值20%以上，并放宽了部分资本项下的外汇管制。
在新时期新的形势下，特别在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们如何用新思维、新视角审视资本项目下外汇资金的管理，是继续实行计划管理、审批制度，在“堵”字上下功夫，还是把精力转到“疏”字上。也就是说，外汇管理的理念和原则应从管理逐步向监管、监测、服务、预警转变。如何进一步为促进外汇的双向流动创造条件，如何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条件，如何为资本项目的完全开放创造条件，在外汇管理的理念上要有超前意识和准备，为加快实现人民币可兑换打下基础。同时，也要把握好渐进、有序、可控的原则，特别是应对好国际短期资金，尤其是热钱的冲击和干扰。
重新审视引进外资的得失
改革开放30年来，引进外资对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外商投资由过去来料加工、投资设厂为主，扩大到股权投资和并购等方式，由加工制造业等传统领域逐步扩大到通讯设备、计算机等高新技术领域特别是银行、保险、证券领域，这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新动向。
在审视引进利用外资的得失时，在充分肯定利用外资作用的同时也必须用新思维加以重新审视。比如，如何全面、科学、辩证地、一分为二地考量国有商业银行引进境外投资者，即要不要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如何选择境外战略投资者；如何确定境内外战略投资者的股权定价；如何看待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套现行为。比如，对外资参股控股中资金融机构需不需要制订股权比例限制，如需要又如何制订股权比例限制。比如，如何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引导外资进入相关领域。比如，如何加强防范外资以及外汇流出入，对经济金融造成冲击和风险，以及引发经济安全问题。
在引进外资上，如何取得双赢或多赢不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国际关系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经济金融安全问题。2007年，法国政府出台了一项旨在保护国内“战略行业”的政令，以此阻止了美国百事可乐对法国达能集团的收购。同样，美国国会基于国家安全，否决了我国中海油以185亿美元购买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部分股权的交易。因此，凡是涉及国计民生，国家经济命脉的企业必须认真权衡是否引进外资。如果允许参股，绝不允许其拥有控股权。
当前，我国出口约2/3是由外商投资企业承担。我们应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本外币资金运动的分析和管理，及时确定和调整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尤其应关注外企在自由结售汇中以及境内外筹措流动资金和其他配套资金时，都会对信贷投放、外汇储备的增减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重新审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风险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并购市场活跃，特别在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中，我国企业纷纷加大了“走出去”的力度，从腾中收购悍马到五矿收购世界第二大锌矿，工商银行收购南非标准银行，中投参股黑石基金等等，中国企业的屡次“出海”已成为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一大看点。
当前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许多机遇，同时也面临严峻挑战和风险。为此，中国企业必须加强应对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的措施，减少盲目性和提高跨国经营的能力。这些风险有：（1）防范境外投资比例过高的风险；（2）防范法律和监管政策的风险；（3）跨国经营本土化的风险；（4）不同类型业务整合的风险；（5）“走出去”管理风险。
因此，“走出去”必须审时度势。在选择地区、国家、行业、企业时，必须仔细认真权衡，全面了解当地的投资环境、法律、法规；“走出去”要实现出海本土化，要与对外贸易、对外投资相结合；同时必须选择好时机，否则，容易上当受骗，而今真正缺少的仍然是国际金融人才。在当今百年一遇的风暴中，我们不应只做观察者，也不能匆忙上阵，应努力作到胜不傲、挫不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打有准备的战争，在实战中取得双赢和多赢。
重新审视人民币可兑换与国际化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下的市场化的商品经济，是开放化的商品经济，它要求将国内价格体系与国际价格体系联系起来，将国内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融入世界经济结构，以市场作为合理配置资源的基础方式。它要求充分地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以促进资金双向合理流动，优化国内资源配置，加速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就要求人民币在很大程度上是可兑换的。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深化，资本自由化已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当前，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多，逃避资本管制的方法和渠道更为多样化，且更为隐蔽。在此情况下，资本管制的效力明显下降，不论正常或非正常的资本移动，维持资本管制的成本不断加大，对此，许多发展中国家加快了取消资本管制的步伐。我国是发展中的经济大国，正向经济强国迈进。2001年12月，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交往的规模迅速扩大，所形成的各种债权债务结算规模不断扩大。这都要求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成为可用于贸易支付结算的货币。在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按照“三角悖论”的观点，中国现阶段要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只有放弃资本的自由流动，这就意味着，要加快实现中国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阻力和困难很大。但是，怎样看待“三角悖论”，难道这个三角就是不可逾越的吗？从我国外汇体制改革，从经常项目完全开放到逐步放开资本项目的进程来看，充分说明中国正以中国式的改革方式，创新性的在保持国家宏观调控的前提下，正确处理了产业政策、贸易政策与金融政策三者协调的关系。也就是说，必须以新思维积极审视和探索，在实现了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仍然能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较好地维持汇率的稳定。
同时，也应从战略高度出发，加快推进资本项目的开放，实现人民币的可兑换，从而使人民币成为国际化的货币。中国应加快制订和提出实现人民币可兑换与国际化的实施方案和时间表，以及对利益和风险进行全面地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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