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产融结合

　　在我国政府巨额投资的拉动下，我国国民经济在本轮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却成功实现了“V”字型反转，其中大规模提高在基础设施的投资功不可没，但是，这也为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埋下了隐患。对于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来说，很大一部分都是直接从银行贷款融资，且数额往往十分巨大，仅仅各年利息就是一种相当沉重的负担，银行业也承担着巨大的坏账风险。因此，这种传统模式严重地制约了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现代公司金融学认为我们要努力把外源融资内源化，产融结合就是其中一种有益的尝试，这个概念对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

　　产融结合有助于降低交易费用。具体地讲，企业的交易费用体现为企业的融资成本。企业为获得贷款，需要与金融部门进行讨价还价，从而承担巨额的谈判费用。企业的交易费用还包括金融部门的机会主义行为给企业带来的损失。当交易双方存在利益矛盾时，金融部门可能中途停止贷款，从而给企业造成巨大损失。金融部门的交易费用则表现如下：企业可能由于经营不善、资产亏空而无法还贷；此外，企业可能采取资产转移、破产欺诈等手段，使金融部门无法回收本息，损害金融部门的利益。

　　产融结合是消除企业与银行之间信息不对称的要求。通常，银行很难完全了解企业的经营情况、筹资目的及相关风险，而企业则完全掌握这些内部信息。银行与企业之间的这种信息不对称将使借贷资本存在浪费的风险，极大地阻碍了资本的有效扩张。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融合，能够使产融之间相互了解、相互依赖、相互控制，从而最大限度地消除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

　　但是世界各国产融结合的模式存在明显的差异，根据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体制不同，产融结合模式主要划分为银行主导型、市场主导型和政府主导型三种模式：

　　日本与德国的产融结合模式。日本与德国采取的是以银行主导型产融结合模式，指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间接金融部门在社会储蓄向投资转化过程中发挥主渠道作用，银行资本通过债权和股权相结合的方式渗透到产业资本中，由银行资本控制工业资本，并利用控股地位扩张规模和经营管理，二者融合成长，凭借行业垄断地位直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结果形成凌驾于工商企业与金融企业之上的金融财团或金融寡头。

　　美国的产融结合模式。美国采取的是市场主导型产融结合模式，指以股本、资产的证券化和社会化为基础，以高度证券化的资本市场为依托，以自由市场运行为保障，银行和产业间通过公开市场实现外部结合，金融资本并不直接参与企业的治理，而是借助资本市场的证券交易、兼并、接管机制来间接控制产业资本，独立的私人产权、分业经营、保持距离型融资是该模式的主要制度特征。

　　韩国的产融结合模式。韩国是产融结合采取政府主导模式的典型国家，指政府在储蓄和投资转化中发挥重要的支配作用，通过有效控制国内金融部门对银行决策产生影响，来引导稀缺的金融资本配置到符合产业政策方向的目标企业和投资项目，以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的目的。信贷配给与限额管理、低利率政策和专业贷款机构等是实施金融控制的主要手段。

　　本轮金融危机凸显了产融结合的价值，在中国，产融结合主要表现在：

　　产融结合要以政府为指导。在我国，绝大部分的经济资源、社会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中。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一直不予余力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但是在资源、资本成本等价格方面的改革相对滞后，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再加上项目审批等体制约束，使得必须由政府，也只能由它担任这个角色。另外，政府在产业布局、产业政策和产业引导方面更具有全局性的考虑。我们要重视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通过政府干预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因为我国不具备美国那样发达的资本市场，就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发展市场主导的产融结合模式商品市场。

　　在微观层面，要由银行业灵活实践。银行业是一个财务杠杆极高的行业，它是在一个相对较少的资本基础上，通过对社会公众的高负债来运营，是高风险、高回报的行业。银行业的经营以资本管理为核心，以风险控制为手段，就必须要按市场规律办事，顶住行政压力，杜绝寻租行为。

　　继续深化各种社会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的导向作用。在现阶段，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仍然很大，但“大政府”的体制并不利于经济健康和持续增长，所以要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其中的关键就是，处理改革后的利益重新分配问题，我们的政府是否有决心、有能力迈出这关键的一步。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