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怀特计划、凯恩斯计划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二）
- 来源:银行家
- 关键字:怀特,计划,凯恩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
- 发布时间:2010-04-26 15:07
美英博弈
60多年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不得不说凯恩斯与怀特这两人的较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重大的政治较量之一，尽管这个较量被掩埋在金融问题的文件之中。这场较量的结果，是以凯恩斯（即英方）的大妥协收场。
英国的妥协是美英国家实力（包括政治、经济、军事、人才、文化等诸多方面）对比发生逆转的必然结果。光就谈判团队来讲，以凯恩斯为灵魂人物的英方应该是略胜一筹的。对于凯恩斯，我们可以想像到他当时在经济学界的教父般地位。一战后的《和平的经济后果》已使他声名鹊起，之后《就业、货币与利息通论》更使他地位如日中天，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扩张政策的主张相吻合，并对美国摆脱大萧条产生了积极效果，英美两国的凯恩斯主义信徒大量增加，实际上罗斯福政府里就有不少官员深受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影响。而凯恩斯本人，又是有着极强个人魅力的人，罗宾斯（罗宾斯为凯恩斯谈判团队中凯恩斯最重要的副手）评价说，“我常常想，凯恩斯一定是最了不起的人物之一——逻辑思路敏捷，有老鹰扑食的那种直觉、生动的想象力、宽广的视野，而最重要的是他用词的精确，所以这些素质的结合使他比普通人要高出一筹。美国人坐在那里，对这位神仙一般的来访者的歌唱如痴如醉，仿佛他周身都是金色的光环。”相比较而言，怀特的名气自然无法与凯恩斯相比。凯恩斯称怀特是“一个政治上的高级拉比”（拉比是犹太教的智者，并有一定的宗教地位。怀特是犹太人）。
当然，“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英国采取坚决不合作的态度，协议也无法达成。事实上，在当时英国的决策圈中，是有两种倾向的，即“美国倾向”和“帝国倾向”（“帝国倾向”是指将英帝国及其附属国建成一个单一的经济实体），凯恩斯处于两者之间，但比较倾向“美国倾向”。在与美国进行了数次争斗之后，凯恩斯的一个关键的信念是（这实际就是一个约束条件），新大陆在战后必须同旧大陆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是旧大陆享受长期和平和繁荣的根本保障。英国的长远利益要求英国做出这样一种安排，即使意味着有时必须承受一定的屈辱。这并不是英国精英一致同意的观点，但也取得了很多人的支持。这也许能够解释英国在战时和战后屈从于美国要求的那种让人不可理喻的做法。笔者认为，凯恩斯认为“必须让美国建设性地步入欧洲生活”的判断是正确的，如果英美两国在租借协定第七条款上谈判破裂，并且在1944～1945年间两国关系严重恶化，谁都不能设想在美国政府内部的政治力量消长会发生什么情况，谁都不能设想出某个国家在利用英美争吵中会找到什么样的机会，从而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胜利的进程。
最终协定的达成
1944年7月22日，来自44个国家的代表经过22天的紧张工作终于签署了《协定》。《协定》是以美国的怀特计划为框架修订而成。若将《协定》与怀特计划、凯恩斯计划进行对比，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美英两国各自放弃的是哪些内容。
标题
《协定》将要成立的国际机构命名为“国际货币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与怀特计划“国际稳定基金”有一词之差，而“货币”这个词，正是按凯恩斯的提议修改的。但“国际货币基金”的设计思路无疑还是按怀特的设想来构建的。
份额
《协定》规定IMF的总份额为88亿美元，这虽然与凯恩斯计划中的260亿美元相去甚远，但已比怀特计划中原来设定的50亿美元有所增加，这是英国争取的结果。
关于份额的计算公式，《协定》文本中并没有说明，只是把44个国家的份额明确列了出来（《协定》Schedule A.），但实际是根据五个变量赋予一定权重计算得来。这五个变量包括：国民收入，该国的黄金、外汇储备持有量，经常账户支出，经常账户收入的波动性和经常账户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IMF，2006）。用公式表达为：
Q=（0.01Y+0.025R+0.05P+0.2276VC）（1+C/Y）
其中Q=某国的份额；Y=国民收入；R=该国的黄金、外汇储备；
P=最近五年经常账户支出的平均值；VC=最近13年经常账户收入的波动性；
C=最近五年经常收入的平均值。
从以上公式可以看出，份额的计算是按怀特计划设计的。
在份额的缴纳上，《协定》同怀特计划设计的一样，是要求成员国全额缴纳其份额，只是在黄金缴纳的比例上有所放宽。《协定》规定，成员缴纳黄金的比例取以下两者的较小者：（1）其份额的25%；（2）其黄金和美元外汇持有量的10%。（《协定》Article Ⅲ.Sec.3）应该说，尽量少地缴纳黄金，这也是英国所争取到的。
治理机制
《协定》规定，IMF由理事会（Board of Governors）、执行董事会（Exective Directors）、执行总裁（Managing Director）和工作人员（Staff）组成。理事会由所有成员国派代表组成（每个成员国任命一名理事及一名副理事），是IMF的最高管理部门，理事会通常每年召开一次会议。理事会决定主要的政策问题，但日常决策赋予执行董事会。执行董事会应由不少于12人组成，执行董事不一定是理事，其中必须有5名是由份额最大的5个国家指派。执行总裁由执行董事会任命。（《协定》Article Ⅻ.Sec.1. --4.）
在投票权方面，《协定》规定，每个成员国拥有250个基本投票权，在此基础上，根据它们在IMF的份额，每拥有10万美元则增加一个投票权。（《协定》Article Ⅻ.Sec.5.）
以上治理机制主要是按怀特计划的设计规定的。
汇率
《协定》规定，各成员国货币的法定币值应用黄金或1944年7月1日的所用成色重量之美元来表示。（《协定》Article Ⅳ.Sec.1.）初始汇率根据各成员国正式签订《协定》生效前60天的汇率来确定（《协定》Article ⅩⅩ.Sec.4.）。《协定》的这一条规定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双挂钩”，成员国货币的法定币值可以由美元来表示，而美元与黄金的兑换比例固定在35美元/盎司。在今天看来，这一条可谓是《协定》的核心，它规定了这个新体制的主导货币——美元，对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条款究竟是如何达成的，我们还将在下文中具体分析。
关于汇率的调整，《协定》规定，各会员国的汇价只有在面临重大不平衡时才能调整，但需要事先向IMF提出申请并与IMF进行磋商，一般情况下，调整幅度如果不超过10%，IMF不应予以否定。此规定与怀特原来的计划相比，要宽泛一些，这也是英国争取的结果。
贷款机制和对逆（顺）差国的约束机制
《协定》的贷款机制基本按怀特原来的方案规定，对逆差国的约束机制也如怀特计划一样主要靠容纳份额来规定，而所谓的对顺差国的约束机制也就是关于稀缺货币条款的规定，但只是道义上的、缺乏有效手段的。凯恩斯所提倡的对顺差国、逆差国都施加调整义务的设想自然无从谈起。
通过以上将《协定》与怀特计划、凯恩斯计划相比较，可以明显看出，《协定》反映的是怀特的思想而不是凯恩斯的思想，反映的是美国财政部而不是英国财政部的观念。英国只是争取到了美国有限的让步，比如小幅度增加了基金的资本总额，比较少的黄金缴纳比例、在贬值货币上的自由权以及对资本进行某种管制的权力等。英国的最终贡献在于某些条款被废除、推迟和补充了一些例外条款而已。
对两个关键问题——“实现双挂钩”和“放弃世界货币”的解释
笔者在对凯恩斯计划、怀特计划与《协定》的对比过程中，一直对两个问题备感困惑。第一个问题：关于各国货币法定币值的表示方法上何以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实现重大改变？即：1944年4月的《专家申明》上还是规定各国货币法定币值应由黄金来表示，而1944年7月的《协定》上却规定各国货币的法定币值可以以美元来表示，从而实现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双挂钩”，这一协定何以在布雷顿森林达成？是美国的故意操纵吗？第二个问题：怀特计划中原来是有关于世界货币“尤尼他”的设计的，后来为什么放弃了？而这两个问题是那么关键，对1945年后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是那么深远，设想一下，如果没有以法定的形式将美元推向那么关键的地位（虽然当时美元已取得事实上的关键地位），如果当时就产生了世界货币，现在的国际金融格局很可能将改写。这促使笔者不得不查阅各种文献，企图找到令人信服的解释。由于文献来源的有限，笔者只能根据掌握的信息做一些推测，可能并不完全令人信服，权当一个待解的谜，待日后学习研究中逐步解开吧。
关于第一个问题，笔者没有看到任何文献专门讨论这一问题，只能通过一些线索做一些推测。笔者认为，“双挂钩”的达成很可能与美国刻意的会议安排和凯恩斯在会议期间健康状况恶化有关。在布雷顿森林会上，会议主办方美国成立了三个委员会，第一委员会解决货币基金问题，第二委员会讨论世界银行问题，第三委员会讨论国际合作的其他手段。怀特任第一委员会主席，而凯恩斯主持第二委员会。“怀特让凯恩斯当世界银行委员会的主席是为了钳制他的作用，他十分清楚凯恩斯的身体在走下坡路，如果把他栓在银行问题上，他就没有精力或时间来过问货币基金的事情”。而英国这边，“英国对这次会议的组织安排并非理想，其派出的代表团虽然质量很高，但人手太少，在技术、法律和行政方面的人数不够，所以大家都超负荷运载”，凯恩斯甚至写信给财政大臣抱怨说“我们所有人，从上到下都累倒下了”，而凯恩斯个人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他的心脏病屡次发作，罗宾斯在日记中写到：“凯恩斯的健康处在危险的边缘。在大西洋城曾发作过一次，在这里（指布雷顿森林）的第一周发作了两次，这个星期三次。我现在能感到他在疲惫和结束会议之间赛跑。”由于身体的不堪重负，凯恩斯难免在会议中处理细节上出现操之过急的情况，比如摩根索就宣称他“一生中从来没有收到这么多对凯恩斯作为银行委员会主席的表现所做的抱怨”。而如果我们还原一下当时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场景，44个国家的代表，不同的语言，令人费解的法律词汇，就像一个“疯人院”（凯恩斯的夫人如是称），而“怀特想要的正是这么一个被控制的疯人院，这更加容易迫使各国接受既成事实”。美国的一名代表曾描述凯恩斯在会议上垄断会议进程的过程，“当有人提到15节C条时，他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而屋里的其他人都不知道它为何物。因此在你还没有机会回到15节C条去看看他在说些什么之前，他会说‘我没有听到对此条的反对意见’，于是该条款就通过了。当时，每个人都还在寻找15节C条在哪里，他却说，我们现在讨论26节D条。然后人人又开始在文件中乱翻，还没等你找到，那一条又通过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幕也会发生在怀特主导的第一委员会的讨论会上，可能有过而无不及。正是在这样的嘈杂环境下——“1944年7月8日的全会上，在批准了英美在汇率规则上达成的协议后，全会还通过了一个没有得到人们多少注意的修正条款，该条款允许成员国在将本国货币与黄金挂钩还是美元挂钩的问题上有自主权，这就使得美元成为唯一与黄金自由兑换的货币，也是这个新体制唯一的主导货币。”
关于第二个问题——《协定》为什么放弃了世界货币的设计，蒙代尔曾提到过，“当英国代表团到布雷顿森林开会时，他们没有忘记提出建立世界货币的计划，但美国却有了二心，对建立世界货币保持沉默。因此，学术界的国际主义、理想主义者成为经济民族主义、国家利益的牺牲品。结果，清醒过来的超级大国不仅从凯恩斯的‘班柯计划’退缩，而且也从自己的‘尤尼他计划’退缩。”1943年9月至10月的美英双边谈判非常艰辛，几乎要无果而终，而《专家联合申明》一直拖到1944年4月才得以发表，这半年中，双方争执不下的焦点问题之一即是关于“尤尼他”的。凯恩斯此时也知道谈判的最终方案不得不按美国的意愿设定，但他希望达到次优方案，努力使最终方案只是穿上怀特计划的“外衣”，而把清算同盟的实质装进去，而这中间最核心的，就是要把世界货币真正地货币化，使其不仅仅是一个记账单位。凯恩斯做了这样的尝试：1943年9月21日，他提交给怀特一个备忘录，提议赋予“尤尼他”一些信贷的职能，具体是：各成员国认购的份额被封存起来，不可转让给其他的成员国，而各成员国支取的时候，将收到尤尼他的信贷，即——各国缴纳黄金和本国货币，得到的却是世界货币。但这一方案遭到了美国的否决，美国为什么会否决，可能有两点原因，一是在怀特计划中，“尤尼他”只是个记账单位，可有可无，意义不大（前文中已经分析过）；第二可能是一些心理上的原因，“凯恩斯的那种敏锐的头脑既让怀特感到佩服，也让他感到有必要加以抵制，因为凭凯恩斯的智力足以设下种种陷阱，一不小心就会掉进去，凡是读过凯恩斯《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的美国人总是担心他们会上英国人的当”（斯基德尔斯基《凯恩斯转》，2003），也许正是在这种心态下，越是凯恩斯要坚持的，怀特越要反对，以免上英国人的当。在1943年11月怀特重新启动谈判时，凯恩斯甚至起草了两个版本的草案，一个有尤尼他，一个没有尤尼他，可见当时斗争的激烈程度。1944年1月英国驻美大使有过一次劝怀特接受有“尤尼他”版本的草案的行动，但被怀特以“国会不可能通过”为由而拒绝。在怀特看来，“美元不以黄金来标价，而以一个美国无法掌控的世界货币来标价，这是牺牲了国家主权，国会断不会通过”（Horsefield，1969）。此后双方又僵持了两个月（除尤尼他问题，还有其他的争执难点），在美方的不断施压下，英国最终于4月中旬同意签署《专家联合申明》，而这一版本中，已将世界货币彻底抛弃。
人类往往就是这样，既有理想主义的、向善的倾向，推动历史进程向好的、清新的方向发展，具体到本文要讨论的内容，则是凯恩斯、怀特等人为避免“一代人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而做出的种种努力；然而人类又有自私、经常做错事的劣根性，推动历史进程向不好的、自私的方向发展，具体到本文要讨论的内容，则是二战后英美博弈中掩藏在冠冕堂皇的口号下的狭隘民族主义，甚至是已消散在历史时空中的不为人知的阴暗心理抑或是桌下肮脏交易。因此，历史演进的路线只能在内外之间，亦即希望与现实之中的弧形路线中螺旋前行，半出于我们的意愿，半由于其他条件推演而成。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也遵循这样的规律，但我们相信，货币体系的存在，其本质是要便利商品交换，使交易双方均从中获益的，人类将在永不停歇中寻找更能适应和促进人类文明前行的新秩序。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
附录：怀特与凯恩斯简介
怀特是美国第二代移民，原籍立陶宛，犹太人，生于1892年。
怀特小时候在父亲的小五金店工作，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直至29岁才开始正规的大学教育，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取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之后在哈佛大学等学校教书。1934年加入财政部（已42岁），1936年任研究与统计部副主任（Assistant Director of the Division of Research and Statistics），1938年3月任货币研究部主任(Director of the Division of Monetary Research )，1941年8月任财长摩根索的助理（Assistant to the Secretary），1945年1月任助理财长（Assistant Secretary），1946年5月任美国驻IMF执董，但1947年由于身体状况恶化而离任。从1945年11月开始，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就开始秘密调查一项关于怀特将重大国家机密泄露给苏联的指控，他在布雷顿森林会议期间与苏联官方的会面被看作是间谍活动，他起草的试图限制战后德国再工业化的计划被认为是在欧洲制造经济真空从而有利于苏联控制欧洲。1948年7月这项指控被提交给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这使怀特的个人的名望遭到无可挽回的损害。 1948年8月13日，怀特在非美活动委员会做辩护，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阐述他对美国及其价值的忠诚。3天之后，怀特卒于心脏病，时年55岁。
怀特在他生命的大多数岁月中都处于幕后，他的功绩，“很少被人们提起，也不会被人们长期记忆”。然而，他自然也有他“十五分钟的名望”。1953年11月，即在他逝世后的五年多之后，他的肖像被印在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他的名字被世界各地的报纸载于头版头条和专栏内。
凯恩斯生于1883年，自小接受英国精英教育，14岁以奖学金入伊顿公学，后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师从马歇尔和庇古攻读经济学。23岁时以第二名成绩通过英国文官考试入选驻印度事务部。1908年回剑桥任经济学讲师至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即应征入英国财政部，主管外汇管制、美国贷款等对外财务工作。1919年初作为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出席巴黎和会。同年6月，因对赔偿委员会有关德国战败赔偿及其疆界方面的建议愤然不平，辞去和会代表职务，复归剑桥大学任教。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凯恩斯重回财政部，出任财政部顾问，参与战时各项财政金融问题的决策。1946年3月当选为世界银行第一任总裁。返回英国不久，因心脏病突发于1946年4月21日逝世，时年63岁。
凯恩斯是享誉世界的经济学家。他在1920年出版的《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中深刻分析了凡尔赛合约可能造成的经济后果，而一战后的国际关系，果然始终受赔款问题和战争债务问题毒化，希特勒极权政府的上台更印证了凯恩斯的先见之明。1936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开创了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因学术造诣深厚，凯恩斯曾长期担任《经济学杂志》主编和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会长，1929年被选为英国科学院院士，1942年晋封为勋爵。
……
60多年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不得不说凯恩斯与怀特这两人的较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重大的政治较量之一，尽管这个较量被掩埋在金融问题的文件之中。这场较量的结果，是以凯恩斯（即英方）的大妥协收场。
英国的妥协是美英国家实力（包括政治、经济、军事、人才、文化等诸多方面）对比发生逆转的必然结果。光就谈判团队来讲，以凯恩斯为灵魂人物的英方应该是略胜一筹的。对于凯恩斯，我们可以想像到他当时在经济学界的教父般地位。一战后的《和平的经济后果》已使他声名鹊起，之后《就业、货币与利息通论》更使他地位如日中天，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扩张政策的主张相吻合，并对美国摆脱大萧条产生了积极效果，英美两国的凯恩斯主义信徒大量增加，实际上罗斯福政府里就有不少官员深受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影响。而凯恩斯本人，又是有着极强个人魅力的人，罗宾斯（罗宾斯为凯恩斯谈判团队中凯恩斯最重要的副手）评价说，“我常常想，凯恩斯一定是最了不起的人物之一——逻辑思路敏捷，有老鹰扑食的那种直觉、生动的想象力、宽广的视野，而最重要的是他用词的精确，所以这些素质的结合使他比普通人要高出一筹。美国人坐在那里，对这位神仙一般的来访者的歌唱如痴如醉，仿佛他周身都是金色的光环。”相比较而言，怀特的名气自然无法与凯恩斯相比。凯恩斯称怀特是“一个政治上的高级拉比”（拉比是犹太教的智者，并有一定的宗教地位。怀特是犹太人）。
当然，“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英国采取坚决不合作的态度，协议也无法达成。事实上，在当时英国的决策圈中，是有两种倾向的，即“美国倾向”和“帝国倾向”（“帝国倾向”是指将英帝国及其附属国建成一个单一的经济实体），凯恩斯处于两者之间，但比较倾向“美国倾向”。在与美国进行了数次争斗之后，凯恩斯的一个关键的信念是（这实际就是一个约束条件），新大陆在战后必须同旧大陆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是旧大陆享受长期和平和繁荣的根本保障。英国的长远利益要求英国做出这样一种安排，即使意味着有时必须承受一定的屈辱。这并不是英国精英一致同意的观点，但也取得了很多人的支持。这也许能够解释英国在战时和战后屈从于美国要求的那种让人不可理喻的做法。笔者认为，凯恩斯认为“必须让美国建设性地步入欧洲生活”的判断是正确的，如果英美两国在租借协定第七条款上谈判破裂，并且在1944～1945年间两国关系严重恶化，谁都不能设想在美国政府内部的政治力量消长会发生什么情况，谁都不能设想出某个国家在利用英美争吵中会找到什么样的机会，从而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胜利的进程。
最终协定的达成
1944年7月22日，来自44个国家的代表经过22天的紧张工作终于签署了《协定》。《协定》是以美国的怀特计划为框架修订而成。若将《协定》与怀特计划、凯恩斯计划进行对比，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美英两国各自放弃的是哪些内容。
标题
《协定》将要成立的国际机构命名为“国际货币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与怀特计划“国际稳定基金”有一词之差，而“货币”这个词，正是按凯恩斯的提议修改的。但“国际货币基金”的设计思路无疑还是按怀特的设想来构建的。
份额
《协定》规定IMF的总份额为88亿美元，这虽然与凯恩斯计划中的260亿美元相去甚远，但已比怀特计划中原来设定的50亿美元有所增加，这是英国争取的结果。
关于份额的计算公式，《协定》文本中并没有说明，只是把44个国家的份额明确列了出来（《协定》Schedule A.），但实际是根据五个变量赋予一定权重计算得来。这五个变量包括：国民收入，该国的黄金、外汇储备持有量，经常账户支出，经常账户收入的波动性和经常账户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IMF，2006）。用公式表达为：
Q=（0.01Y+0.025R+0.05P+0.2276VC）（1+C/Y）
其中Q=某国的份额；Y=国民收入；R=该国的黄金、外汇储备；
P=最近五年经常账户支出的平均值；VC=最近13年经常账户收入的波动性；
C=最近五年经常收入的平均值。
从以上公式可以看出，份额的计算是按怀特计划设计的。
在份额的缴纳上，《协定》同怀特计划设计的一样，是要求成员国全额缴纳其份额，只是在黄金缴纳的比例上有所放宽。《协定》规定，成员缴纳黄金的比例取以下两者的较小者：（1）其份额的25%；（2）其黄金和美元外汇持有量的10%。（《协定》Article Ⅲ.Sec.3）应该说，尽量少地缴纳黄金，这也是英国所争取到的。
治理机制
《协定》规定，IMF由理事会（Board of Governors）、执行董事会（Exective Directors）、执行总裁（Managing Director）和工作人员（Staff）组成。理事会由所有成员国派代表组成（每个成员国任命一名理事及一名副理事），是IMF的最高管理部门，理事会通常每年召开一次会议。理事会决定主要的政策问题，但日常决策赋予执行董事会。执行董事会应由不少于12人组成，执行董事不一定是理事，其中必须有5名是由份额最大的5个国家指派。执行总裁由执行董事会任命。（《协定》Article Ⅻ.Sec.1. --4.）
在投票权方面，《协定》规定，每个成员国拥有250个基本投票权，在此基础上，根据它们在IMF的份额，每拥有10万美元则增加一个投票权。（《协定》Article Ⅻ.Sec.5.）
以上治理机制主要是按怀特计划的设计规定的。
汇率
《协定》规定，各成员国货币的法定币值应用黄金或1944年7月1日的所用成色重量之美元来表示。（《协定》Article Ⅳ.Sec.1.）初始汇率根据各成员国正式签订《协定》生效前60天的汇率来确定（《协定》Article ⅩⅩ.Sec.4.）。《协定》的这一条规定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双挂钩”，成员国货币的法定币值可以由美元来表示，而美元与黄金的兑换比例固定在35美元/盎司。在今天看来，这一条可谓是《协定》的核心，它规定了这个新体制的主导货币——美元，对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条款究竟是如何达成的，我们还将在下文中具体分析。
关于汇率的调整，《协定》规定，各会员国的汇价只有在面临重大不平衡时才能调整，但需要事先向IMF提出申请并与IMF进行磋商，一般情况下，调整幅度如果不超过10%，IMF不应予以否定。此规定与怀特原来的计划相比，要宽泛一些，这也是英国争取的结果。
贷款机制和对逆（顺）差国的约束机制
《协定》的贷款机制基本按怀特原来的方案规定，对逆差国的约束机制也如怀特计划一样主要靠容纳份额来规定，而所谓的对顺差国的约束机制也就是关于稀缺货币条款的规定，但只是道义上的、缺乏有效手段的。凯恩斯所提倡的对顺差国、逆差国都施加调整义务的设想自然无从谈起。
通过以上将《协定》与怀特计划、凯恩斯计划相比较，可以明显看出，《协定》反映的是怀特的思想而不是凯恩斯的思想，反映的是美国财政部而不是英国财政部的观念。英国只是争取到了美国有限的让步，比如小幅度增加了基金的资本总额，比较少的黄金缴纳比例、在贬值货币上的自由权以及对资本进行某种管制的权力等。英国的最终贡献在于某些条款被废除、推迟和补充了一些例外条款而已。
对两个关键问题——“实现双挂钩”和“放弃世界货币”的解释
笔者在对凯恩斯计划、怀特计划与《协定》的对比过程中，一直对两个问题备感困惑。第一个问题：关于各国货币法定币值的表示方法上何以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实现重大改变？即：1944年4月的《专家申明》上还是规定各国货币法定币值应由黄金来表示，而1944年7月的《协定》上却规定各国货币的法定币值可以以美元来表示，从而实现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双挂钩”，这一协定何以在布雷顿森林达成？是美国的故意操纵吗？第二个问题：怀特计划中原来是有关于世界货币“尤尼他”的设计的，后来为什么放弃了？而这两个问题是那么关键，对1945年后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是那么深远，设想一下，如果没有以法定的形式将美元推向那么关键的地位（虽然当时美元已取得事实上的关键地位），如果当时就产生了世界货币，现在的国际金融格局很可能将改写。这促使笔者不得不查阅各种文献，企图找到令人信服的解释。由于文献来源的有限，笔者只能根据掌握的信息做一些推测，可能并不完全令人信服，权当一个待解的谜，待日后学习研究中逐步解开吧。
关于第一个问题，笔者没有看到任何文献专门讨论这一问题，只能通过一些线索做一些推测。笔者认为，“双挂钩”的达成很可能与美国刻意的会议安排和凯恩斯在会议期间健康状况恶化有关。在布雷顿森林会上，会议主办方美国成立了三个委员会，第一委员会解决货币基金问题，第二委员会讨论世界银行问题，第三委员会讨论国际合作的其他手段。怀特任第一委员会主席，而凯恩斯主持第二委员会。“怀特让凯恩斯当世界银行委员会的主席是为了钳制他的作用，他十分清楚凯恩斯的身体在走下坡路，如果把他栓在银行问题上，他就没有精力或时间来过问货币基金的事情”。而英国这边，“英国对这次会议的组织安排并非理想，其派出的代表团虽然质量很高，但人手太少，在技术、法律和行政方面的人数不够，所以大家都超负荷运载”，凯恩斯甚至写信给财政大臣抱怨说“我们所有人，从上到下都累倒下了”，而凯恩斯个人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他的心脏病屡次发作，罗宾斯在日记中写到：“凯恩斯的健康处在危险的边缘。在大西洋城曾发作过一次，在这里（指布雷顿森林）的第一周发作了两次，这个星期三次。我现在能感到他在疲惫和结束会议之间赛跑。”由于身体的不堪重负，凯恩斯难免在会议中处理细节上出现操之过急的情况，比如摩根索就宣称他“一生中从来没有收到这么多对凯恩斯作为银行委员会主席的表现所做的抱怨”。而如果我们还原一下当时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场景，44个国家的代表，不同的语言，令人费解的法律词汇，就像一个“疯人院”（凯恩斯的夫人如是称），而“怀特想要的正是这么一个被控制的疯人院，这更加容易迫使各国接受既成事实”。美国的一名代表曾描述凯恩斯在会议上垄断会议进程的过程，“当有人提到15节C条时，他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而屋里的其他人都不知道它为何物。因此在你还没有机会回到15节C条去看看他在说些什么之前，他会说‘我没有听到对此条的反对意见’，于是该条款就通过了。当时，每个人都还在寻找15节C条在哪里，他却说，我们现在讨论26节D条。然后人人又开始在文件中乱翻，还没等你找到，那一条又通过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幕也会发生在怀特主导的第一委员会的讨论会上，可能有过而无不及。正是在这样的嘈杂环境下——“1944年7月8日的全会上，在批准了英美在汇率规则上达成的协议后，全会还通过了一个没有得到人们多少注意的修正条款，该条款允许成员国在将本国货币与黄金挂钩还是美元挂钩的问题上有自主权，这就使得美元成为唯一与黄金自由兑换的货币，也是这个新体制唯一的主导货币。”
关于第二个问题——《协定》为什么放弃了世界货币的设计，蒙代尔曾提到过，“当英国代表团到布雷顿森林开会时，他们没有忘记提出建立世界货币的计划，但美国却有了二心，对建立世界货币保持沉默。因此，学术界的国际主义、理想主义者成为经济民族主义、国家利益的牺牲品。结果，清醒过来的超级大国不仅从凯恩斯的‘班柯计划’退缩，而且也从自己的‘尤尼他计划’退缩。”1943年9月至10月的美英双边谈判非常艰辛，几乎要无果而终，而《专家联合申明》一直拖到1944年4月才得以发表，这半年中，双方争执不下的焦点问题之一即是关于“尤尼他”的。凯恩斯此时也知道谈判的最终方案不得不按美国的意愿设定，但他希望达到次优方案，努力使最终方案只是穿上怀特计划的“外衣”，而把清算同盟的实质装进去，而这中间最核心的，就是要把世界货币真正地货币化，使其不仅仅是一个记账单位。凯恩斯做了这样的尝试：1943年9月21日，他提交给怀特一个备忘录，提议赋予“尤尼他”一些信贷的职能，具体是：各成员国认购的份额被封存起来，不可转让给其他的成员国，而各成员国支取的时候，将收到尤尼他的信贷，即——各国缴纳黄金和本国货币，得到的却是世界货币。但这一方案遭到了美国的否决，美国为什么会否决，可能有两点原因，一是在怀特计划中，“尤尼他”只是个记账单位，可有可无，意义不大（前文中已经分析过）；第二可能是一些心理上的原因，“凯恩斯的那种敏锐的头脑既让怀特感到佩服，也让他感到有必要加以抵制，因为凭凯恩斯的智力足以设下种种陷阱，一不小心就会掉进去，凡是读过凯恩斯《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的美国人总是担心他们会上英国人的当”（斯基德尔斯基《凯恩斯转》，2003），也许正是在这种心态下，越是凯恩斯要坚持的，怀特越要反对，以免上英国人的当。在1943年11月怀特重新启动谈判时，凯恩斯甚至起草了两个版本的草案，一个有尤尼他，一个没有尤尼他，可见当时斗争的激烈程度。1944年1月英国驻美大使有过一次劝怀特接受有“尤尼他”版本的草案的行动，但被怀特以“国会不可能通过”为由而拒绝。在怀特看来，“美元不以黄金来标价，而以一个美国无法掌控的世界货币来标价，这是牺牲了国家主权，国会断不会通过”（Horsefield，1969）。此后双方又僵持了两个月（除尤尼他问题，还有其他的争执难点），在美方的不断施压下，英国最终于4月中旬同意签署《专家联合申明》，而这一版本中，已将世界货币彻底抛弃。
人类往往就是这样，既有理想主义的、向善的倾向，推动历史进程向好的、清新的方向发展，具体到本文要讨论的内容，则是凯恩斯、怀特等人为避免“一代人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而做出的种种努力；然而人类又有自私、经常做错事的劣根性，推动历史进程向不好的、自私的方向发展，具体到本文要讨论的内容，则是二战后英美博弈中掩藏在冠冕堂皇的口号下的狭隘民族主义，甚至是已消散在历史时空中的不为人知的阴暗心理抑或是桌下肮脏交易。因此，历史演进的路线只能在内外之间，亦即希望与现实之中的弧形路线中螺旋前行，半出于我们的意愿，半由于其他条件推演而成。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也遵循这样的规律，但我们相信，货币体系的存在，其本质是要便利商品交换，使交易双方均从中获益的，人类将在永不停歇中寻找更能适应和促进人类文明前行的新秩序。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
附录：怀特与凯恩斯简介
怀特是美国第二代移民，原籍立陶宛，犹太人，生于1892年。
怀特小时候在父亲的小五金店工作，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直至29岁才开始正规的大学教育，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取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之后在哈佛大学等学校教书。1934年加入财政部（已42岁），1936年任研究与统计部副主任（Assistant Director of the Division of Research and Statistics），1938年3月任货币研究部主任(Director of the Division of Monetary Research )，1941年8月任财长摩根索的助理（Assistant to the Secretary），1945年1月任助理财长（Assistant Secretary），1946年5月任美国驻IMF执董，但1947年由于身体状况恶化而离任。从1945年11月开始，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就开始秘密调查一项关于怀特将重大国家机密泄露给苏联的指控，他在布雷顿森林会议期间与苏联官方的会面被看作是间谍活动，他起草的试图限制战后德国再工业化的计划被认为是在欧洲制造经济真空从而有利于苏联控制欧洲。1948年7月这项指控被提交给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这使怀特的个人的名望遭到无可挽回的损害。 1948年8月13日，怀特在非美活动委员会做辩护，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阐述他对美国及其价值的忠诚。3天之后，怀特卒于心脏病，时年55岁。
怀特在他生命的大多数岁月中都处于幕后，他的功绩，“很少被人们提起，也不会被人们长期记忆”。然而，他自然也有他“十五分钟的名望”。1953年11月，即在他逝世后的五年多之后，他的肖像被印在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他的名字被世界各地的报纸载于头版头条和专栏内。
凯恩斯生于1883年，自小接受英国精英教育，14岁以奖学金入伊顿公学，后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师从马歇尔和庇古攻读经济学。23岁时以第二名成绩通过英国文官考试入选驻印度事务部。1908年回剑桥任经济学讲师至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即应征入英国财政部，主管外汇管制、美国贷款等对外财务工作。1919年初作为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出席巴黎和会。同年6月，因对赔偿委员会有关德国战败赔偿及其疆界方面的建议愤然不平，辞去和会代表职务，复归剑桥大学任教。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凯恩斯重回财政部，出任财政部顾问，参与战时各项财政金融问题的决策。1946年3月当选为世界银行第一任总裁。返回英国不久，因心脏病突发于1946年4月21日逝世，时年63岁。
凯恩斯是享誉世界的经济学家。他在1920年出版的《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中深刻分析了凡尔赛合约可能造成的经济后果，而一战后的国际关系，果然始终受赔款问题和战争债务问题毒化，希特勒极权政府的上台更印证了凯恩斯的先见之明。1936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开创了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因学术造诣深厚，凯恩斯曾长期担任《经济学杂志》主编和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会长，1929年被选为英国科学院院士，1942年晋封为勋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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