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利拍卖这两年

　　10月是秋拍的季节。在黄金周期间，各大拍卖行在香港举办了秋拍。

　　今年的秋拍，刚好是保利香港拍卖有限公司（下称保利香港）的两周年。作为一家在中国内地成长起来的拍卖公司，保利拍卖于2012年南渡香江，举行了首场香港秋拍，在世界第三大艺术拍卖市场上与国际一线品牌直接竞争。随着门类的增加、人员部门的完善，保利香港的拍品从2012年的400多件增长至今年秋拍的2000多件，拍卖总额从5.2亿港元增长至11.36亿港元（2014年春拍）。

　　在秋拍开始前，《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下称《21CBR》）记者在保利香港办公室见到了执行董事张益修，这位曾经在佳士得拍卖行驻北京工作5年的台湾人温文尔雅，诚恳幽默。保利香港的办公室在金钟太古广场，与另一家有着两百多年历史的国际拍卖行同在一栋楼。保利的员工们对此并无顾忌，微笑着谈起这个值得玩味的细节，“他们在楼下”。

　　保利香港目前的拍卖成交额在香港位列第三，2014年秋拍录得的最新成绩是8.2亿港元。虽然与佳士得、苏富比的香港拍卖仍然有不小的差距，但成长还算平稳迅速。保利文化集团2014年上半年的财报显示，艺术品经营与拍卖收入比去年同期上升了24.4%，保利香港的成长可谓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无论在哪个地方，艺术品拍卖生意的成功关键仍然是拍品与客户——艺术品到了哪里，买家就会跟到哪里。两年间，保利香港的拍卖板块从3个增加到了7个，背后的成长动力是什么？

　　很多人都会问起张益修关于北京保利与香港保利的关系，因为在组织架构上，除了保利文化集团直接拥有保利香港38.5%的股权外，北京保利拍卖也拥有30%的股权。张益修笑道，“我们是兄弟关系，是平行的公司”。

　　不过，中国的艺术市场刚崛起，北京保利有固定的比较庞大的内地市场，保利是否会在拍品统筹上偏重北京？在拍品征集上，北京和香港是联合征集的，共用“保利”的平台，随后根据“不同市场顾客的口味、市场的导向和收藏喜好”进行分配。张益修表示，最重要的分配原则是市场差异化与文物政策。“就境外征集的拍品来说，这部分（差异）更明显，比如海外回流的青铜器，在香港是能拍卖的，但是在国内不能拍卖；比如较经典的和写实的东西，可能在北京卖得会更好一点；比如赵无极、朱德群更符合西方的口味，或者说香港客人会更喜欢。我们都会稍微做一些调配。我不认为是把最重要的东西放在北京，我们有专业的团队，能够做出最好的判断。”张益修告诉《21CBR》。

　　在内地，文物板块是保利等国内拍卖行的绝对优势，因为外资拍卖行没有文物拍卖资质。但香港没有这样的规则。从北京来到香港，无疑是为了接触更多的国际藏家，但保利的核心优势是什么？事实上，就文物而言，佳士得和苏富比的亚洲策略不包括高古（文物界将唐代以前的古代器物称为高古）。张益修告诉《21CBR》：“我们谈论到宋瓷、青铜、或者石雕，基本上都会想到伦敦或者纽约的拍卖。在亚洲，当保利来到香港以后，我们希望基于中国文化底蕴，将这一部分更完善、更丰富地呈现给亚洲客人、外国客人，而不是片面式的呈现。这是保利在香港的优势。”

　　目前，保利香港的海外客户比例为四至五成，以印尼、日本、欧洲的藏家为主。以新玩家的身份入场，保利香港欲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更多藏家的信任。“海外客人都跟佳士得和苏富比有过很多的接触了，合作太久，都觉得没有什么新奇了，也没有更高的市场成长机会，所以我想他们对于我们有更多的期待。”张益修半玩笑地说道。

　　这次秋拍的封面图录之一是常玉的《白瓶内之海芋》（估价为500万至700万港元/641，000至897，400美元），张益修介绍，2年前保利香港刚刚成立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了藏家的这件作品，但第一次的接触并不顺利。“可能因为香港保利刚刚成立，他对我们并不是那么信任和了解。经过这两年的发展，他看到了我们在市场上的影响力以及成长。虽然说这位藏家手上的收藏并不是那么丰厚，但是他很支持保利香港，所以把这件作品交给了我们。我可以透露他是一个亚洲藏家，也是比较早介入收藏的藏家。”10月8日，保利宣布《白瓶内之海芋》拍得1475万港元，超过估价近3倍。

　　国内拍卖行的南下与国际拍卖行的北上是近三年来艺术拍卖界最热门的话题，但无论是中国拍卖行走向国际，还是国际拍卖行强势挺进中国，在张益修看来，规则都是一样的。“中国的拍卖公司如果开到伦敦，不管它多厉害，毕竟不是本地的，必须要找一些战略上的合作伙伴。同理，再大的外商公司到了中国也一样，就像谷歌退出中国市场那样。（国际拍卖行）进中国，就是希望对中国客人更了解。就像我们踏出海外，我们想做的是将中国艺术品带上更高的平台，让更多人认识，而不是要跟西方的公司正面搏击，不是我来到香港就要做100亿，就要打败苏富比、佳士得。保利有自己的使命，在中国的社会系统中，我想保利绝对具备优势，能够在稳定当中慢慢地成长。”

　　本刊记者 邱月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