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维鸿：中国「牛人」

　　之所以称许维鸿为“牛”人，第一“牛”，是因为他的属相是牛；第二“牛”，是他的从业经历牛，外企---国企--政府--出国深造到外企--回国到地方国企；第三“牛”，是因为他的梦想牛，他要为中国人拿诺贝尔经济学奖。

　　许维鸿出生于70年代初，大学毕业的时候正是外企最具活力的时代，那时的外企收入最高，是那一代人所向往的就职单位。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各方面的实力不断增强，尤其是加入WTO以后，政府对于经济把控能力越来越强，国企的发展水平越来越高，政府和国企的活力是最大的，进入国企和政府又成为大家竞相追逐的目标，许维鸿没有落下这一步；当出国深造成为潮流，他又一次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当他再次回国后发现，中国真正的机会在西部，因为东南沿海经济资源都已经被开发殆尽。于是，他加入了西部最大的券商--西南证券，一家市场化的地方国企。用许维鸿的话说，这符合经济发展的大势，因为真正有潜力的发展在西部，西部应该是我国今后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他的从业经历，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脉络的一个缩影。

　　西部是梦想开始的地方

　　中国梦是习总书记所提出的重要执政思想和理念，他把“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并且表示这个梦“一定能实现”。许维鸿的“中国梦”是将来中国人可以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认为，这应该是一个经济学家追求的目标。

　　为实现这一远大目标，为圆一个经济学家的中国梦，许维鸿把目光及立足点投向了西部。用他的话说，东南沿海已经没有金融创新了。在中国，要想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靠传统经济学、古典经济学都是行不通的，靠北上广深的发展来拿经济学诺奖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地方已经国际化了，但想赶超欧美发达国家，可能性也微乎其微。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创新，在中国只有一个地方是大有发展潜力的，那就是西部，拿经济学诺奖的机会也在西部。必须要拿出人类经济学史上不一样的、全新的理念和模式，才可以促进西部的发展、促进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

　　但是，对于西部，大家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和最大问题就是，目前找不到一个可以套用的模式，不管是帕米尔高原还是南疆的发展，包括现在习主席提出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大家尽管讨论得都很热烈，却始终没有人能够拿出一套具体的解决方案，原因是之前都没有接触过。

　　许维鸿说，现在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为什么这么说呢？说最好，是因为中国有了可以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领域，对于一个经济学家来说，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去研究，值得去研究，现在的机会很好。说最坏，是因为目前国内有为数不少的伪经济学家，在美国读了个博士、博士后，在国外干了几年的所谓专家学者，不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照搬照抄国外的理论经验，祸国殃民。

　　同时，现在国内经济学领域还有两种人，一种是空谈的，让他们天南海北的胡侃，说的比谁都热闹，但让他去干正事肯定就没戏了；还有一种是实干的，他们做事很认真很有热情，也能做成事，但让他进行理论总结，就卡壳了，他们所缺少的是理论知识和国际视野。

　　而许维鸿能谈也能干，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国际视野，但他的软肋也在于在西部应该怎么干不知道，因为缺乏对西部更深层次的了解和理解，所以他必须要把所学所知的理论与西部的实践相结合起来。

　　梦想需要实践支撑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许维鸿深知这一道理，从过去的三四年直到现在，多次深入西部一线，去走近西部的企业家、金融家，走近西部的百姓，去了解他们在想什么、需要什么，去了解他们是怎么干的。在新疆，许维鸿走进沙漠，和牧羊人交流，因为去的次数多，牧民开玩笑说，那里的羊都认识他了；去牧民家里，踩着一地的羊粪，吃馕蘸羊奶，那股腥味，难以下咽，但为了获得第一手信息、资料，再难吃也得吃。在宁夏，一天之内驱车跑了近千公里，拜访不同的政府、企业、企业家，还要拜访不同的宗教，因为西部少数民族比较多。去贵州，凌晨一点多到遵义，第二天凌晨又回到北京，在贵州他接触到一个养鹌鹑的企业家，养了一山的鹌鹑，然而没有路，运不出去，所以只能小规模生产。因此，许维鸿知道不把路、桥修好，没法产业化、品牌化，企业要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是少不了的。

　　在深入一线调查研究的过程中，许维鸿发现，在西部，要想做成事情，实现百姓、政府、企业三赢的局面是非常困难的。首先，西部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这是发展阶段所决定的，暂时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其次，政府是最大的阻力，政府的官员干实事的少，这是因为他们缺乏所有权意识，政府的很多官员不想把根扎在西部，或者说不会把西部当成自己的家，因为他们的家属孩子都不在这儿，即使不在国外，也都在北上广一些大城市，那么他也不会植根在这片土地，这导致了任职西部的这些官员没有所有权意识，他们对地方的发展往往采取一些短视的政策。许维鸿认为，真正能合作的官员是那些准备死在这里，并且他的子子孙孙都会留在这里生活的官员，这样的官员对这个地方有深厚的感情，会愿意采取长期的策略来发展这个地方，但这样的官员往往手中又没什么实权。

　　在对新疆的调研中，许维鸿发现，东南沿海发达省份在进行援疆的时候，没有实地调研，不懂新疆以及西部的百姓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只顾盲目的圈地盖房，失地后的农民，没有就业技能，不能及时就业，失地补偿款花完了，就被政府分流到其他村子，成为无事可干的外来户，这时候，宗教极端分子就有机可趁了。

　　因此，在西部，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能力水平是非常重要的，所有权意识和能力的匹配也是很重要的。正如十八大四中全会强调的，要“依法治国”！相对于学院派的经济学家们，许维鸿更现实，不讲什么大道理，就是要合理、合法、合规地让大家挣到钱，要做好市场、做好品牌，把先进的理念和宏图大志灌输给一线干部和决策者，灌输给企业的合作伙伴。为此，许维鸿调侃道，“也许真正能够惠及西部民生的项目，根本写不进经济学教科书，更不要谈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了”。

　　唯有行动才能让梦想成真

　　对于未来西部金融的愿景，许维鸿提到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纯民生项目。一个好的例子是宁夏自治区政府想做的23万户的旧窑洞改造项目，项目本身不产生收益，但是对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很重要！一户花钱不多，一万块钱，目标至少能保证地震窑洞不塌。其实钱的事儿并不难，但以前的财政机制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许维鸿认为这是在做积德的事情，他笑称，由于主要解决的是回族聚居区，做这件事情真主会保佑他的。

　　第二件事，是开发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是西部混合所有制中很重要的一块，现在，房地产形势不好，地方政府没有动力去做修路架桥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不把路修到西部、桥架到西部，就仍然没办法解决老百姓致富的问题。道理谁都明白--即便暂时赔钱也要干！但是，没有对官员的利益驱动，国家给的钱到不了开发的项目上去。那么，如何利用金融的手段，解决纯民生问题和开发性金融问题、基础设施建设问题？架桥、修路、污水处理厂、环境保护设施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未来十年要大做特做的事情。现在很多人谈中国的马歇尔计划，就是这个逻辑。

　　前两件事都是不产生效益的公益性项目，目的是降低东西部的结构性差异，归根到底是要维护中国的统一。是不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就没有挣钱的项目呢？这就是第三件事，做强、做大西部的特色品牌。许维鸿曾去过六次盐池，那里的滩羊肉是宁夏、乃至中国最好的羊肉。中国最有名的食品饮料商标是茅台，品牌价值巨大；那么若干年后，宁夏的滩羊肉是不是也可以复制茅台的传奇？这个项目如果做起来、做好了，对当地百姓的经济效益是很客观的！但这也面临着很多现实问题，需要协调好政府、企业家和当地养羊户三者之间的关系，需要充分借力资本市场。

　　许维鸿说，“无论从个人还是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来讲，我认为做这个都十分有意义。也许最后我拿不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也许连认可我的人都没有，但我不在乎，我还是愿意继续向前努力，再往前拱一拱，如果能办成一点事情，例如从极端宗教暴徒手中能救十个村镇派出所所长、援疆干部，哪怕是一个，那么我认为我做的事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真正的经济学家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因为某件事情不好办、办不好，很多人就半途而废了，他们认为你这是何必呢？”对于了解许维鸿的人都明白，他这么辛苦并不是为了挣钱，他所需要的也许是一份成就感，是那个真正属于“经世济民”的经济学诺贝尔奖。

　　许维鸿的梦很理想，希望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能靠研究中国独有的经济学难题，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许维鸿的梦很现实，宁夏老百姓地震的时候不会被砸死，新疆的一线干部不再被暴恐分子杀害，贵州农民养的鹌鹑能从山里运到山外。

　　许维鸿简介：西南证券研究发展中心业务总监，重庆市金融学会副秘书长，盘古智库首席金融市场研究员，央视特约财经评论员

　　《中国证券报》，《财经》杂志、《环球时报》，和讯网等媒体专栏财经作家；宁夏、新疆等地多个地方政府、国资委、航天科技集团、中航集团等战略与投资顾问

　　研究领域：国际宏观经济、发展经济学下的开发性金融、中国金融和银行体系、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地方政府混合所有制等

　　本报记者 滕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