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护照的贫富差距

　　我算是个幸运儿，从小享受着各种“优势”。许多优势如今说来有些敏感，但却值得拥有。比如，我是个白人，我是牛津大学的毕业生，而且是个“牛剑”后代。但从经济学角度来说，这些优势与个人成就的关系不大，因为另外一项更为重要：公民身份。这一点优势的价值大于其他所有优势之和。

　　如果我们把世界上所有人按贫富顺序排队。每人身边放一叠钞票，来标明个人年收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世界的财富分配有多么的不公平：世界上占总人口1%的最富裕阶层（人数约7000万左右）与最穷1%人口之间存在巨大的收入鸿沟。你的税后收入需要达到3.5万美元，才能成全球最富有的7000万人口中的一员。一个四口之家的税后收入则需要达到14万美元。或许有些人觉得这个标准有点低，但这已经是世界上最贫穷人口收入的100倍了。

　　而事实上，富裕人群通常都居住在富裕国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是纽约市立大学的客座教授，也是《穷人与富人》一书的作者。据他估算，世界上约80%的财富差距是由国家之间的贫富差异造成的；仅有约20%的财富差距源自国家内部。牛津大学毕业生的身份确实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出生在英国，而不是孟加拉国或者乌干达。

　　公民身份在决定财富收入方面的作用显而易见，但在讨论全球贫富差距的时候却经常将其忽略掉。其实很早以前，全球贫富差异并没有这么悬殊。1820年，英国人均收入是中国和印度的3倍，是当时最贫穷国家的4倍。不过，在那之后，国家间的贫富差距就不断扩大。现在，美国人均收入是中国的5倍，是印度的10倍，是那些最贫穷国家的50倍（如果考虑中国和印度的物价水平的话，这差距会更悬殊）。与19世纪相比，美国、欧洲或日本公民在经济方面会享有更大的优势。

　　在两个世纪以前，阶级比国籍更能带来“优势”。来看看简·奥斯汀在《傲慢与偏见》一书中描绘的19世纪早期英国社会。女主人公伊丽莎白·贝内特的未来收入水平完全取决于她的社会地位，换句话说就是取决于她嫁给谁。伊丽莎白的家庭人均收入是430英镑，如果她嫁给达西先生，达西1万镑年收入中的一半将归其所有，这样一来，伊丽莎白的个人收入将增加十倍以上（按照上述收入水平，达西先生属于富裕1%阶层）。如果在伊丽莎白出嫁前她的父亲去世了，她的年收入也有40英镑，是当时英国人均年收入的两倍。与19世纪相比，如今各阶级间的贫富差距已大幅缩减。根据2004年的数据换算，作为富裕1%的达西先生的年收入可以达到40万英镑，伊丽莎白的个人小金库也将有2.3万英镑入账。在19世纪，婚姻让伊丽莎白的收入增长超过100倍，而在21世纪，婚姻只让她的收入增加了17倍。

　　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与19世纪相比，阶级对贫富的影响大大减弱，而公民身份的重要性则被加强。托马斯·皮凯蒂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似乎是向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致敬。他和托尼·阿特金森等人创建了“全球顶级收入数据库（TopIncomesDatabase）”，对高收入者进行分析。进入这个数据库首先要选择你想要分析的国家，因为它是就单一国家进行分析的。西蒙·库珀和托马斯·皮凯蒂的逻辑也不无道理，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确实值得关注。我们关注它是因为政府应当有能力解决它，是因为它与我们的生活休戚相关，是因为在过去几十年，国内贫富差距再度拉大，而全球贫富差距正在日渐缩小。

　　但是，当我审视自身“优势”的时候，我还是不能忘了最重要的那个：英国护照。

　　蒂姆·哈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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