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邹韬奋与我们的家庭

　　模范家庭

　　我的父亲邹韬奋是一个幽默又有情趣的人。他喜欢看电影，在一些聚会场合，还会去模仿卓别林的表演，逗得朋友们很开心。有段时间他还学跳舞，平时锻炼身体常做一套健身操。父亲幽默的性格也遗传给了我的两个哥哥。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经常开玩笑。

　　父亲最早的翻译作品是三本恋爱小说，而且都是异国恋情，每一个章节后面都有一篇他写的译后附记，表达他自己关于婚姻、家庭等问题的看法。

　　我的母亲沈粹缜是苏州人，出身书香门第，读书时学的是美术。她的姑母沈寿是我国的刺绣大师。在嫁给我父亲前，母亲在刺绣学校教书，因为年纪轻，学生都管她叫小先生。母亲教书每个月工资有60块大洋，在当时已经不低了。

　　父亲“职教社”的同事杨卫玉是他们的介绍人，第一次见面是在昆山的火车站。母亲后来说，她不会选择商人做伴侣的，因为不喜欢商人的“铜臭气”。其实父亲应该早就知道母亲。我后来整理父亲的文章，编制目录时发现，他们认识前父亲就以“粹缜”为笔名。他们认识后，父亲就开始给母亲写情书。有时候，他故意用苏州话写，妈妈开始看不懂，后来才发现父亲跟她开玩笑。

　　结婚后，母亲就辞去了苏州的工作，在上海组建了家庭。父亲有时候也带工作回家做，《革命文豪高尔基》那本书就是在家里翻译的，每天翻译2000字。

　　妈妈特别会过日子。一个月工资发下来，给爷爷、叔叔的钱与家里开销都分别装到信封里，精打细算维持家庭生活。因为妈妈很会理家，我们都不愁。爸爸喜欢妈妈，大概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妈妈在爸爸身边，后来在宋庆龄身边起了很好的配角的作用。

　　他们俩经常在家里说笑话，很亲热。这种氛围对我们子女的影响也很大。我们这个家庭很温暖，在当时上海文化圈中是个模范家庭。

　　去解放区

　　当时的香港，聚集了很多文化人，范长江、廖承志、茅盾都在，还有中共南方局的一些领导，香港是他们的工作据点。父亲的工作还是办报，和范长江他们筹划《华商报》与《大众生活》的复刊。我们一家人到了香港后，妈妈反倒发愁起来，因为一点生活的费用都没有了。这种事情父亲是不会知道，也不会考虑的。

　　后来还是一位朋友发现了母亲的尴尬与难处，决定预支父亲《抗战以来》的稿费。我们这才在香港安下家来。这么多年来，母亲一直是父亲最稳固的后方，支持着他的事业。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在给母亲的慰问信中说，如果韬奋没有夫人的帮助，是不可能取得很大成就的。他对母亲的评价很高，事实也是这样。

　　到香港后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随即占领了香港。东江游击队接我们从香港撤出，我们当时就住在九龙的一个贫民窟里。组织上派交通员找到我们，按照要求还是爸爸先走，我们三个孩子和母亲后走。

　　父亲一去路途危险，而我们和母亲要独自面对残酷的环境，感到无依无靠。分别的时候，父亲给母亲跪下了，这是从未有过的情况。以前，无论流亡海外，还是从上海逃到香港，逃到武汉，逃到重庆，还都能想到一家人可以重逢。但是那一次却心里没底。爸爸向妈妈托付我们几个孩子，希望她把我们抚养成人，真正有困难的时候去找共产党。每次想到这个场景我都很心酸。

　　爸爸是1月份走的，我们大概是二三月份混在难民的队伍里离开香港。那时是冬天，家里什么东西都没带，妈妈怕我们冷就拿了两条羊毛毯。过封锁线时，日军和伪军把我们的羊毛毯抢走了。我们向前走了几步，妈妈便突然掉过头，爆发出巨大的勇气，冲过去抢回了一条毯子。她为了孩子从来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安全。

　　我们后来在东江游击队的白石龙村阳台山与父亲汇合了。部队给我们这些转移出来的文化人搭了两座草寮住，也就是三角形的草棚子。里面中间是泥地，两侧是一长溜的草铺，每家之间挂个帘子做隔断。那段时间虽然艰苦，但对我们来说却是少有的幸福时光。因为一家人又团聚在一起了。山上有小溪，我们就去抓小鱼小虾。有一点特殊照顾的话，就是广东出的红色的“片糖”。我们当它是巧克力，按照爸爸说法是“土巧克力”。

　　偶尔有加餐，就是多点小鱼，难得吃一点肉。这时父亲就会夹上一点菜然后躲到一边去吃。别人喊他来夹菜，他就说“够了，够了”。父亲是个乐观的人，大家都喜欢他。朋友们印象中的韬奋先生总充满了笑声。

　　父亲的病

　　父亲去苏北前，先秘密前往上海治病，当时耳朵已经出血了。但最初的诊断是中耳炎，便没有在意。后来由于病情恶化，在1943年又返回上海治病。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父亲在上海换了4家医院。他的病也日趋严重，由耳癌发展到了脑癌，身体非常痛苦。

　　当时我和二哥在桂林的中山中学读书，我读初二，二哥读初三。大哥当时在桂林已经没有可读的学校了。于是大哥先被接去上海照顾父亲，随后母亲也过去了。后来爸爸病重，组织上又派人来接我们俩。我二哥爱学习，他觉得没多久就毕业了，想拿到毕业证再走。于是，我就独自去了上海。而父亲临终也没有见到二哥，这是很遗憾的事情。

　　谁知道，我离开桂林后，便爆发了湘桂战争。军队一路溃败，书店员工便带着二哥一路逃难。后来走散了，二哥独自一个人流落到了贵州，然后去了重庆。每次二哥回忆起来都很伤心，以前逃难都有妈妈在，还是一家人行动，而当时就他孤零零一人。在重庆，沈钧儒把他带到周恩来那里，然后便去了延安。父亲去世后，潘汉年的助手徐雪寒把大哥也接到延安去了。

　　我到上海时，父亲的病已经恶化了。他的一只眼睛失明，鼻孔里流出脓水，味道很难闻，都是母亲用棉签一点点给他擦干净。到了后来实在太痛苦了，父亲需要靠杜冷丁来维持。妈妈也学会了打针。开始的时候有效时间还长，到后来则越来越短。每天打针的时候，母亲都非常痛苦，但又没有别的办法。书店的员工陈其襄负责去买杜冷丁，当时上海能买到的杜冷丁都快被他买光了。

　　状态稍好的时候，他就在病床上写《患难余生记》。父亲是有话要说，国民党迫害生活书店的这口气他咽不下去，那这些经历忘不掉，他要公开控诉。而且写东西对他也是一种解脱，可以稍稍转移注意力。

　　人到无望的时候，就会做一些荒诞的事情。于是我和妈妈便去算命。算命先生给了我们一句话：“等石榴红的时候就见分晓了。”爸爸最后住在上海医院，正好他的病房外面有一排小石榴树。我们想可能石榴红了，爸爸的病就好了吧。可是石榴红了，父亲却走了。期望冥冥之中给你提供一点希望，但结果却依旧无情。

　　父亲去世的时候，是在清晨。他的呼吸很急迫，要讲话讲不出来。大哥、二姑还有书店里的徐伯昕、陈其襄都在边上。妈妈给了他纸和笔，他颤抖着写了“不要怕”三个字。

　　他的身上盖着一床薄棉被，透过被子身上的骨架都凸显出来了，人都被消耗光了。

　　我的母亲是1997年走的。我们三个孩子希望父母能够合葬在一起，便向市里提出要求。爸爸葬在上海龙华烈士公墓，他们说等扩建的时候再来考虑。但15年过去了，扩建遥遥无期，妈妈的骨灰还存放着，尚未入土。时至今日，我们还希望父母能合葬一处。

　　（编辑 朱晓婷）

　　■文 邹嘉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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