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达“接盘”中超？

　　中超以往被掩盖的诸多问题逐步浮出水面，“接盘”中超自然也成了一个“人前显贵、人后受罪”的营生。

　　8月17日下午，《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下称《方案》）正式公布，中国足协将彻底成为社会组织，拥有机构设置、计划制定、人事管理、国际交流等全方面的自主权，脱离体育总局“单飞”。足协领导将免去事业单位职务，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将按规定撤销相关事业编制，告别“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这一举动如“深水炸弹”一般引发各方效应。足协去行政化意味着足协内部的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未来中国职业足球走向的变动也吸引了资本方的大量关注，关于谁能从足协手中“接盘”中超的讨论迅速蔓延。

　　谁能在这个变革期拿到最大权益？以往被掩盖的诸多问题逐步浮出水面，“接盘”中超自然也成了一个“人前显贵、人后受罪”的营生。尽管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的呼声最高，但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作为首富的他也要重新估算下中超的价值。

　　中超公司价值几何

　　“按照现在的行情，中超公司的估值至少在100亿元。”一位PE人士向《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下称《21CBR》）记者表示，中国足球“去行政化”的提速，让这个一直苦于找不到合适标的的PE看到了希望，“哪怕不能参与中超公司的项目，足协单飞还是会引发很多相关足球概念股的出现”。

　　《中超商业价值报告》显示，“2014赛季，中超公司年收入4.4亿元”。如果中超公司保持既有的营收体系，那么必然是备受资本市场追捧的对象。

　　中超公司的改革是这次足协“去行政化”的重点，“足协将全部退出在中超公司36%的股份”。足协是中超公司第一大股东，其他16家中超俱乐部每家持股4%。多年以来，俱乐部股东对足协在中超公司一股独大的现状很不满，要求足协退出中超公司的呼声一直存在。

　　在这个舆论风口上，中超公司原总经理刘卫东宣布辞职转而加盟万达体育，成为万达体育板块的负责人。多年来，中超公司总经理由中国足协委任，实际由国家体育总局委任。刘卫东这一举动被外界看作是王健林入主中超公司的重要信号，从足协主席到中超公司董事长，各种有关足协和中超的传闻都在向王健林靠拢。

　　“从中超公司的内部结构和职能设置上看，一些企业家或是投资人成为大股东是合法的。”欧讯体育创始人朱晓东在接受《21CBR》记者专访时表示，目前足协开启“去行政化”，让这种改变在法律层面上具备了可行性。

　　作为足协的最大金主，王健林一直渴望在足球领域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足协“去行政化”恰好给予了王健林真正进入中国足球核心权力中心的机会。

　　随着“去行政化”的深入，足协以往的权力将被分解，转而推向公共服务领域，重点放在青少年体系的搭建以及各级国家队的建设上，对于职业联赛的管理，更多是服务角色，不会插手具体业务。

　　更为重要的是，足协的“去行政化”并未涉及到地方足协，地方足协仍在体制内，足协在失去了体制内的行政权力后，未必能够调动到地方足协的资源，足协成为一个“清水衙门”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整个足协体系完全理顺并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五六年已是比较乐观的情况。”朱晓东说。

　　因此，谁能成为中超公司第一大股东，谁就具备了对中国顶级足球联赛的主导权，从而把控中国职业足球最核心的资产。然而，以目前市场给出的估值来看，“接盘者”至少要付出36亿元才能顺利接过足协原本在中超公司36%的股份。

　　“一票否决权”

　　事实上，对于中超公司在中超联赛上的重大事项决定，足协拥有“一票否决权”，哪怕其他所有股东（中超俱乐部）联合“逼宫”，足协也可以利用这关键一票来裁决，这是由此前足协自身携带的行政和组织联赛的身份所决定的。

　　如果“接盘者”是企业家或是投资人，则未必会有这种特权。因此，36亿元的代价有可能仅能换来中超公司每年利润的高额分成，但这并不是王健林这种搭建体育文化商业帝国的企业家所期望的。

　　在早年退出大连足球之后，王健林并没有割舍对足球的爱。虽然没有直接投资任何一家职业足球俱乐部，却从更宏观的角度切入足球——赞助国家队、赞助中超、培养青少年。

　　与后来以四年6亿元赞助中超的平安集团董事长马明哲一样，王健林将俱乐部的投入看做是“个股”，而赞助可以看做“指数”，个股们在增长，指数不可能不跃进。但投资“个股”风险极高，大多数中超俱乐部尚未实现盈利。在16家中超俱乐部中，上个赛季实现盈利的只有广州恒大、贵州人和、上海东亚、上海申鑫、广州富力5家。

　　与马明哲将娱乐体育视为打造平安互联网入口的逻辑不同，王健林是真真切切想参与到娱乐体育产业的实际运营，因此赞助国家队、赞助中超与培养青少年并行，打算在未来中国足球的人力资源市场上实现垄断。

　　“中国开始有职业足球之后，就没诞生过真正意义上的球星，之前范志毅、郝海东实际上是专业足球时代培养出来的，职业足球培养出来的球员难以达到前辈们的高度。”长春亚泰俱乐部董事长刘玉明向《21CBR》记者表示，中国足球若想真正实现突破，只能将希望寄托于年轻一代的青少年球员。

　　因此，王健林放弃了国内的球星生产体系，因为现行国内体系下出品的球员难以适应欧洲发达地区的需求，必须用一种更先进的生产方式从源头开始培养，所以万达选择了将还小的学生送到西班牙接受足球学习。而作为国内陈旧生产体系出品的代表、已经加盟德甲沃尔夫斯堡数月的张稀哲，到目前尚未有正式上场比赛的记录，在没有曝光度的情况下，即便中国市场的购买力强大，品牌商也很难在张稀哲身上看到任何商业回报。

　　王健林又在今年初以4500万欧元入股马竞，马竞对王健林来说不仅是一个帮助中国球员进入欧洲主流联赛的“触点”，更是一个人才培养的“加工厂”。就最近三五年的出品来看，“马竞出品”在世界足坛已经是品质保证，仅次于拉玛西亚那些世界顶级青训营，阿奎罗、托雷斯、法尔考等球星曾在转会市场上掀起不小波澜。

　　向西班牙输出小球员的“留洋”只是王健林的初步计划，将马竞先进的人才培养体系引入中国才是最终目的，毕竟大规模“留洋”成本过高且回报周期较长。据估算，到2017年，在西班牙留学的中国青少年足球人才将有180人，万达每年要为这180人提供2000万欧元的赞助费用。

　　随着足协“去行政化”的力度加强，届时引入马竞体系就意味着难以通过足协的力量去调动资源，而通过一些具体业务与中超俱乐部建立联系，从而调动地方资源、俱乐部资源更为实际。

　　或许，成为中超公司的最大股东是完成这一计划最为省时高效的一种方式，只是没有了“一票否决权”，在很多细节的落实上，难以让万达称心如意。

　　俱乐部“逆袭”

　　投资36亿元成为中超公司最大股东，这对于任何一个有志于进入中国足球核心领域的企业家来说都不算“贵”，因为整个体育产业就是处于“风口”上的一头猪。

　　2014年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指出2025年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5万亿元。而目前官方给出的数据仅9000多亿元，要达到5万亿元的规模意味着年均增速需接近20%，想象空间极大。

　　不过，由于足协此前的行政化色彩，俱乐部在整个商业链条中的话语权很低，难以像欧洲俱乐部一样可以单独与电视台等转播机构对接版权业务，完全由中超公司代劳。长期以来，中超公司作为中超联赛的版权、衍生品开发的唯一代表存在，很多业务都是中超公司去统一谈判。

　　此外，每家中超俱乐部只有4%的收益也引起不满，每年几千万元的分红在如今的转会市场上还不够购买一名中超级别的明星球员。每家俱乐部都渴望着更大的创收空间。

　　对于中超俱乐部而言，中超公司的收益主要是俱乐部贡献的，作为一个平台运营者若不是具备一定的行政权力，拿到如此高的收入分成并不公平。比如广州恒大就开启了登陆资本市场的计划，为适应资本市场要求必然会优化自己的业务结构、收入状况等财务指标，现行中超公司代劳的模式显然不符合需求。毕竟每家俱乐部的经营状况完全不同，需要一套符合自身发展的个性化方案，而不是“大锅饭”模式。

　　有中超俱乐部管理人员如是表达，“像曼联，很多权益都是自己找版权方、企业去谈的，压根和联赛组织运营方没关系”。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以皇家马德里、拜仁慕尼黑、曼联等14家欧洲豪门组成的G14，因不满欧足联的盘剥，意图效仿NBA打造一个欧洲超级联赛，从而跳出欧足联的直接干预，此举甚至还得到了部分欧盟议员的支持。

　　尽管欧足联最终平息了这场风波，但也做出了极大让步，将欧洲冠军杯改制成为欧洲冠军联赛，并在电视转播等权益上对俱乐部作出让步。

　　俱乐部与联赛平台运营方的矛盾最终会导致中超公司的业务结构发生变化，那么能否保持住至少100亿元的估值就是个未知数，这其中的变量难以被把控。因此，重新划分中超公司的权责、重组内部结构已经势在必行，“接盘”中超者需要重新估算一下相关的风险与收益。

　　本刊记者 姜中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