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而不知”到“大而应知”

　　人们在互联网上，通过社交媒体讨论、沟通、分享、协作，旧有的知识生产体系已经被颠覆——在过去，知识来自书籍、来自课堂、来自专家，它们是相对确定和封闭的，但如今“所有确定性都被连根拔起，话题再无边界，没有人对任何事情能达成一致”。

　　有一次受邀参加辩论表演赛，抽到的辩题是，性格和知识哪一个更能改变人的命运？我们是正方，立场认为是性格。在准备防守底线和攻击论点时，为了避免对方把“知识”的界定肆意扩大，我们就把它解释为“人们在实践中获得的，经过提升、总结与凝练的系统的认识”，并且进一步与关联词做严格区分，认为知识不等同于常识、不等同于经验、不同等于信仰，更不同于智慧。这样一来，我们甚至可以“极端”地说，人生而有性格，却不会生而有知识（甚至有些人一辈子没读过书，目不识丁），那么，一个两三岁的、谈不上有啥知识的幼儿，他的命运受什么影响呢？于是我们自然得出推论：性格比知识无论在先天性、广泛度、重要性上都要胜过知识。

　　当然，以上不过是一场“思维和语言的游戏”，对一些定义不必太当真。但那场表演赛却引发了我对“知识”的迷思——当我们越想搞清楚什么是知识的时候，我们似乎越弄不明白知识究竟是什么。换句话讲，知识的边界又在哪里？

　　戴维·温伯格（David Weinberger）也有类似的疑问，然而，他关心的是，在网络时代，知识以及对其获取的方式是否发生了变化。当他看到，人们在互联网上，通过社交媒体讨论、沟通、分享、协作，旧有的知识生产体系已经被颠覆——在过去，知识来自书籍、来自课堂、来自专家，它们是相对确定和封闭的；但如今“所有确定性都被连根拔起，话题再无边界，没有人对任何事情能达成一致”。

　　温伯格这种以知识的开放性、交互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的论调，像极了哈佛大学法学院凯斯·桑斯坦教授在《信息乌托邦》中要阐明的观点。后者认为：许多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令人震惊的分享和聚合信息的新方法有助于公司、学校、政府和个人不仅获得、而且创造不断增长的准确的知识。开放资源软件使得许多人参与到科技发展之中。温伯格差不多像接过话茬，用一本书的篇幅来深一步讨论，互联网如何改变了知识的结构，以及人们该如何利用“网络化的知识（Networked Knowledge）”来做出更明智的决策。这本书名为《知识的边界》。

　　从书的译名来讲，“知识的边界”未必是最佳的方案。它没有把“Too Big To Know”，也就是“大而不知”的危机感和紧迫感的意味展现出来。在美国的金融界，有一个“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ll）的说法，直到2008年，贝尔斯登被收购，雷曼兄弟倒闭，由此引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才让公众意识到，“不倒”其实是一个伪命题。然而，温伯格借用“大而不知”的语式，旨在强调以下事实：网络时代，知识从速度上看，频繁更迭；从广度上看，信息过载；从深度上讲，扁平开放；因而从牢固度上看，知识的根基随时会被动摇乃至瓦解，因为在互联网社会结构中，权威可能被拉下神坛，专家意见甚至不如群体的智慧，在众声喧哗的新媒介形态中，观点争鸣、百花齐放，答案在网络中飘扬。

　　温伯格在书中提及的一个故事，可以说是言简意赅地道出了书本（纸媒）时代和网络（信息）时代的显著差异。2007年，美国溢油防治技术研究所提供两万美元奖金，给第一位能将沉在阿拉斯加海底18年的溢油成功抽出来的人。直接把石油抽出来没有用，因为当它到达海面的时候，冰冷的阿拉斯加空气会让这个石油和水的混合物凝固，使它无法从平底船抽上来。一位住在伊利诺伊州的化学家，虽然不太懂石油，但他非常懂水泥，而且他知道只要一直震动，水泥就不会凝固。他的解答得到了奖金。放在过去，传统知识生产机制很难应付这种新问题，它的基本套路是利用公司研究院、大学实验室，成立专项小组寻找解决办法。但它的代价通常是高昂的研发经费支出和可能漫长的时间等待。但在互联网时代，利用“网络化的知识”（噢，我们又一次提到了它。这是温伯格在书中创造的新词，意思是指，通过线上讨论、网上交流、在线协作形成的知识），情况就变样了，它的问题反应速度更快，寻找方案的效率越高，解决问题的能力越大。温伯格的这个观点其实同詹姆斯·索罗维基的《群体的智慧》、兰·费雪的《完美的群体》，甚至唐·泰普斯科特的《维基经济学》、杰夫·豪的《众包》、克莱·舍基的《人人时代》等一些书的结论如出一辙，但论证的角度略有不同，温伯格是在探讨网络时代全新的“知识观”，正如他所写道的那样：“房间里最聪明的人不是站在讲台前给我们讲课的人，也不是房间里所有人的集体智慧。房间里最聪明的人就是房间本身：房间连接人们和思想并连接外部的网络。”温伯格说的“房间”其实就是“网络空间”，网络有孕育多元性知识的土壤，并且知识是动态的、混杂的、辩证的，也是不确定的。温伯格由此预言：“网络化的知识，会让我们更加接近关于知识的真理。”

　　《知识的边界》无疑挑战了我们多数人对知识的认知。温伯格认定知识是无定型的、混沌的，而这个观点他早在《小块松散组合》《新数字秩序的革命》两部作品中就有提及，它们的核心主张是：“网络价值并不是来自于其整体运行的效率，而是来自于大量的小块内容，这些小块指向更多的小块。并且，更为重要的是，网络不仅仅是将网页组织起来，而且还以一种新的方式将人类组织起来。我们是网上真正的‘小块’，我们正在用自己仍然在不断发明创造的方式松散互联”，以及“就信息划分而言，目前还没有普遍认可的方法，而且所有试图建立数字秩序的体系只是体现做此尝试的倾向而已。混沌并非我们思维的缺陷，而是思维的结果”。如今将视角转移至“知识”的对象上，道理也是如此——戴维·温伯格就曾指出：科学，这个最以事实为基础的学科，在链接产生的混乱中当如何自立？最好的结果，是我们使用网络的经验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到科学的真正本质，它是容易犯错的人类中产生的一种宏伟的、持续的合作。而最坏的结果，网络会让我们对科学的方法、态度以及结果的理解，错上加错。有时候，知识大到不仅无知，而且都无法形成理论。

　　戴维·温伯格，哈佛大学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中心的资深研究员，作为网络思想先驱，他的地位不输写出了《数字化生存》的尼格洛庞蒂和出版了《失控》《科技想要什么？》等经典著述的凯文·凯利，但在国内，他似乎未能获得同等的地位，其原因大概是包括《知识的边界》在内的几部作品，它们关注的议题不够宏大。即便如此，我们并不否认温伯格的深刻洞见，以及他的思想之于互联网发展的基石作用。

　　在《知识的边界》的最后，温伯格就打造网络化的知识结构，给我们指出一系列清晰的行动指南，它包括：开放共享、用元数据（Metadata）管理超载信息、具有像霍华德·莱茵戈德在《网络素养》中提到的懂得链接一切的联网精神、不抛弃任何机构化或制度化的知识以及教导所有的人，以及教导人们懂得眼下知识的变革和趋势。在得出前面的结论前，温伯格实际上也对包括尼古拉斯·卡尔在《浅薄》中提出的“互联网毒化人们的大脑”、凯斯·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中论及的“回音室效应”“群体极化”现象，给出了简单而有力的反驳。

　　是的，正如我在当初准备辩论赛时，越到后面越不确信概念的准确性，这是一种“大而不知”。网络传播带来的冲击，信息海量、无限超链接以及可以交互的平台，也让知识进入了一种“大而不知”的状态。而在读完本书并写出本篇书评时，要查阅和可以引注的文献其实还有很多，这更是一种“大而不知”。对此，我们允许保持无知，但对此必须应有自知。

　　延伸阅读

　　达尔文的事实

　　在19世纪50年代，美国作家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发现一只他从未见过的小鸟在“轻轻拍打着沉重的翅膀低空飞过”。当小鸟飞过他的头顶时，梭罗在鸟的翅膀底下发现两个点，然后意识到这是一种鸥。“发现一个新的自然事实的感觉真是太棒了！”31岁的梭罗像鸟一样叽喳叫。一个新的事实被发现了：这只特别的鸟原来是只鸥。梭罗的事实是事实的最基本形式：某个“此”是一种“彼”。

　　当梭罗在捡拾黑果时，查尔斯·达尔文用了7年的时间沉浸在无脊椎动物蔓足亚纲——藤壶的小世界中。研究的结果是两卷干巴晦涩的书——和他之后于1859年出版的惊世之作《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相似之处寥寥———通过不厌其烦地列举事实，描述了这些小动物不可胜数的细节。但是这本书所提到的某个“此”是一种“彼”，相较于梭罗的发现就前进了一大步。基于事实的知识是如何得到的？达尔文的例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这种模式被证明非常有效，所以才值得达尔文用7年时间忍受在餐桌上闻这种死了的甲壳纲动物的臭味。

　　发现一个全新的自然事实的感觉真是好极了！

　　回到现代，人们碰到各种有关品位偏好的问题，会向Hunch.com网站寻求帮助。我应该参观哪座城市？万圣节我应该装扮成哪个人物？今晚我应该做哪种中国菜？Hunch.com会根据所有用户之间波动的、重叠的相似之处，提供具有统计显著性的答案。为了达到这一目的，Hunch.com必须十分了解其用户——要掌握足够多的用户信息，所以像传统做法那样要求用户填写一个问卷（“最喜欢的音乐类型”，“政治倾向：左派，中间派或者右派”）已经远远不够了。Hunch.com正在寻找一种事实，一种会让达尔文、梭罗，乃至大多数人在几年前都会感到困惑不已的事实。

　　我第一次浏览这个网站时，想知道我晚上应该看什么电影。Hunch问了我很多与电影无关的问题。我的饮水杯是不是正面朝上放置？我喜欢穿跑步鞋，靴子还是凉鞋？当我丢掉一张纸时，我是否把它揉成一团？我曾经摸过海豚吗？从我开始使用该网站，我一口气答了334道题，主要是因为回答这些问题令我感到出乎意料地好玩。根据我的回答，Hunch向我推荐了电影《28日》（28 Days）、《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亡命天涯》（The Fugitive）和《谋杀绿脚趾》（The Big Lebowski）。Hunch获得了我的数据。

　　它是怎么做到的呢？是在其他用户提供的数百万个答案的语境下，再来分析我的回答。这种分析纯粹是统计型的，采用了一种19世纪的科学家和统计学家不可能预料到的方式。这种分析方式不支持哪一种理论，而且也没有产生任何理论。Hunch不会知道人们——比如那些喜欢在沙滩上穿凉鞋的人以及在过去一年里没有吹过蒲公英的人——为何会喜欢以上四部电影。它并没有一个假设，也没有进行猜测。它只有统计相关性。

　　Hunch的事实——我如何放置我的饮水杯，以及最近我是否吹过一朵蒲公英——与达尔文的事实相对：

　　达尔文的事实集中在一个具体的问题上：他想弄清楚藤壶是何种生物。Hunch的事实则是有意识地不去设限。这一刻你还在回答你最喜欢瑞典组合ABBA的哪首歌，下一刻你就需要回答你是否认为俄罗斯属于欧洲国家。Hunch需要广泛而细致的答案，以获得有用的结果。

　　达尔文的事实总体上涵盖了某种有限的话题。在370页的书中，达尔文仔细阐述了关于三种藤壶的所有相关事实，然后提出了他的论断。如有可能，没准他还会写更多页，举出更多事实，但是这些事实终归有一个开始和结束。封面封底之间的部分，就是他的论断。Hunch的事实则没有“涵盖”任何东西。在最初上线的7个月中，该网站收集到了7000多个不同问题，几乎都来自用户。唯一的停止点是你对回答这些傻气的问题感到厌烦的时候。不过即使这样，你仍然可以返回去回答更多的问题。

　　达尔文发现的事实，早在他发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雌雄同体的藤壶早在达尔文发现之前就有微小的雄性器官了。至于Hunch是在发现事实还是在生产事实，则尚未清楚。在棉花糖和鞋油之间，我更喜欢前者，这确实是一个关于我的事实。但因为我之前从未这么比较过，所以感觉上，这个事实在别人问我之前又并不存在。如果我从未摸过海豚可以算是一个事实的话，那么我从未接触过一个克林贡人（Klingon）也必须算是事实，或者我从未摸过紫色的酸橙，或蓝色的酸橙，或格子图案的酸橙——无数这类在别人问我之后才存在的事实。

　　现在，Hunch没有用类似达尔文的藤壶研究或者物种起源探索的方式产生结果。它的事实也无法替代人们对达尔文式事实的需求（不过在第七章，我们会提到科学如何利用Hunch的一些基本技巧）。Hunch在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帮你找到你想看的下一部电影或者合适的婚礼礼物——但它没有一本正经地说要去创造永恒的知识。它只是，一种预感。

　　然而，Hunch只是知识的形象所发生的严肃转变中的一个细小的例子。达尔文的事实相对稀缺，不仅仅是因为这类事实很难得到——用7年的时间解剖藤壶——还因为它们很难出版。如今，某些事实仍然难以得到，所以那么多国家才不得不耗费数十亿美元建立高能粒子对撞机，借以一窥量子的面目。不过我们的信息技术已经和通信技术一样先进，所以了解一个事实就等于将此事实公之于世。互联网庞大的生产力早已取消了在出版方面的人为限制——包括出版前的内容审查。我们所发现的一切都能出版，这种新战略产生了巨大的云数据，没有理论制约，不用审查就可以出版，并且任何上网的人都可以获得。

　　事实一直以来所扮演的知识基础的角色，也因此而改变。

　　杨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