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八与送灶

　　农历腊月初八的腊八节，应是中国古代的腊祭与佛教释迦牟尼成道日交融而形成。直到民国年间，“腊八粥”的分送仍以寺院为主流，如夏仁虎《岁华忆语》中所说：“腊月之初，寺庙僧众，游行街肆及大家宅第，曰‘化粥米’，辄担载而归。至八日熬粥，加果、栗，分送人家，曰送腊八粥。”有的大户人家也效仿寺院，在腊月初七夜间熬粥，初八一早，敬佛供祖，分赠亲友以至邻里。时值寒冬，一碗热粥，温暖的不止是胃。也有恤贫怜弱的人，在此日设棚施粥，以为善举。近年佛教活动复兴，善男信女多自带米、豆、坚果等，汇集于诸寺院中，煮成腊八粥，在初八上午开流水席，并邀约各界人士届时前往喝粥，成为一种别致的社会文化活动。

　　较之于相对单纯的腊八节，送灶则颇能反映国人在天人关系上的复杂心理。

　　灶是火的象征。懂得用火、建灶，人能够保证熟食，与生食的动物拉开了距离。送灶可以说是与饮食关系最为密切的节俗活动。灶王爷长年累月守在灶台边，对人家的生活状况了解最为透彻，然而也正因为与人朝夕相处，人们对他便少了一份敬畏之心。在汉代有好事者为灶王爷增添职能，让他在年终上天庭汇报这家人的善恶情事，以决定来年的奖惩，甚至可增减人的寿命。灶王爷遂成了玉皇大帝派驻人间的监察御史，兼任各家各户的家神。

　　所以在灶王爷画像的两侧，往往有一副小对联，写着“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或“人间司命主，天上奏功臣”，两者意思差不多，前者直述对灶王爷的期盼，后者转了个弯，以拍马屁的手法，哄灶王爷为自己说好话。然而空言祝祷，毕竟放不得心，遂不得不采取些实际行动。初时是在送灶上天之日，用酒糟涂抹在灶门上，以将这位“东厨司命灶王府君”变成“醉司命”，无法正常履职。到南宋时已改为供祭粘性甚大的灶糖，称为“胶牙饧”。灶糖的出现，显示出灶君尊严的削弱，因为以酒醉神，还算一种无可奈何的供奉，是不得不哄着他；直接粘上他的牙齿，省得他到玉皇大帝那里说三道四，不免有些儿戏，反映人们自觉已有充分的力量摆布这位家神。

　　与北方祭灶由男性主祭不同，南京的祭灶活动是由妇女主持的，男性反不参加。各地灶糖的做法不一。南京是以糖稀和上芝麻，做成元宝形，烘至焦黄，又香又甜又粘，潘宗鼎认为这种元宝式灶糖“惟吾乡始有”。也有图省事的人家，干脆就糖担子上买一块麦芽糖。祭完灶神后，这灶糖便成了孩子们的爱物。

　　与灶神相关的，还有灶马，是过去厨房里常见的一种红壳虫，形如蚱蜢而身拳翼短，后腿极长，能蹦得很远，行动快捷，转瞬即逝，可谓神出鬼没，南京人叫它“灶驹子”，安徽人叫“灶马”，意为灶王爷的坐骑，上天时乘的马。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中，以为灶马即是蟑螂，应该是弄错了。古人认为“灶有马，足食之兆”。二十世纪中叶人家烧煤炉，厨房长年温湿且多杂物，尚能见到灶驹子活动，因其系不缺饭吃的象征，所以大人是不准拍杀的。我小时好奇，偷偷去打，但几乎没有打到的纪录。后在农村插队烧柴草，更是常见此虫。城市中自从改烧煤气或液化气，厨房中清清爽爽，这昆虫已经绝迹。

　　与人世间相仿，中国的神祇也是等级化的，有些神祇专属于皇族贵胄，平民百姓无份。灶神算是贵族与平民共有的一位神祇，然而在人间仍不免被分出等级。潘宗鼎《金陵岁时记》中说，“祀灶有军三民四龟五之别”：“明时，军家皆功臣之裔，声势赫然，与庶民异，故有‘只许军家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之谣。其祀灶以二十三夜，而庶民二十四夜。至龟五之说，明代有教坊司，著为令甲，岂祀灶亦有禁令欤？至今龟五之说，传为笑柄。”倘若有人弄错历日，在腊月二十五祭灶，便会遭人笑话。

　　民国年间，南京还有专设的“年市”，如夏仁虎《岁华忆语》中所记：“金陵年市，西自水西门，南自聚宝门，迤逦数里，集中于大功坊。皮货之属，自山西来，纸画、红枣、柿饼之属，自山东来，皆假肆于黑廊、大功坊一带。碧桃、红梅、唐花之属，集于花市街。桔、柚、梨、桲、鲜果之属，集于水西门。鸡、猪、鱼、鸭、腌腊之属，集于聚宝门。携钱入市，各得所欲而归。其乡村之人，结伴而来，捆载以去者，肩相摩也。”一九四九年后，政府实行统购统销，市场管理日益严格，此后凡百物品皆须凭票购买，年市自消弥于无形。而今人们只能到格式化的超市里买规范统一的年货，“年味”又怎么可能不淡呢。

　　薛冰

　　定居南京，原江苏省作协专业作家，已退休；出版随笔集《家住六朝烟水间》、《金陵女儿》，长篇小说《城》、《盛世华年》，专著《南京城市史》等四十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