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崎琳治下武钢股份深陷巨额国资流失丑闻

　　从技术员到董事长，扎根武汉钢铁（集团）公司（A股上市公司武钢股份，股票代码600005，下称“武钢”）40年的邓崎琳，或许未曾想到，恰逢到龄退休的去年，中央第十三巡视组进驻武钢，自己随后因被查出问题而落马。

　　2015年8月29日，中纪委公布称邓崎琳接受组织调查。今年1月8日，邓崎琳被开除党籍后，最高检随即以涉嫌受贿罪对其立案侦查。以邓崎琳为核心的武钢利益联盟，逐渐瓦解。此前的2015年4月，武钢副总经理孙文东先于邓崎琳落马；今年1月12日，武钢工会主席、武钢监事会主席张翔被刑拘。

　　对此，武钢知情人士对记者透露，孙文东和张翔均为邓崎琳亲信，但“行业寒冬下，反腐风暴来得太晚”。执掌武钢期间，邓崎琳主导的国内重组和海外并购的扩张战略，已将武钢置于“骑虎难下”的困境。而邓崎琳等人长期以来的“以钢谋私”，更导致难以计数的国有资产流失。

　　一份武钢审计部文件显示，可查的武钢内部利益输送、关联公司违规交易等行为，至少早于2007年。但隐藏其中的部分关联公司，直到2015年中央巡视组通报，方为外界知晓。

　　前述种种，让武钢积重难返。2015年上半年，武钢的营收在111家央企中排名跌落至第107位，而公司钢铁吨材利润，更严重下滑至每吨-32元。

　　贱卖长协矿致巨额国资流失

　　2015年9月，武钢发布中央巡视组巡视整改通报，就“国有资产巨额损失”问题，对武钢国贸违规与私企武宝联公司进行矿石买卖进行“检讨和反思”。

　　上述通报中提及的武钢国贸，是武钢全资子公司武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而武宝联公司则较为神秘。根据国内信用风险管理机构棱镜征信的数据，武宝联注册地在上海（2007年成立），全称为上海武宝联钢铁炉料有限公司（2011年注销），无其他任何信息记录。

　　多名武钢职工对记者称，武宝联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邓崎琳的胞弟等亲属。而通过前述武钢审计部文件及武钢内部人士证实，武钢国贸与武宝联的交易模式及过程，终于明晰。

　　2007年11月，武钢国贸以每吨1093元的长协矿（注：即国外进口铁矿石的长期协议价格，一般只有央企等单位有进口资质）价格，购入一船16.05万吨的巴西粉矿。但此船粉矿并未按正常程序挂账武钢股份，而是在时任武钢国贸总经理孙文东的批示下，以每吨1450元的价格出售给武宝联公司。当时，巴西粉矿的国内市场价格为每吨1560元，差价达每吨110元。

　　对于这一“不正常”交易，武钢国贸解释道，作为武钢供应商，武宝联公司曾在2007年3月为武钢旗下的鄂州球团厂提供15万吨应急造球精粉，因此须以低价出售巴西粉矿的形式，对武宝联公司进行“归还”。同时，武钢国贸购入的巴西粉矿因质量问题无法投入武钢的生产。

　　最终，武钢国贸与武宝联公司于2008年4月至8月，分5次达成13.64万吨的巴西粉矿交易。以每吨110元差价计算，武钢损失额达1500万元。

　　不可思议的是，按计划，武宝联公司低价购入的巴西粉矿为整船16.05万吨。但在第五次完成最后的2.41万吨巴西粉矿交易时（2008年8月），铁矿石价格突然大幅下跌。为此，武钢国贸随即又以交易原价回购了武宝联公司2.41万吨的巴西粉矿，理由是武宝联公司要求“退货”。

　　虽然武钢审计部对前述交易提出了质疑，但武钢国贸的低价私售行为并未受到查处，反而以完成“非武钢贸易”的形式，获得了武钢数额丰厚的奖金。所谓非武钢贸易，是武钢国贸自2006年推行的、不涉足武钢自身生产部分的多元化经营项目。

　　据武钢审计部统计，2007～2009年期间，通过诸如前述与武宝联公司的交易方式，武钢国贸共低价外销武钢长协矿254.89万吨，违规骗取非武钢贸易奖金4318.21万元。而武宝联公司从中获利多少，却难以统计。

　　前述武钢知情人士表示，受困于体制，武钢内部审计不但难以根治央企弊病，反而“提醒”非法牟利行为转入地下。

　　2008年11月，武钢国贸总经理孙文东调任武钢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鄂钢”）总经理；2011年1月，与武钢国贸进行巴西粉矿交易的武宝联公司注销。而若要完全确定武宝联公司与邓崎琳、孙文东等人之间的神秘关系，以及三方“合作”造成的具体国资流失数额，唯有等待司法机关的调查结果。

　　联合中间商分食煤炭采购利润

　　和武宝联公司一样，平顶山市平远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平远贸易”）亦成立于2007年。记者调查发现，自平远贸易开始，邓崎琳治下的武钢在自身与供应商之间，费尽心机搭建中间商网络，导致采购成本无形增加。

　　熟悉平远贸易的河南某煤炭公司负责人将上述中间商网络形容为“绕圈”交易。据他估算，钢企若通过中间商“绕圈”采购1万吨煤炭，将比直接对接供应商采购多支出成本超过百万元。而这百万元成本，将成为中间商与钢企进行“分赃”的隐秘利润。

　　如上述负责人所言，曾参与武钢煤炭采购的一位内部人士向记者提供了一份交易记录。该交易记录显示，2008年10月，武钢国贸曾向河南平顶山及江西新余的两家贸易公司采购了三批共计2.11万吨煤炭。

　　作为中间商，平远贸易联合另外两家贸易公司参与采购环节，3家中间商层层加价后，将武钢国贸上述三批煤炭的采购成本提高了429.41万元。而成立仅一年后，依托武钢的平远贸易便实现利润共计3746.35万元。

　　对此，武钢相关部门曾进行审计并上报给武钢高层。但武钢内部人士向记者透露，因平远贸易的“特殊身份”，当时武钢高层并未对此有任何表态。

　　资料显示，平远贸易为武钢国贸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物流有限公司出资组建，董事长为吴声彪，而吴同时为武钢采购总监，并曾担任过武钢审计部部长。

　　此外，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为上市公司、主营煤炭开采与销售的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A股上市公司平煤股份，股票代码601666）的第一大股东。武钢股份则为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第二大股东（持股11.92%）。

　　如此来看，武钢与平煤股份的关系其实十分紧密，平远贸易的存在显得更为“另类”。2013年，曾有媒体对武钢不直接向平煤股份采购煤炭，而是通过平远贸易复杂辗转表示“不解”。

　　前述武钢国贸与平远贸易的2.11万吨煤炭交易细节，或可为此“不解”提供答案。而不管是武宝联还是平远贸易，均为邓崎琳治下武钢问题的冰山一角。

　　据中央巡视组巡视整改通报，武钢无烟煤采购的一家中间商公司通过和平远贸易相同的操作，获取不当利益达1.03亿元。截至2015年7月，武钢按巡视组反馈，共清退“不具备资格或有特殊关系的中间商”13家。

　　武钢官方微信公众号“幸福武钢”今年1月20日发布的信息显示，经过5个月的专项清理，武钢还自查出2012年1月1日至2015年9月15日发生的挂靠、转包、违规等项目111个。

　　虽然邓崎琳治下武钢的一系列违规行为暂时受到整顿清理，但另一方面，面对邓崎琳主导成型的扩张版图，重压之下的武钢想要走出困境，并非易事。

　　强推防城港项目或将“骑虎难下”

　　据了解，国内重组加海外并购，是邓崎琳治下武钢的重要发展战略。2005～2008年，武钢对鄂钢、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及广西柳州钢铁（集团）公司（A股上市公司柳钢股份，股票代码601003，下称“柳钢”）进行联合重组。此后，武钢在巴西、加拿大、利比亚等国加快了并购步伐。

　　记者了解到，武钢的海外并购共涉及8座铁矿，但至今仅一座投产。而在国内重组中，武钢与柳钢合作，计划投资达639.9亿元的广西防城港钢铁基地项目（下称“防城港项目”）亦争议不断，风险渐增。

　　2005年12月，武钢与广西国资委控股的柳钢签署重组协议，成立广西钢铁集团，联合建设千万吨级的防城港项目，其中武钢持股80%，广西国资委以柳钢全部净资产出资持股20%。

　　然而直到2014年，武钢才公布防城港项目的建设时间表。邓崎琳表示，项目规划在2016年形成500万吨生产能力，2017年形成1000万吨生产能力。

　　但柳钢却对项目失去了兴趣。2015年9月8日，柳钢股份发布公告，宣布广西国资委全部减资，柳钢退出防城港项目。

　　对此，原在鄂钢管理炼钢设备，并长期从事炼钢技术研发的余世光，直言防城港项目注定为“悲剧”。他对记者分析道，在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的大环境下，武钢投资新建钢铁基地，实为战略上的严重失误。而大型钢企的改革出路，不在于重组兼并和产能调整，而在于管理模式的转变。

　　正因如此，早于防城港项目启动时，余世光便写下万字长信，并向相关部委建言“防城港项目不能上”。据余世光回忆，在防城港项目的论证中，武钢内部也曾提出诸多质疑，但邓崎琳的态度格外强硬，“力排众议”。

　　同于余世光的观点，一位不愿具名的资深冶金专家对记者强调，2013年落马的原柳钢董事长梁景理，和邓崎琳均是在行业内摸爬滚打多年且才能卓著的传统“钢铁人”。而通过不同场合下的交流，梁、邓二人对留下“身后名”的观念也根深蒂固，防城港项目便是最明显的例子。

　　如今，武钢必须独自面对防城港项目难题。而余世光告诉记者，在防城港项目上，曾任宝钢股份总经理、此后“空降”武钢担任董事长的马国强，当时已感觉武钢处境尴尬，想撤出而不能。

　　今年1月11日，马国强出任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新任会长。在任职讲话和媒体采访中，马国强表示，防城港项目符合城市钢厂向沿海搬迁的策略，所以武钢对其支持态度“很坚决”，但在规模选择上，须结合武汉地区的产能减量考虑。而武钢对防城港项目建设推进时机的选择、投资的控制，也更会趋于严格。

　　（记者 张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