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统治社会资本的破坏与复兴

　　在政治社会学中，社会资本指称这样一种资源，他推动了社会关系中固有的行动，它是由权威关系、信任关系和资源控制的交换和转移中产生的；它依赖关系网络、稳定的关系、意识形态和其他因素，并可以被创造、维持或被破坏。

　　在一般的文献中，社会资本的一般理解为家族、或社区内部互助、合作关系赖以维系的必要物，本文所关注的“宏观社会资本”是指：1、在社会公共治理机构与社会成员之间交换过程中形成的；2、社会成员对治理机构的信任状态；3、社会成员对一种权威关系的依赖和归属以及相应的身份认同程度；4、社会成员对社会广义资源控制转移（分配）正义程度的认知和判断的综合性变量。稳定的治理结构所依赖的社会资本常为利益、价值、情感（身份归属）等的混合。

　　百年治理回顾

　　20世纪前期国家政权极大的侵蚀地方权威基础，忽视文化网络中的各种资源，这是外泊的上层制度的意志对统治基础与上层建筑原有社会资本的破坏，这就是所谓现代治理的话语和制度框架与经济社会基础的异质性反应，即所谓“现代性”问题。

　　1949年建国后，通过意识形态化的造神运动和全人政治化提供了稳定的社会资本支撑，保证了建国头三十年历经多次经济波动体制仍平稳运行。农村改革后，随着偶像逝去的意识形态神话的破灭，继而是世俗政府的成型，进入90年代中期，农村基层治理结构与统治对象间的对立趋于白热化。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官方话语中逐渐承认的是以法治为本的新的治理工具的采用，然而，新的治理工具首先面临的是相应的治理社会资本的严重准备不足。

　　实际上，社会资本与政治制度间的是互塑的，社会资本的性质（包含程度）体现的是人际间的关系和对社会结构的态度、传统的路径依赖（更宽泛的意义上接近文化），在这样的根基上对成长于此的社会制度进行着塑造。意识形态和全人政治化式的统治社会资本的取得是相对容易，符合路径依赖的。而法治所依赖的社会资本的建立却要困难的多。

　　公共管理的效率是内涵于其正义原则的，即其衡量指标是非市场性的，是保障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和社会机会的平等分配。效率在于资源的提取而不损伤正当权益，平等在于参与的、表达的和自我实现的平等分配，这两者是硬币的两面，内在相通，共同构成了对正义的理解，即对政治正义观的理解。

　　现实中的问题

　　地方治理中社会资本的缺失表现在民众与公共机构之间缺乏信任的心理基础，政府机构是作为外在于民众的统治机构存在，民众与政府机构的互动实质为单维和工具性的。由于公民权本身具有的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并因之体现的个体对自身命运在强权下的把握和反制的能力，而这样机会、能力乃至意识的缺乏终于在心理层面上体现为不信任和外在感。

　　在这样的治理机构下，形塑了一种心理状态，或称之为对权力的认识观。这种心理结构的形成源于一种整体的被剥夺感，即人的全方位需求和心灵成长的可能性被主导价值观—机会路径的相对剥夺，而这与政治制度的封闭性和严密的层级性是紧相关的。这体制本身决定性的在时空内型筑了一种价值体系，是以封闭权力体系中民众的人格扭曲和不完整为其内涵的。

　　法治的社会资本

　　新世纪之初，执政党提出“和谐社会”的治理理念，我们认为，践行的关键在于对民主法治制度及社会资本的建设。这包括微观、中观、宏观等层级，我们常能注意到后一者，而忽视微观的、人际间的社会资本与法治间的互动。

　　如果微观社会资本被理解有助于个体之间信任的非正式的规范。这样的社会规范包含着诚实、诺言、义务职责和互惠等，并在个体交往中发挥作用。

　　托克维尔基层地方自治成为公民精神的起长点，民众在地方自治中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参与，对地方决策的公开讨论，这都激起他们产生自主意识。而进取精神、思想的自由和行动的自主也在这样的氛围中被鼓励。这样民众产生对故乡的认同、归属和依赖感，这样的情感被认为会扩展到全国范围，成为将国家的整体共同利益与个人利益相同的情感基础，我们认为这是法治的宏观社会资本。

　　在对百年中国地方治理历史粗线条的回顾中，我们注意到治理制度与治理的社会资本间的良性和非良性互动对国家政权和民众生存的双向影响，并认识到，法治的社会资本是制度建设与社会资本建设的复合过程。

□ 吕程平 张琪 |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