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在中国
- 来源:股市动态分析
- 关键字:结构主义,中国,政策
- 发布时间:2011-07-12 14:10
当中国的经济周期结束了黄金十年，同时又遭遇1978年以来制度周期的黄金三十年末端，造成的结果就是一个大趋势的结束，而一个新的趋势尚未确立。应对旧有趋势的惯性以及探索新趋势的迷茫，使得新的投资环境异常的纠结。有人说，格林斯潘用模糊的语言传递了清晰的信号，伯南克用清晰的语言传递的是模糊的信号，但这对成熟的经济体似乎都不是问题，而对于中国的经济、政策及投资环境，似乎任何表述都有其合理性，任何表述却又有其局限性。我们的问题就是，在没有趋势的形势下，如何去判断短期的方向。
牛顿力学的研究方法，是以质点为对象，着眼于力的概念，在处理质点系统问题时，须分别考虑各个质点所受的力，然后来推断整个质点系统的运动。通俗点说，就是通过研究影响趋势的各因素，最终判断合力的方向与力度。对于目前的中国，一定时期内或许体会不到新的制度方向，一波传统的周期衰退也不能给我们中短期以趋势上的指引，而在这个纠结的资本市场中，在年度为考核周期的投资者眼中，这种中短期趋势恰是投资决策的基本，所以，为了应对模糊的趋势，新的投资框架———结构主义分析法派上用场。这就是，长期看我们都将死去，这是长期趋势的问题，可是明天我们如何生存，则是结构主义可以解决的问题。
结构主义之所以能适应现在的资本市场，实在是因为结构转型期，任何一种结果都是有结构性因素共同合力促发而成，过去由一种单一而又强大的力量主导方向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任何经济或政策决策，简单的单因素主导论所引发的所谓一刀切、xx挂帅等决策行为，都将成为过去，无数的结构性因素面临群龙无首的状态。这意味着任何一种因素所扮演的角色都应得到重视，这就是结构主义的用武之地，在一个模糊的趋势下，哪种力量会成为主导中短期趋势的力量，同时相应制衡的力量又有哪些，并且，何时会有一个转化，由附属的力转化为主导的力，就是辩证法所谓的量变到质变。特别是在结构性转型时期，新的主导力量逐渐孕育，当时机来临，结构性的宽松就会成为主导，成为新一轮经济与政策周期的主导。
结构主义的力量恐怕超乎我们目前所能感受到的，依然需要一些时间与经历加深我们的印象，理论性的暂且不提，我们先列举几个目前的体会，来分析我们所面临的短期趋势，同时也借此体会结构主义框架的力量。
1、整体性的政策紧缩与结构性的政策宽松
在我们的政策调控语录中，最常听到的就是“有保有压”这个词，这应该是结构主义在中国的特色体现，一方面体现了政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态度，另一方面也为趋势上的模糊不清、令出多门、朝令夕改提供了环境。2010年底开始，通货膨胀就已成为宏观调控的第一要务，在此指导下，整体性政策紧缩作为主要基调持续至今，以货币的数量调控与价格调控为主要武器，力度甚至强于历史上的任何时候，由此还引发准备金率有没有顶的争论。整个经济面与资金面都面临着极大的压力。从这些描述上看，按传统思维，似乎目前正是治理通胀挂帅，各种手段来一刀切的通胀治理方式。应该说这在一定时期内是正确的，在问题的前期往往都会这样，政策本身对事件的滞后效应，导致其必然有调控过度的冲动。但在后期，同样是由于滞后效应，负面效果逐渐显现，而这时，一刀切的步伐逐渐慢下来，同时，其他辅助性政策开始出现。比如，水利、高铁、核电、七大新兴产业等领域开始不断得到政策与资金的支持，与整体性的经济冬天相比，行业的结构性春天似乎才刚刚开始，宏观的一刀切转化到“有保有压”，这时，就已经孕育着新的方向的到来。比如到现在，通胀问题在政府心中的重要地位，必然是逐步下降的，而伴随着实体经济的逐渐滑落及硬着陆声音的再次复燃，可能很快就面临着“保增长”对“防通胀”的替代，对于资本市场而言，这样的转折无疑具有拐点性意义。
2、整体性的资金紧张与结构性的资金宽松
存款准备金率的拉高不断刺激人们的神经，高度的刷新，不停地提示投资者市场中资金紧缺。6月底，各个资金市场的利率都维持了很高的水平，银行间、交易所、Shibor等，都达到甚至超过10%的水平，还导致投资者抛售一些其他长期限品种，来搏取短期的拆借收益，资金成本之高可见一斑。同时，一直作为拥有强大谈判能力的商业银行，为吸收存款而付出的疯狂努力，更加提示着人们这种资金的冻结程度。
而这时，令人惊异的是，在一些其他的结构性领域，竟然面临着充裕的流动性。比如银行的理财产品，用其高昂的利率吸收了天量的活期资金，虽然没看作是银行吸储的结果，但却能为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紧张提供一个反证。
再比如，本意是打压地产的各类货币调控，却在一定时期之后，发现地产价格并没有下降，而地产商的资金面，似乎没有按预期的降下来，然后我们会发现，各类地产信托层出不穷，原来，地产商不能进行地产变现而导致的现金流紧张，已经由银行间的流动性补充进去了。这里，特别凸显出结构性的威力，这足以让本来理所当然的政策效果发生了转向。目前，实体经济的流动性已经异常紧张，M1已经接近历史低位，这时，是考验政策由一刀切向结构性转变的时候了。
3、整体性的地产调控与结构性的保障房推进
对目前的状况而言，房地产调控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保障房则是一个经济问题。在一个经济、政治大周期过去之后，地产原有的经济支柱地位必然被替代，这曾经是一个经济问题，但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但这是一个需要时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地产由于其占GDP的份额，使得我们只能接受地产的缓慢退出。这时，就需要保障房这个结构性因素予以突出，来解决政治问题中的经济问题，这同样是结构性主义在实际经济中的体现。目前最新的消息是，地产企业通过发行中票等渠道筹资进行保障房建设已经得到许可，投资者最为担心的保障房资金问题得以解决，作为结构性因素的保障房力量进一步增强，量变与质变之间的转换，又更进一步。
4、整体性的货币通胀与结构性的猪通胀
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货币问题，这已成为资本市场广泛接受的金科玉律，也是目前我国大规模回收流动性的理论依据。但出乎意料的是，在大规模资金回收进行几个季度后，CPI指数却不断的超预期，甚至预计6月份会超过6%的幅度，这时候，货币作为短期通胀的解释，似乎无能为力。其实我们会发现，在今年以来，造成CPI不断超预期的，正是作为CPI指数中结构性因素的猪肉价格导致，原本正经的货币通胀，却在一段时间之内诙谐的转变成猪通胀，这让我们刚刚接受的传统分析框架情何以堪？这确实是结构主义框架的经典演义，相信很长时间内，我都不会忘记猪通胀给予我们的警示意义。
5、整体向上趋势下的结构性牛市与结构性熊市
经济周期的角度看，中国从2008年开始就已步入衰退的区间，到现在已经接近三年，逐步迈入复苏的步伐，应是确定的。而在大趋势确定的形势下，从2008年的单边下跌，2009年的单边上涨，2010年的结构性牛市，2011年以来的结构性熊市，向我们演绎了周期转变过程中资本市场的路径。最有代表意义的是2010及2011年，在单边、明确的货币政策方向，逐渐转为退出，而新的方向尚未明确的形势下，资本市场的反应是这样的纠结，如此的结构性。
以上五个方面，向我们清楚地表明了，结构主义在中国已经成为最适当有效的分析框架，先前的任何一种单边的、一刀切的、武断的经济或政策决策已不能行之有效，任何原因所导致的结果，可能也由于结构性因素的存在而多元化，从而，简单的分析框架也不能适应需要，结构性的分析框架必然得到有效利用。
最后，既然是结构性，就意味着弱平衡。可以想见，如果央行对表外资产如理财产品、信托等进行清理，那么目前的结构性弱平衡会打破，是不是这些表外流动性会很快回到资本市场呢。如果猪肉价格会很快回落，那么结构性的猪通胀会不会再回到货币通胀呢。
在经济、政治结构转型的时代，我们在一个较短时期内，依然要掌握结构性因素的转变与转化，这对判断中短期的方向具有极大意义。
李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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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力学的研究方法，是以质点为对象，着眼于力的概念，在处理质点系统问题时，须分别考虑各个质点所受的力，然后来推断整个质点系统的运动。通俗点说，就是通过研究影响趋势的各因素，最终判断合力的方向与力度。对于目前的中国，一定时期内或许体会不到新的制度方向，一波传统的周期衰退也不能给我们中短期以趋势上的指引，而在这个纠结的资本市场中，在年度为考核周期的投资者眼中，这种中短期趋势恰是投资决策的基本，所以，为了应对模糊的趋势，新的投资框架———结构主义分析法派上用场。这就是，长期看我们都将死去，这是长期趋势的问题，可是明天我们如何生存，则是结构主义可以解决的问题。
结构主义之所以能适应现在的资本市场，实在是因为结构转型期，任何一种结果都是有结构性因素共同合力促发而成，过去由一种单一而又强大的力量主导方向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任何经济或政策决策，简单的单因素主导论所引发的所谓一刀切、xx挂帅等决策行为，都将成为过去，无数的结构性因素面临群龙无首的状态。这意味着任何一种因素所扮演的角色都应得到重视，这就是结构主义的用武之地，在一个模糊的趋势下，哪种力量会成为主导中短期趋势的力量，同时相应制衡的力量又有哪些，并且，何时会有一个转化，由附属的力转化为主导的力，就是辩证法所谓的量变到质变。特别是在结构性转型时期，新的主导力量逐渐孕育，当时机来临，结构性的宽松就会成为主导，成为新一轮经济与政策周期的主导。
结构主义的力量恐怕超乎我们目前所能感受到的，依然需要一些时间与经历加深我们的印象，理论性的暂且不提，我们先列举几个目前的体会，来分析我们所面临的短期趋势，同时也借此体会结构主义框架的力量。
1、整体性的政策紧缩与结构性的政策宽松
在我们的政策调控语录中，最常听到的就是“有保有压”这个词，这应该是结构主义在中国的特色体现，一方面体现了政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态度，另一方面也为趋势上的模糊不清、令出多门、朝令夕改提供了环境。2010年底开始，通货膨胀就已成为宏观调控的第一要务，在此指导下，整体性政策紧缩作为主要基调持续至今，以货币的数量调控与价格调控为主要武器，力度甚至强于历史上的任何时候，由此还引发准备金率有没有顶的争论。整个经济面与资金面都面临着极大的压力。从这些描述上看，按传统思维，似乎目前正是治理通胀挂帅，各种手段来一刀切的通胀治理方式。应该说这在一定时期内是正确的，在问题的前期往往都会这样，政策本身对事件的滞后效应，导致其必然有调控过度的冲动。但在后期，同样是由于滞后效应，负面效果逐渐显现，而这时，一刀切的步伐逐渐慢下来，同时，其他辅助性政策开始出现。比如，水利、高铁、核电、七大新兴产业等领域开始不断得到政策与资金的支持，与整体性的经济冬天相比，行业的结构性春天似乎才刚刚开始，宏观的一刀切转化到“有保有压”，这时，就已经孕育着新的方向的到来。比如到现在，通胀问题在政府心中的重要地位，必然是逐步下降的，而伴随着实体经济的逐渐滑落及硬着陆声音的再次复燃，可能很快就面临着“保增长”对“防通胀”的替代，对于资本市场而言，这样的转折无疑具有拐点性意义。
2、整体性的资金紧张与结构性的资金宽松
存款准备金率的拉高不断刺激人们的神经，高度的刷新，不停地提示投资者市场中资金紧缺。6月底，各个资金市场的利率都维持了很高的水平，银行间、交易所、Shibor等，都达到甚至超过10%的水平，还导致投资者抛售一些其他长期限品种，来搏取短期的拆借收益，资金成本之高可见一斑。同时，一直作为拥有强大谈判能力的商业银行，为吸收存款而付出的疯狂努力，更加提示着人们这种资金的冻结程度。
而这时，令人惊异的是，在一些其他的结构性领域，竟然面临着充裕的流动性。比如银行的理财产品，用其高昂的利率吸收了天量的活期资金，虽然没看作是银行吸储的结果，但却能为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紧张提供一个反证。
再比如，本意是打压地产的各类货币调控，却在一定时期之后，发现地产价格并没有下降，而地产商的资金面，似乎没有按预期的降下来，然后我们会发现，各类地产信托层出不穷，原来，地产商不能进行地产变现而导致的现金流紧张，已经由银行间的流动性补充进去了。这里，特别凸显出结构性的威力，这足以让本来理所当然的政策效果发生了转向。目前，实体经济的流动性已经异常紧张，M1已经接近历史低位，这时，是考验政策由一刀切向结构性转变的时候了。
3、整体性的地产调控与结构性的保障房推进
对目前的状况而言，房地产调控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保障房则是一个经济问题。在一个经济、政治大周期过去之后，地产原有的经济支柱地位必然被替代，这曾经是一个经济问题，但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但这是一个需要时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地产由于其占GDP的份额，使得我们只能接受地产的缓慢退出。这时，就需要保障房这个结构性因素予以突出，来解决政治问题中的经济问题，这同样是结构性主义在实际经济中的体现。目前最新的消息是，地产企业通过发行中票等渠道筹资进行保障房建设已经得到许可，投资者最为担心的保障房资金问题得以解决，作为结构性因素的保障房力量进一步增强，量变与质变之间的转换，又更进一步。
4、整体性的货币通胀与结构性的猪通胀
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货币问题，这已成为资本市场广泛接受的金科玉律，也是目前我国大规模回收流动性的理论依据。但出乎意料的是，在大规模资金回收进行几个季度后，CPI指数却不断的超预期，甚至预计6月份会超过6%的幅度，这时候，货币作为短期通胀的解释，似乎无能为力。其实我们会发现，在今年以来，造成CPI不断超预期的，正是作为CPI指数中结构性因素的猪肉价格导致，原本正经的货币通胀，却在一段时间之内诙谐的转变成猪通胀，这让我们刚刚接受的传统分析框架情何以堪？这确实是结构主义框架的经典演义，相信很长时间内，我都不会忘记猪通胀给予我们的警示意义。
5、整体向上趋势下的结构性牛市与结构性熊市
经济周期的角度看，中国从2008年开始就已步入衰退的区间，到现在已经接近三年，逐步迈入复苏的步伐，应是确定的。而在大趋势确定的形势下，从2008年的单边下跌，2009年的单边上涨，2010年的结构性牛市，2011年以来的结构性熊市，向我们演绎了周期转变过程中资本市场的路径。最有代表意义的是2010及2011年，在单边、明确的货币政策方向，逐渐转为退出，而新的方向尚未明确的形势下，资本市场的反应是这样的纠结，如此的结构性。
以上五个方面，向我们清楚地表明了，结构主义在中国已经成为最适当有效的分析框架，先前的任何一种单边的、一刀切的、武断的经济或政策决策已不能行之有效，任何原因所导致的结果，可能也由于结构性因素的存在而多元化，从而，简单的分析框架也不能适应需要，结构性的分析框架必然得到有效利用。
最后，既然是结构性，就意味着弱平衡。可以想见，如果央行对表外资产如理财产品、信托等进行清理，那么目前的结构性弱平衡会打破，是不是这些表外流动性会很快回到资本市场呢。如果猪肉价格会很快回落，那么结构性的猪通胀会不会再回到货币通胀呢。
在经济、政治结构转型的时代，我们在一个较短时期内，依然要掌握结构性因素的转变与转化，这对判断中短期的方向具有极大意义。
李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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