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有为帝王学御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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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1-08-26 15:51
“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汉高祖刘邦认为,听说帝王没有超过周文王的,诸侯盟主没有超过齐桓公的,他们都只是得到贤人帮助才成就了功名。唐太宗也认为,“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人才”。魏武帝曹操更是感叹:“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几位帝王在“求贤诏书”中,不约而同地强调了人才对于成就功名霸业的重要性。那么,古代有为帝王的御人之道,又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启示呢?
汉高祖刘邦——以长驭短,知人善用
1.不避讳手下的人比自己强
刘邦的人才管理历来为人所称颂,难能可贵的是,他不避讳手下的人比自己强。刘邦取得天下以后,一次问功臣、将相们:“我和项羽争夺天下,为什么最后天下是我的?”刘邦听完各人的回答后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赏,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这三个人是当今天下的人杰,可是这三个人都能为我所用,所以我能够夺取天下。项羽呢?只有一个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他丢掉了天下。”
万人之上的君主,能大方地承认在某些方面不如手下的人,是需要勇气的,也是智慧的。反观当今某些领导,看似“十八般武艺,无所不通”,实则是不懂装懂,却还说得头头是道。为什么要装懂呢?可能是因为心虚,怕露出马脚,被人看透了失去威信。而那些有真才实学、有真本事的人,是不需要靠“装”来树立自己威信的。“术业有专攻”,在某些方面不如他人是很正常的事情。刘邦贵为天子,尚且承认自己有不足,何况寻常百姓乎?换句话说,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精通,“万事通”往往是“万金油”。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承认事实,能取信他人,并且手下有强于自己的能人志士,本身就说明自己的能力。
2.善于利用比自己能干的人
刘邦在用人方面,的确有过人之处,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人才的长处。如,韩信能带兵,就敢放手给兵;张良善于谋略,就放权让其运筹帷幄;萧何会管账,就放手让其管“钱”。刘邦的高明在于善于利用比自己能干的人物,使各种杰出的人才为自己所用,而且能有效授权。刘邦曾问韩信能带多少兵,韩信说多多益善;问到自己,韩信说陛下最多能带10万兵。刘邦就问他,为什么韩信反为自己所擒?韩信说,“陛下不善将兵,善将将。”韩信的一席话,可以说是道出了刘邦能成大业的真正原因。
用人所长,是最基本的人才管理法则,可是又有多少人能做到这一点呢?“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虽然有千里马,可如果辱没在凡庸的仆役手中,和普通的马一同死在马槽之间,就不能以日行千里而著称。所
以用人所长,首先,要会辨识“千里马”,发现可塑之才。其次,要有宽广的胸襟。在“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情境下,你还会倾囊而授吗?你忌讳用比自己厉害的人吗?第三,还需要有御人之术。就像韩信再厉害,却能为刘邦所用。你想自己虽身处其位,手下却是一班“酒囊饭袋”,终究是不能成就大业的。
3.英雄不问出处
刘邦用人不问出身,不管什么身份的人,只要有才,他都敢用。汉初三杰之一萧何是沛主吏椽,谋士张良是失魂落魄的流浪者,大将军韩信是个讨饭的叫花子,周勃是一个编席打篓子兼作吹鼓手的人,张苍为秦御史,樊哙是剥狗的屠夫,娄敬为车夫,灌婴是小商贩等,但他们各有所长,加上刘邦的大胆任用,都成了谋臣战将,忠心耿耿地为刘邦效力,形成了以刘邦为中心的中坚力量,对刘邦统一天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流浪汉、叫花子、屠夫、车夫、小商贩,都是不入流的“社会弱势群体”,属于唯恐避之不及的底层人士,却成了刘邦的“座上宾”。如果不是历史记载,也许有人会“打死也不相信”,因为他无法想象一个实力雄厚的大公司老总,会将一些“不入流”的人纳入到自己要选拔人才的对象中。现在我们的招聘门槛,与刘邦比较而言,可谓天壤之别。学历、名校、背景一个都不能少,何谈“英雄不问出处”,老板的理论很简单,没有时间去挑选人才,设一些硬性条件能提高选才的效率。看了刘邦的人才观,你还这样认为吗?
唐太宗李世民——不避亲疏,唯才是举
1.宰相的首要职责是选拔人才
唐太宗十分重视挑选人才,他说:“把政事办好,最重要的是有人才。用的人没有才能,还能把国家治理好吗?”由于他重视选拔人才,所以,文武官员济济于朝,出现了“贞观盛世”。善于选贤任能的房玄龄是唐太宗时期最有名的宰相。唐太宗把选拔人才的任务定为宰相的首要职责,他对房玄龄说:“您身为宰相,应该广为选拔人才,根据他们的才能,安排合适的官职,这才是您的职责。可是,听说您近来忙于断官司,天天公文都办不完,还能帮助我发现和选拔人才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下旨,尚书省的事务,要请下面有关的官员去办,应该上奏皇上的大事,才报告宰相。以便宰相集中精力发现和选拔人才。从此,房玄龄注意抓大事,发现不少人才,并把他们安排到重要岗位上。
现在我们的人力资源经理似乎热衷于将简单的事情做复杂,一个普通岗位的职位说明书往往要写上几页纸,似乎写的越多,员工就会干的越多。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一个国家的总理日理万机,工作职责包罗万象,假如全部写出来,恐怕要“洛阳纸贵”。而宰相房玄龄的主要工作只是选拔人才,这是何等的气度与胆识。翻开现在人力资源总监的岗位说明书,无一例外地罗列着从人力资源规划到人事管理一系列的职责,大部分都是照搬照抄来的,要不显得“不专业”。可在实际操作上,往往束之高阁,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该怎么做还怎么做,写在纸上都是给领导看、给他人看的。工作却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天天忙于事务性工作,还抱怨自己干的活多,领导看不见。
2.善于听取他人意见
唐太宗在贞观年间,重用了一批正直敢进谏的大臣,尤其以魏征为最。魏征在治理国政期间,坚持原则,在唐太宗犯错的时候,魏征敢于犯颜直谏,唐太
宗也不责备他,反而嘉奖他。除魏征外,张玄素、戴胄等人也是著名的直臣。正是因为唐太宗如此大度,正直大臣才敢进谏。唐太宗非常注意自己的态度,贞观元年,唐太宗上朝的时候仪表威武,表情严肃,百官都非常害怕,以至进谏时举止失当,害怕上书奏事,唐太宗注意到这点以后,马上改变了态度,以后大臣进谏的时候,他总是和颜悦色,因为害怕臣下以后不能尽情进谏,唐太宗竟然不敢当着大臣们的面发怒。唐太宗的这种重视直臣、纳谏如流的态度,使得贞观年间,朝廷里小人无处藏身,王公大臣都争先恐后地当谏臣。
反观如今我们的某些领导,在驭人之术上似乎天生可以“无师自通”。自认为深谙管理之道,挂个名头就开始与群众拉开一定的距离,以便达到“不怒自威”。以为人人都怕他,自己就真正像个领导了。对于下属的建议,虽不至于“嗤之以鼻”,但实际上在头脑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思想:我都看不清楚的问题,就凭你,见识、学问、能力都不如我,如何能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所以,不是敷衍塞责,就是充耳不闻,还嫌他人多管闲事。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如果身边有“参谋”为你出谋划策,不失为生命中的“贵人”。
3.不问门第出身,唯才是举
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不论资排辈,不讲门第出身,是唐太宗选贤任能的一条重要特征。他认为,为官择人,唯才是举,如其有才,虽仇不弃;苟或不才,虽亲不用。他依据这样的原则,大胆起用前朝遗臣和异党仇虏中确属德才兼备的忠良之辈。李世民在选才用人问题上,还破除了历来的门第偏见,取士于凡庸之末,择将于行伍之间。但凡九品以上官,并不论资排辈,更不以级别论职务,即便资格很老,门第极高,缺少才能的,也只好屈居卑职。反之,某些出身细门孤族但才华横溢者,却有机会受到重用。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唐太宗留意从少数民族中发现人才,大胆提拔,真诚任用。
当代领导干部虽然都懂得唯才是举的道理,可总是感叹“现实不由人”,不像皇帝那样可以一人说了算。对照唐太宗的举措,几乎个个都有难处。内举不避亲,现在没有人不避讳这一条的,个中的缘由也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外举不避仇,这似乎可行,甚至不惜代价挖同行“墙角”。可问题是,如果有“私仇”还能如此淡定吗?不讲门第出身,似乎都标榜自己是“标兵”,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只要你有能力,来者不拒”。可真正考察的能力往往又非如此,加上了更多附加条件。理想很“丰满”,现实却总是很“骨感”。有些人总是利用现实的无奈,或者迫于现实的压力,放弃了自己的用人准则,随波逐流,最终迷失了方向。
魏武帝曹操——宽宏大度,不计前嫌
1.求贤若渴,人才是第一生产力
曹操聚集人才,在身边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智囊团,粗略统计,在《三国志》及裴注中留下记载的就有90余人。有拘其母而用其子的徐庶;更多的是从敌方阵营中获取人才,如收吕布手下猛将张辽,被他认为“人谋如张良”的荀彧,才华出众的郭嘉、许晃、张合;更有纳袁绍谋士许攸被传为佳话。当时曹袁官渡之战胜负未卜,曹正无良策破敌,许攸来投,真是雪中送炭,“时曹方解衣歇息,闻说许攸私奔到寨,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遥见许攸,抚掌欢笑,携手共入。曹先拜于地,攸慌忙扶起。”虽有些失态,但掩盖不住曹操的喜悦。
现在,人才是第一生产力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或者说不管你是否承认,它早已是不需要论证的客观存在的事实。可如何做到像曹操一样求贤若渴,却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往往招人都是人力资源部的事,而且主要是人力资源部管招聘者的事,负责招聘的有时甚至还只是一个刚毕业不久的新人,有几个领导将工作重点放在了“求才”上呢?只是到了要用人的时候,才发现身边无人可用,只好临时抱佛脚。对比曹操对待人才的态度和行为,也许我们很多领导都会汗颜,挂在嘴边不等于落实到行动,检查自己对待人才的观念和行动,是否还有很大的差距呢?
2.有容人的度量
曹操具有雄略之主的气质,能容人之过,有忍人之量。魏种在吕布偷袭兖州时,背叛曹操,投了袁绍。后来曹操活捉了魏种,曹操惜其才而仍然信用,委任为河内太守。陈琳为袁绍草檄文,辱骂曹操,辱及三代,陈琳被俘谢罪,曹操宥而不问。张绣在与曹操敌对战争中不仅杀了曹操的长子曹昂和侄儿曹安民,而且还伤了曹操。后来张绣投降,曹操不计前嫌。曹操与张绣,还结为儿女亲家,曹操娶张绣之女为儿媳。张绣立功封侯。官渡之战,曹操打败袁绍,缴获了许多部属、公卿以及地方大吏通敌的信件,曹操当众烧毁。曹操说:“袁绍强盛时,连我都有些害怕,何况众人呢!”显得十分豁达自信。曹操待人接物,平等对话,没有架子,有一种亲民的情结。也许曹操是做秀,却也给人留下了好印象。
曹操之所以被称为“奸雄”,也许是因为他太能做秀,给人的感觉很狡猾。可事实上,在对待人才方面,他的确做到了有容人的度量。一件事我们可以说他做秀,两件事我们可以认为他有心机,可每次他都能不计前嫌,你还能说他是口是心非吗?也许平和待人你能做到,不计前嫌你也能做到,可辱骂你,背叛你,甚至还要杀你和你的亲人,你还能放过他吗?当你身居高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天天各种掌声和鲜花环绕着你,你还能如此地礼贤下士吗?恐怕这对我们是一种考验。
3.招揽人才不拘泥于形式
曹操延揽人才的方法无奇不有,只要是人才,他就千方百计收入自己的麾下,为其所用,恐怕现在的猎头公司都难望其项背。延揽人才以征辟、投效、推荐三者为主要形式。第一,征辟。征,是征召地方名人;辟,是择优选拔中下级官吏。第二,投效。荀彧、郭嘉两大奇才都是从袁绍鼎盛的营垒投到当时名微众寡的曹操陈营。第三,推荐。荀彧为曹操推荐了一大批人才,或为卿相,或为地方大吏,有数十人。除此之外,还有纳降。曹操征服一个集团,都大量录用对方的人才。这些人战败后投降曹操,曹操量其才用,一视同仁,委以重任。另外,甚至强征。曹操初辟司马懿,司马懿不就征,使者往返多次。曹操对使者说:“司马懿三请不来,就把他抓起来。”司马懿害怕了,接受曹操的委任。曹操征阮瑀,阮瑀逃入山中,曹操派人放火烧山,终于得到了阮瑀。
英雄不问出处,是很多有作为帝王的共性。刘邦如此,李世民如此,曹操更是如此。我们可以想象,曹操在招揽人才方面所花的心思和精力,恐怕到了痴迷的地步。就像一个人看到了自己心仪的东西,不搞到手便寝食难安。他在《求贤令》中写道: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其意思是说:天下有没有(像姜子牙那样)身穿粗衣怀有真才在渭水岸边钓鱼的呢?又有没有(像陈平那样)被指斥为盗嫂受金而没有遇到魏无知推荐的呢?诸位要帮助我发现那些埋没在下层的人才,只要是有才能的就举荐出来,使我能得到而任用他们。曹操明确提出要唯才是举,特别是注重从民间、底层发现人才。想想当今我们的某些领导,眼睛向上,谄谀献媚,他们眼中的“英雄”都是能给自己带来利益的人,除此之外,没有第二个衡量“英雄”的标准。在曹操的用人观面前,难道不应该觉得羞愧吗?
总结有为帝王的御人之道,我们不难发现,其实存在很多的共性。他们虽然没有接受人力资源管理的系统训练,却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高手”,从重视人才的理念,到招揽人才的手段;从知人善用,到“英雄不问出处”;从不避讳手下的人比自己强,到善于利用比自己厉害的人,无不阐释着人力资源管理的精髓所在。有为帝王的御人之道早已声名远播,无数仁人志士早已研究得滚瓜烂熟,重用人才的故事也是信手拈来,唯才是举的理念更是历久弥新。如何将其融化到我们的观念里,落实到日常的行动中,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唯有结合历史,深刻理解,达到一种油然而生的顿悟,才能为我所用。
文/张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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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刘邦——以长驭短,知人善用
1.不避讳手下的人比自己强
刘邦的人才管理历来为人所称颂,难能可贵的是,他不避讳手下的人比自己强。刘邦取得天下以后,一次问功臣、将相们:“我和项羽争夺天下,为什么最后天下是我的?”刘邦听完各人的回答后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赏,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这三个人是当今天下的人杰,可是这三个人都能为我所用,所以我能够夺取天下。项羽呢?只有一个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他丢掉了天下。”
万人之上的君主,能大方地承认在某些方面不如手下的人,是需要勇气的,也是智慧的。反观当今某些领导,看似“十八般武艺,无所不通”,实则是不懂装懂,却还说得头头是道。为什么要装懂呢?可能是因为心虚,怕露出马脚,被人看透了失去威信。而那些有真才实学、有真本事的人,是不需要靠“装”来树立自己威信的。“术业有专攻”,在某些方面不如他人是很正常的事情。刘邦贵为天子,尚且承认自己有不足,何况寻常百姓乎?换句话说,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精通,“万事通”往往是“万金油”。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承认事实,能取信他人,并且手下有强于自己的能人志士,本身就说明自己的能力。
2.善于利用比自己能干的人
刘邦在用人方面,的确有过人之处,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人才的长处。如,韩信能带兵,就敢放手给兵;张良善于谋略,就放权让其运筹帷幄;萧何会管账,就放手让其管“钱”。刘邦的高明在于善于利用比自己能干的人物,使各种杰出的人才为自己所用,而且能有效授权。刘邦曾问韩信能带多少兵,韩信说多多益善;问到自己,韩信说陛下最多能带10万兵。刘邦就问他,为什么韩信反为自己所擒?韩信说,“陛下不善将兵,善将将。”韩信的一席话,可以说是道出了刘邦能成大业的真正原因。
用人所长,是最基本的人才管理法则,可是又有多少人能做到这一点呢?“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虽然有千里马,可如果辱没在凡庸的仆役手中,和普通的马一同死在马槽之间,就不能以日行千里而著称。所
以用人所长,首先,要会辨识“千里马”,发现可塑之才。其次,要有宽广的胸襟。在“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情境下,你还会倾囊而授吗?你忌讳用比自己厉害的人吗?第三,还需要有御人之术。就像韩信再厉害,却能为刘邦所用。你想自己虽身处其位,手下却是一班“酒囊饭袋”,终究是不能成就大业的。
3.英雄不问出处
刘邦用人不问出身,不管什么身份的人,只要有才,他都敢用。汉初三杰之一萧何是沛主吏椽,谋士张良是失魂落魄的流浪者,大将军韩信是个讨饭的叫花子,周勃是一个编席打篓子兼作吹鼓手的人,张苍为秦御史,樊哙是剥狗的屠夫,娄敬为车夫,灌婴是小商贩等,但他们各有所长,加上刘邦的大胆任用,都成了谋臣战将,忠心耿耿地为刘邦效力,形成了以刘邦为中心的中坚力量,对刘邦统一天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流浪汉、叫花子、屠夫、车夫、小商贩,都是不入流的“社会弱势群体”,属于唯恐避之不及的底层人士,却成了刘邦的“座上宾”。如果不是历史记载,也许有人会“打死也不相信”,因为他无法想象一个实力雄厚的大公司老总,会将一些“不入流”的人纳入到自己要选拔人才的对象中。现在我们的招聘门槛,与刘邦比较而言,可谓天壤之别。学历、名校、背景一个都不能少,何谈“英雄不问出处”,老板的理论很简单,没有时间去挑选人才,设一些硬性条件能提高选才的效率。看了刘邦的人才观,你还这样认为吗?
唐太宗李世民——不避亲疏,唯才是举
1.宰相的首要职责是选拔人才
唐太宗十分重视挑选人才,他说:“把政事办好,最重要的是有人才。用的人没有才能,还能把国家治理好吗?”由于他重视选拔人才,所以,文武官员济济于朝,出现了“贞观盛世”。善于选贤任能的房玄龄是唐太宗时期最有名的宰相。唐太宗把选拔人才的任务定为宰相的首要职责,他对房玄龄说:“您身为宰相,应该广为选拔人才,根据他们的才能,安排合适的官职,这才是您的职责。可是,听说您近来忙于断官司,天天公文都办不完,还能帮助我发现和选拔人才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下旨,尚书省的事务,要请下面有关的官员去办,应该上奏皇上的大事,才报告宰相。以便宰相集中精力发现和选拔人才。从此,房玄龄注意抓大事,发现不少人才,并把他们安排到重要岗位上。
现在我们的人力资源经理似乎热衷于将简单的事情做复杂,一个普通岗位的职位说明书往往要写上几页纸,似乎写的越多,员工就会干的越多。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一个国家的总理日理万机,工作职责包罗万象,假如全部写出来,恐怕要“洛阳纸贵”。而宰相房玄龄的主要工作只是选拔人才,这是何等的气度与胆识。翻开现在人力资源总监的岗位说明书,无一例外地罗列着从人力资源规划到人事管理一系列的职责,大部分都是照搬照抄来的,要不显得“不专业”。可在实际操作上,往往束之高阁,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该怎么做还怎么做,写在纸上都是给领导看、给他人看的。工作却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天天忙于事务性工作,还抱怨自己干的活多,领导看不见。
2.善于听取他人意见
唐太宗在贞观年间,重用了一批正直敢进谏的大臣,尤其以魏征为最。魏征在治理国政期间,坚持原则,在唐太宗犯错的时候,魏征敢于犯颜直谏,唐太
宗也不责备他,反而嘉奖他。除魏征外,张玄素、戴胄等人也是著名的直臣。正是因为唐太宗如此大度,正直大臣才敢进谏。唐太宗非常注意自己的态度,贞观元年,唐太宗上朝的时候仪表威武,表情严肃,百官都非常害怕,以至进谏时举止失当,害怕上书奏事,唐太宗注意到这点以后,马上改变了态度,以后大臣进谏的时候,他总是和颜悦色,因为害怕臣下以后不能尽情进谏,唐太宗竟然不敢当着大臣们的面发怒。唐太宗的这种重视直臣、纳谏如流的态度,使得贞观年间,朝廷里小人无处藏身,王公大臣都争先恐后地当谏臣。
反观如今我们的某些领导,在驭人之术上似乎天生可以“无师自通”。自认为深谙管理之道,挂个名头就开始与群众拉开一定的距离,以便达到“不怒自威”。以为人人都怕他,自己就真正像个领导了。对于下属的建议,虽不至于“嗤之以鼻”,但实际上在头脑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思想:我都看不清楚的问题,就凭你,见识、学问、能力都不如我,如何能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所以,不是敷衍塞责,就是充耳不闻,还嫌他人多管闲事。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如果身边有“参谋”为你出谋划策,不失为生命中的“贵人”。
3.不问门第出身,唯才是举
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不论资排辈,不讲门第出身,是唐太宗选贤任能的一条重要特征。他认为,为官择人,唯才是举,如其有才,虽仇不弃;苟或不才,虽亲不用。他依据这样的原则,大胆起用前朝遗臣和异党仇虏中确属德才兼备的忠良之辈。李世民在选才用人问题上,还破除了历来的门第偏见,取士于凡庸之末,择将于行伍之间。但凡九品以上官,并不论资排辈,更不以级别论职务,即便资格很老,门第极高,缺少才能的,也只好屈居卑职。反之,某些出身细门孤族但才华横溢者,却有机会受到重用。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唐太宗留意从少数民族中发现人才,大胆提拔,真诚任用。
当代领导干部虽然都懂得唯才是举的道理,可总是感叹“现实不由人”,不像皇帝那样可以一人说了算。对照唐太宗的举措,几乎个个都有难处。内举不避亲,现在没有人不避讳这一条的,个中的缘由也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外举不避仇,这似乎可行,甚至不惜代价挖同行“墙角”。可问题是,如果有“私仇”还能如此淡定吗?不讲门第出身,似乎都标榜自己是“标兵”,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只要你有能力,来者不拒”。可真正考察的能力往往又非如此,加上了更多附加条件。理想很“丰满”,现实却总是很“骨感”。有些人总是利用现实的无奈,或者迫于现实的压力,放弃了自己的用人准则,随波逐流,最终迷失了方向。
魏武帝曹操——宽宏大度,不计前嫌
1.求贤若渴,人才是第一生产力
曹操聚集人才,在身边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智囊团,粗略统计,在《三国志》及裴注中留下记载的就有90余人。有拘其母而用其子的徐庶;更多的是从敌方阵营中获取人才,如收吕布手下猛将张辽,被他认为“人谋如张良”的荀彧,才华出众的郭嘉、许晃、张合;更有纳袁绍谋士许攸被传为佳话。当时曹袁官渡之战胜负未卜,曹正无良策破敌,许攸来投,真是雪中送炭,“时曹方解衣歇息,闻说许攸私奔到寨,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遥见许攸,抚掌欢笑,携手共入。曹先拜于地,攸慌忙扶起。”虽有些失态,但掩盖不住曹操的喜悦。
现在,人才是第一生产力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或者说不管你是否承认,它早已是不需要论证的客观存在的事实。可如何做到像曹操一样求贤若渴,却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往往招人都是人力资源部的事,而且主要是人力资源部管招聘者的事,负责招聘的有时甚至还只是一个刚毕业不久的新人,有几个领导将工作重点放在了“求才”上呢?只是到了要用人的时候,才发现身边无人可用,只好临时抱佛脚。对比曹操对待人才的态度和行为,也许我们很多领导都会汗颜,挂在嘴边不等于落实到行动,检查自己对待人才的观念和行动,是否还有很大的差距呢?
2.有容人的度量
曹操具有雄略之主的气质,能容人之过,有忍人之量。魏种在吕布偷袭兖州时,背叛曹操,投了袁绍。后来曹操活捉了魏种,曹操惜其才而仍然信用,委任为河内太守。陈琳为袁绍草檄文,辱骂曹操,辱及三代,陈琳被俘谢罪,曹操宥而不问。张绣在与曹操敌对战争中不仅杀了曹操的长子曹昂和侄儿曹安民,而且还伤了曹操。后来张绣投降,曹操不计前嫌。曹操与张绣,还结为儿女亲家,曹操娶张绣之女为儿媳。张绣立功封侯。官渡之战,曹操打败袁绍,缴获了许多部属、公卿以及地方大吏通敌的信件,曹操当众烧毁。曹操说:“袁绍强盛时,连我都有些害怕,何况众人呢!”显得十分豁达自信。曹操待人接物,平等对话,没有架子,有一种亲民的情结。也许曹操是做秀,却也给人留下了好印象。
曹操之所以被称为“奸雄”,也许是因为他太能做秀,给人的感觉很狡猾。可事实上,在对待人才方面,他的确做到了有容人的度量。一件事我们可以说他做秀,两件事我们可以认为他有心机,可每次他都能不计前嫌,你还能说他是口是心非吗?也许平和待人你能做到,不计前嫌你也能做到,可辱骂你,背叛你,甚至还要杀你和你的亲人,你还能放过他吗?当你身居高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天天各种掌声和鲜花环绕着你,你还能如此地礼贤下士吗?恐怕这对我们是一种考验。
3.招揽人才不拘泥于形式
曹操延揽人才的方法无奇不有,只要是人才,他就千方百计收入自己的麾下,为其所用,恐怕现在的猎头公司都难望其项背。延揽人才以征辟、投效、推荐三者为主要形式。第一,征辟。征,是征召地方名人;辟,是择优选拔中下级官吏。第二,投效。荀彧、郭嘉两大奇才都是从袁绍鼎盛的营垒投到当时名微众寡的曹操陈营。第三,推荐。荀彧为曹操推荐了一大批人才,或为卿相,或为地方大吏,有数十人。除此之外,还有纳降。曹操征服一个集团,都大量录用对方的人才。这些人战败后投降曹操,曹操量其才用,一视同仁,委以重任。另外,甚至强征。曹操初辟司马懿,司马懿不就征,使者往返多次。曹操对使者说:“司马懿三请不来,就把他抓起来。”司马懿害怕了,接受曹操的委任。曹操征阮瑀,阮瑀逃入山中,曹操派人放火烧山,终于得到了阮瑀。
英雄不问出处,是很多有作为帝王的共性。刘邦如此,李世民如此,曹操更是如此。我们可以想象,曹操在招揽人才方面所花的心思和精力,恐怕到了痴迷的地步。就像一个人看到了自己心仪的东西,不搞到手便寝食难安。他在《求贤令》中写道: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其意思是说:天下有没有(像姜子牙那样)身穿粗衣怀有真才在渭水岸边钓鱼的呢?又有没有(像陈平那样)被指斥为盗嫂受金而没有遇到魏无知推荐的呢?诸位要帮助我发现那些埋没在下层的人才,只要是有才能的就举荐出来,使我能得到而任用他们。曹操明确提出要唯才是举,特别是注重从民间、底层发现人才。想想当今我们的某些领导,眼睛向上,谄谀献媚,他们眼中的“英雄”都是能给自己带来利益的人,除此之外,没有第二个衡量“英雄”的标准。在曹操的用人观面前,难道不应该觉得羞愧吗?
总结有为帝王的御人之道,我们不难发现,其实存在很多的共性。他们虽然没有接受人力资源管理的系统训练,却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高手”,从重视人才的理念,到招揽人才的手段;从知人善用,到“英雄不问出处”;从不避讳手下的人比自己强,到善于利用比自己厉害的人,无不阐释着人力资源管理的精髓所在。有为帝王的御人之道早已声名远播,无数仁人志士早已研究得滚瓜烂熟,重用人才的故事也是信手拈来,唯才是举的理念更是历久弥新。如何将其融化到我们的观念里,落实到日常的行动中,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唯有结合历史,深刻理解,达到一种油然而生的顿悟,才能为我所用。
文/张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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