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员该去哪里上“外交”课

　　“国际惯例、国际规则、国际商贸、城市管理、城市建设……”四川省成都市委党校3月份刚刚公布了今年新设的八个重点专题培训方向，首当其冲的就是“提升国际化水平”。按照计划，成都今年将把市管领导干部、市级部门处级干部、乡镇（街道）党政“一把手”和各区（市）县部门主要负责人全部轮训一遍，全年调训干部6000余人。

　　“时时可学，处处可学”，成都市委党校的负责人宣称，要加大力度推进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等公共课程。而成都市委机关报《成都日报》则更直截了当地说，“干部，是成都推进国际化进程的主要力量，干部的眼界意识、决策水平和执行能力，关系着事业的成败和百姓的福祸，决定了成都国际化进程的速度和高度。”

　　省会城市如此，整个四川省更是如此，2011年底四川省首次在干部培训中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国内此前一直由党校和行政学院等机构包办的干部培训模式，吸引了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牛津大学、瑞士圣加仑大学、东京行政学院等52家境内外众多知名高校和培训机构参与报名，其中有一项重要培训内容同样是干部的国际化交流。

　　此前一项关于“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推选活动”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655个城市正“走向世界”，在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城市正在规划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而“走向世界”的挑战之一，就是地方官员不得不面对的国际交往。

　　地方官员“外交”缺课

　　在地方政府的交往图谱上，国际友城大致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经济技术发达、资金雄厚的友城。主要是欧美等经济发达的国家，是地方政府想“引进来”的对象。第二类是互补性很强的双向合作对象，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亚洲周边发达国家的友城。第三类主要是一些欠发达国家的友城，是地方政府“走出去”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主要对象。

　　根据不同的“友城”，地方政府的交流侧重点自然应该有所变化。但在实际的国际交往中，不论是“走出去”还是“请进来”都面临诸多难题，面对众多国际化的挑战，地方政府官员们急需国际交往的“培训”。

　　公开资料显示，外交部每年都会对地方外事干部进行培训，也曾两次举办大规模的地方外事干部巡回培训，最近的一次巡回培训是2009年，在郑州、南宁、海口、太原等地举行的培训吸纳了数千名地方外事官员参与，外交部外管司、礼宾司、政研司、新闻司、领事司等诸多主管者亲自授课。

　　在对外交流时，要按照“‘30字概括，90秒钟，六年级水平’的要求去做，照顾西方人的思维习惯，切忌十全十美，也就是维生素C与苹果的理论，避免生硬、过激语言。”甘肃省外事办综合处吴文斌2010年接受外事干部培训后，有了如上心得。

　　外事干部们的培训显然远远不能满足城市国际化的需要，像成都一样把培训范围扩展到市管干部的，还有深圳、广州、杭州等地。在大规模的培训之外，却出现了意外的空白环节，对于大多数市级地方政府的党政一把手来说，在国际交往中应该如何应对，缺少有针对性的培训。据《小康》记者调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都没有为地方党政官员开设对外交往的相关培训课程。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告诉《小康》记者，官员出国前，一般都由外事部门进行几个小时的外事纪律和外交礼仪培训。“政府官员负责地方的内政，他们出国是一个偶然的事，不是一个必然的事，所以没有这方面的培训。”

　　《小康》记者从中央党校相关人士处获悉，中央党校也没有此类培训课程。这位人士称，缺乏外事经验，是中国地方官员的普遍现象。对外交往全靠官员个人的理解去把握，与其他国家的城市交往主要是经济的交流，但与日本的城市交往，就涉及到很多敏感的历史问题，把握不好，就会出问题。

　　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和静钧认为，培养地方官员，尤其对那些对外缔结了友好城市关系的地方官员进行外交素养的培训，乃当务之急。随着中国的发展，友好城市互访必不可少，相关部门无论会不会把“外交”列为党政官员的必修课，都应该规范地方政府对外的官方交往活动，至少应该熟知国际通用的外交抗议方式，做好突发危机预案。这应是地方官员外交活动之前必做的功课。

　　“友城”交往新课题

　　在中外建立1872对友好城市(省州)关系后，如果按每一对友好城市每年互访一次来计算，平均每天可能有五个团次的地方省市对外访问。

　　三公消费中的“公费出国”，引来舆论指责声不绝于耳，加之缺乏外交经验，有时造成的负面影响非常严重，限制官员出国显然有必要。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财政部部长谢旭人表示，2012年将会继续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的预算，加强执行管理和推进“三公”经费预决算的公开工作，一般情况下按照零增长来安排“三公”经费，同时进一步有所压缩。竹立家认为，地方官员经常出国培训、学习、考察、研讨，很多都是借口，旅游才是目的。“地方政府应该做好自己地方的事，大的事情由外交部、领事馆、商务部来处理。”

　　但同时，“请进来”、“走出去”又是地方政府一个相当现实的需要。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局等部门在2011年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地方对外投资持续活跃，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177.5亿美元，同比增长84.8%，为2005年的8.6倍。

　　浙江、辽宁、山东更是名列地方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前三位。地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占有如此高的比重，国际友好城市网络所能起到的海外利益保护作用自然不容忽视。当下，各地友好城市的合作内容已经从政治、经贸拓展到文化、教育、人才、城市建设、环境保护等诸多领域，涉及到众多领域的交流，显然要求地方官员们拥有更多的国际对话能力。

　　“现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已经建立了一个省州长之间的交流机制，下一步应该把地方政府交流再扩展到地市一级。之前我有带着美国的议员和官员，到中国云南、广西那些地方去考察，他们看完之后有感受：别说市长，就是县长我们也当不了，你们一个县几十万人，就那么点财力，要做那么多事情。所以两方面都需要加强沟通和交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说，其实交流是相互的，今年社科院可能就会组织一批市级官员去与美国的一些市长们进行城市治理方面的交流与互动。

　　在国家层面，曾启动过省部官员到海外发达国家学习培训的机制。新加坡、中国香港亦是现代官员们进行“城市管理”取经的宝地。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的吴建民，曾在欧洲当过九年大使，在他的印象中，许多中国官员在国内做得很好，但走出国门之后，就发现他们有很多问题。“首先要明确官员出去干什么，对这个国家的基本情况要了解多少，两国发展好在什么地方，存在什么问题。”

　　吴建民建议，有些官员不会交流，就要把会交流的人推到前面去，不一定什么事情都要官员出国去办，有些中介机构或咨询公司会更专业。“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会有更多人需要这种服务。”

　　“要保持友城之间友谊长青，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背景，城市与城市之间自身的努力是动力。”2010年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大会期间，时任厦门市长刘赐贵就举例说，厦门与英国加的夫市1983年就结为了友好城市，但是中间有10多年交往都很平淡，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加，厦门作为特区变化巨大，加的夫市与厦门的关系也急速升温。 2008年，厦门大学在加的夫大学设立了孔子学院。

　　“建立友好城市不止于城市之间规模相近，关键在于有相似的特征。比如法国的图卢兹，大家都知道空客的总部在那里，如果能和我国著名的航空工业城市缔结友好关系，会有很多可以相互切磋的地方，这是双赢的沟通，在此基础上发展的友谊也更牢固。如果不具备建立友好城市的条件，而硬是发展成友好城市，那么最多只是象征意义，容易陷入有名无实的状况。”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郑砚农认为，友城交往要量力而行。

　　在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看来，地方政府对外交流的重点，可以从市政管理、民事纠纷、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甚至垃圾处理等各个方面展开，现在中国正是城市化的关键时期，社会矛盾的调解、处理都可以借鉴西方的一些经验。黄平认为，要更好地推动中国文化与世界进行交流，就要在推广方式上有所创新，应该鼓励各个城市、民间、企业之间的交流。“除了组织我们的人去，还要组织他们的人来，可能从社会治理，包括市政的管理、法治、环境等各个方面，从经验层面、操作层面有多层次的交流。”黄平透露，近期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正在筹备一个中美市长级的论坛，将会邀请中美不同城市的市长讨论城市治理，使地市一级甚至更基层的干部进入到这个互动的国际交往中来。

　　文/《小康》记者 李秀江 见习记者 丁敏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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