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用怎样的态度去谈“性”？

　　“虽然步履维艰，但是我们慢慢努力吧。”在两会刚刚结束的北京，社会学家李银河已经是11年来第4次委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帮助提交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提案了，但这一次，还是没什么结果。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她的价值观一直与主流脱节，并因此备受诟病。

　　“您对同性性行为如何看待？”在《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进行的一项调查中， 89.5%的受访者表示反对。其实，近年来，中国人的性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不反对”的态度去对待他人。

　　接纳、包容不同的性态度、性取向，也是荷兰著名性学家、心理学家Sanderijn 教授所提倡的，2月底至3月初，她来北京，在中国首次举办大规模巡回性教育专项培训，在培训即将结束的时候，她在课堂上欣慰地对学员们说，“看到大家探讨性话题的开放程度，以及对性更加包容的态度变化，我真是为你们感到自豪，这样跟你们交谈就会容易多了。”

　　《小康》记者不仅走进Sanderijn 教授的课堂，了解了荷兰人的性教育理念，还在课堂之外，就中国人的性观念变迁、“守贞”、性教育缺失等话题，与中国的社会学家李银河，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社会性别学者朱雪琴进行了交流。

　　所有的性取向都值得尊重

　　《小康》：建国以来，中国人的性观念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朱雪琴：中国人性观念的改变，有几个标志性事件：一是《婚姻法》的颁布，一夫一妻制得以在全国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二是禁娼运动，1964年宣布消除性病，违反一夫一妻制的性成为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的问题；三是扫除封建迷信活动，使得中国传统社会中那些制约性行为的“阴阳之说”以及能够限制性行为的一系列宗教制度和组织得以瓦解。

　　“文化大革命”时期，性被愈加政治化，形成了“无性”的文化。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到1980年代，属于中国“性革命”的发生期。期间，单位制的瓦解使得社会控制得以放松；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让人们的性从单纯的以“生殖为目的”逐渐趋向以娱乐为目的；1980年修改的《婚姻法》，将离婚的标准定为“双方感情破裂”，这使得在人们的价值观中，婚姻对性行为的控制逐渐薄弱，离婚率上升，非婚性行为越来越多，社会逐步形成了对性越来越宽容的态度。

　　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更加“性化”，具体表现为更多的事物和现象被赋予性的意义，社会对性的控制更少了，性别差异出现中性化现象，有关性的词语越来越多等等。

　　《小康》：在看待“无爱的性，如一夜情”方面，中国人显得比较开放了，58.8%的受访者选择了“理解但不赞成”。

　　李银河：我认为将来同意把性和爱分开的比例是会增高的，至少有半数的中国家庭的结合不是因为爱。我们在上世纪90年代做的婚姻质量调查的结果是：“你爱对方，对方也爱你”的只有50%。中国传统的婚姻根本不看重爱情，是夫妻之间过日子，它讲究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买卖婚姻等等。解放后才开始强调感情，结婚之前要谈恋爱。

　　《小康》：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男性和女性对待性的态度有很大差别，男性比女性显得更开放。这个差异在未来会不会有所改变？

　　李银河：西方性革命的时候，一个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女性在所有指标上赶上了男性。在中国，男女差距一直是很大的。我觉得这是对男女的双重标准造成的--比如男性有婚外情，基本是给正面评价，大家认为这个男的肯定是特别有钱、有魅力；而女的要是有婚外情，就说她一定是个坏女人。目前看，男女差距有逐渐变小的趋势。这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

　　“不婚”“守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小康》：在中国的一二线城市，结婚年龄有越来越晚的趋势，出现了大量的所谓“剩男”、“剩女”。这会对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态度产生什么影响？

　　李银河：“剩男”、“剩女”出现的前提是有“人必须结婚”的观念，我认为应该给人更多元的选择，而不应该给人施加这种“必须结婚”的压力。在北欧国家只有一半的人结婚，在匈牙利只有百分之十几的人结婚。中国的这种习俗，使得有些同性恋都要与一个异性结婚，这在国外是不能想象的。

　　朱雪琴：这一方面和女性经济及社会地位的上升有关，另一方面也和人们难以改变的“择偶梯度”观念有关，女的总是往上找，男的比较愿意往下找，最上层的女性和最下层的男性比较容易被“剩下来”，这也和中国过去的重男轻女性别观念导致的出生性别比失衡有关--男性出生人口大大高于女性。

　　但我要特别指出的是，“剩男”和“剩女”这样的提法是特别具有歧视性的，本质上是人们对不结婚的人采取了“非容忍”的态度。我认为在中国很多大城市，也有很多主动选择单身生活方式的人，他们的生活态度和方式也应该值得尊重，社会应该提供给单身人士和已婚人士同样的社会资源和公平的政策。

　　《小康》：上海市人大代表柏万青曾经在电视节目中劝告未婚女青年要自尊自爱、不要“过度放纵”，她强调，“贞操是女孩给婆家最贵重的陪嫁”；湖北女硕士涂世友建贞操网，号召大家守贞。我们所做的调查显示，71.4%的人首次性行为发生在婚前，在现在性观念相对开放的社会环境里，“守贞”还有必要吗？

　　Sanderijn：荷兰的法定结婚年龄是18岁，男女都一样；中国的法定结婚年龄太晚了，而且还有晚婚的政策，所以很多人都是婚前性行为。我们对性的感觉应该是积极、自然的，因为人有这样的要求和感觉是很自然、很好的事情。我们要教育孩子性是很美好的事，我们还要告诉孩子应该怎样对待自己的性体验。孩子们应该知道他们可以因为感情做很多事情，但是他们也要知道界限在哪里，什么时候应该停止，以及后果是什么。其实在推迟第一次性行为的过程中，性教育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朱雪琴：守贞如果作为女性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完全无可厚非，涂世友自己愿意守贞，任何人没有权利干涉并且批评。柏万青是人大代表又是社会名人，她要求女孩子守贞，很多人表示支持，认为那是对传统的回归，是保护女性，但是当涂世友提出来的时候，几乎不是嘲笑就是谩骂，认为她没男人要、很丑陋等等。

　　对涂世友的谩骂和对柏万青的吹捧，一方面，体现了人们实际上还是不懂得所谓“守贞”的含义，守贞其实就是剥夺女性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另一方面，体现了大家还是认为有男人要的女人才是好女人，能结婚生孩子的女人才是好女人；同时，这还体现出我们这个社会还处于一个对权威屈服而对普通人不够宽容的阶段，这恰恰是真正平等的公民意识还未形成的表现。

　　李银河：婚前性行为比例之高，说明这是大势所趋。我的解读是，第一，从青春期到法定结婚年龄有约10年时间，刚性需求；第二，性目的改变，过去是为生育，现在是为快乐，所以没有绝对必要守贞。

　　性教育是一种人生态度教育

　　《小康》：性教育缺失会对普通人的成长产生怎样的影响？

　　朱雪琴：中国性教育的缺失一方面体现在家庭，另一方面体现在学校。我认为，后者的缺失更应该引起我们注意，因为这恰恰是政府应该提供的教育资源的一部分。

　　性教育进步的关键是理念进步。实际上现在全国有很多地区和机构都在搞性教育试点。但是有些性教育是有问题的。因为，性教育不仅仅是生理教育，更是性别教育、人生教育、爱的教育、责任教育、安全教育等等。应该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提供不同内容和方式的性教育。但究其本质，性教育的基本价值观不应该和别的教育不同。

　　我本人比较赞同综合性性教育。应该把关于性的所有的知识，它的美好，它的价值，它可能带来的危害，预防的措施等等都开放地告诉孩子，让孩子在尽可能多的选择下确立自己的性观念，而不是一味强调某种性观念。我比较反对前一阵子在一些地区和高校搞的“三生教育”，名为爱的教育，实际上是守贞教育，只谈性的危害，这不是性教育，而是性恐吓教育。同时，性教育也应该涵盖性别教育。实质上，性教育就是一种人生态度教育，它教给孩子们各种多元的性价值观，让大家知道，多元的是美丽的、平等的。

　　《小康》：荷兰的性教育状况是怎样的？在给孩子们讲解性知识的时候，可以采用哪些方式？

　　Sanderijn：我们在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就讲了，卵子是在女性身体里，精子是在男性身体里。给孩子讲这个问题时，可以用图、视频，或者书，这些都是很好的教材，但是我们还是要有语言的讲解，因为你是老师，没有那些材料，也应该能讲清楚。要正确地、简短地、清楚地、科学地讲解，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用孩子的思维去想这些。

　　荷兰小学的性教育都有这样一堂课：怎样发现自身的优点。这是孩子们最喜欢的课。这堂课的游戏是这样做的，孩子们两个为一组，每个孩子手里有一张纸条，他们把纸条折成对等的一半，在这边写上同伴的名字，一定要写上至少五个你认为的同伴的优点。

　　折两半是怎么回事呢？如果孩子说不了解同伴，不喜欢他，不知道他有什么优点。那么就让他在半边纸上写至少三条，让他盯着对方看，问对方外在有什么优点，穿得好看，或者眼睛长得好看。在另一半边纸上写内在的，性格上的、行为上的优点。

　　这个练习看似简单，其实挺困难的。因为你要对一个人有一定了解。然后让这两个孩子互相交换纸条。这个纸条是非常宝贵的，因为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自己的优点在哪里，是来自他人的肯定。

　　文/《小康》杂志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 苏枫 谭畅

　　（《小康》实习记者李伟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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