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还原王明中毒事件真相

　　1941年10月12日，对王明而言，是他人生和政治生涯的转折点。

　　作为革命道路上的同志，有人讲毛泽东和王明是 “一山不容二虎”；也有人说苏联归来的王明借共产国际“狐假虎威”。

　　无论怎样，本想在“九月会议”，即检讨中共十年内战后期的领导路线问题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继续向毛泽东发起挑战的王明，却遭到几乎全体政治局委员的批评。就连受他指挥的“博古中央”成员也集体“倒戈”。而王明所吹嘘的“在党内享有崇高威望的、四中全会的共产国际路线”同样遭到博古、王稼祥、张闻天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的一致否定。从此以后，王明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形象与地位一落千丈。

　　情郁于中。12日当天，王明心脏病突然发作，休克了。曾欲东山再起的他再没有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心。

　　王明心脏病发后，住进了延安中央医院。在治疗过程中，王明出现所谓的“慢性汞中毒”症状。一年后，在整风运动高潮时，疑心颇重的王明不甘心失败，便借这起医疗技术事件做起了文章，告发主管医师金茂岳是国民党特务，并与妻子孟庆树一起炮制了毛泽东“下毒陷害”的谣言。

　　1956年，王明以“到苏联治病”为由到达莫斯科，此后再也没有回国。1975年王明遗作《中共五十年》在莫斯科公开出版，书中“旧事重提”，诬蔑毛泽东“蓄意毒害王明”。攻击毛泽东当年强迫他住院治病，“然后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指示主治医生金茂岳用含汞的药物逐渐毒害”他。

　　王明的确病了。

　　但王明真的中毒了吗？

　　15份医疗报告里的秘密

　　其实几十年来，史学界一直没有找到驳斥王明诬陷毛泽东的确凿原始史料。

　　直到2012年2月，一本名为《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的新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这件中共党史上的“谜案”终于被彻底揭开。

　　《王明中毒事件调查》作者、军旅作家丁晓平是在 2009年开始这项“调查”的。而“调查”的缘由，是因为丁晓平从民间收藏家赵景忠手中发现了15份当年中共中央调查“王明中毒事件”的原始材料。

　　写作《王明中毒事件调查》前，丁晓平曾编校《毛泽东自传》和著述《解谜〈毛泽东自传〉》《中共中央第一支笔》等著作，因此一些红色藏品的收藏家曾找到他，希望他能为他们手中的藏品进行鉴定。于是，赵景忠就找到了丁晓平。

　　见到这些藏品，丁晓平喜出望外。这些资料，包括1943年6月14日由中央医院院长傅连暲、中央军委卫生部顾问马海德等人参与的《关于王明患病经过及诊断治疗的讨论》；6月30日标明“李部长存查”（李富春）的《为王明同志会诊记录》；8月6日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参与的《委员会记录》；8月14日主治医生金茂岳写给康生转中央各首长的亲笔信；11月11日傅连暲和中央医院党支部书记兼副院长石昌杰写的《关于王明同志住院的经过情形的报告》；以及中央医院化验室报告单等医学记录。

　　这些资料写在当年的马兰纸上，有的字迹已非常模糊，丁晓平把资料拍照，“研究了半年时间”。比如，像8月6日5页纸的《委员会记录》，标明到会人员都是以“刘”、“任”、“康”、“邓”、“李”、“克农”、“连暲”这样的形式，丁晓平需查阅参考其他资料，才能将与会人物逐一“还原”。“因为它们涉及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高层、延安医疗医药状况、中央医院等医疗机构多位大夫，还有大量医疗术语，从资料可以看出当时每个人对王明是否中毒的态度都不同，这都是难以作伪的”。经过认真研究，丁晓平认为，这些文献资料都是真实可信的。

　　从新发现的这些文献不难看出，当时中央对“王明中毒事件”非常重视。“当时正值整风运动的‘抢救运动’时期，政治氛围非常紧张。对此，中共中央立即组成了调查委员会，审查金茂岳。1943年8月6日，刘少奇、任弼时、康生、邓发、李克农等亲自参加调查。从他们的身份上就可以看出这个调查委员会的规格之高。”丁晓平介绍说，“然而，当年的护理记录和专家会诊讨论等病历都被王明带到了苏联，另一部分的会诊医疗诊断和审查记录则被延安整风时期负责调查此事的康生秘藏。”

　　“康生秘藏后流落民间”--这正是丁晓平能够看到这15份珍贵文献的原因。据丁晓平介绍，赵景忠收藏的这些史料是从一位名叫黄楚三的老人手中购得的。黄楚三曾是红一军团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参加过红军长征。国共合作时期，黄楚三离开延安到南方工作，后因种种原因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上世纪80年代，黄楚三认识了康生的妻子曹轶欧。康生不知出于何种目的，自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就没有将这批标属“李部长存查”的文献上交中央，而是藏于自己手中。

　　“最终，曹轶欧将这批文献转给黄楚三，而当时以卖旧书为生的赵景忠在和黄楚三结识后颇为投缘。黄去世后，这些资料又到了赵的手里。”丁晓平说。

　　2009年，丁晓平先是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出文章《尘封66年的“王明中毒事件”调查材料惊现民间》刊登在《党史博览》第12期。文章发表后不久丁晓平接到一个电话，是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郭德宏打来的。郭德宏是研究王明的专家，他提出想要看看这些新发现的史料。两人见面后，郭德宏十分惊喜，这些史料他从未见过。

　　这时，丁晓平提出，自己想要写作一部关于“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的专著，郭德宏大力支持。同时，他还将之前王明之子王丹之赠给他的王明夫妇保存的有关“王明中毒事件”史料贡献出来，帮助丁晓平创作。

　　郭德宏提供的5份史料和丁晓平发现的15份史料结合一起，组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

　　然而，不光如此。

　　丁晓平的文章在《党史博览》登出后，他还接到了另外一个人的电话--金茂岳的女儿金星。

　　“金星阿姨说，她看到文章后，‘心里就像是有一枚炸弹突然引爆了一样’。”

　　当年王明在延安闹出所谓的“中毒事件”之后，金茂岳即被中央社会部关押。之后虽恢复了工作，中央也给予其正面评价，但几十年来因“中毒事件”所带来的冤屈一直没有真正洗清。为反驳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的歪曲污蔑之词，中央档案馆也曾于上世纪80年代派工作人员访问过金茂岳，并在《中央档案馆丛刊》1986年第3期上刊登了《关于王明治病和出国的材料》，这是党史研究部门对于“王明中毒事件”的仅有记录。

　　从记录上看，金茂岳对王明的污蔑之词气愤至极。1986年6月4日，中央档案馆人员专门把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写的金茂岳在“阴谋败露”后跪在孟庆树面前痛哭流涕的情节一字一句读给金茂岳听。时年80岁因患脑血栓瘫痪在床的老人，费力地欠起身子说：“王明放屁！混蛋！没的事！”“那时王明是教条主义者，我根本不知道！”“双十二连蒋介石都放了，说毛主席害王明，小孩子也不相信！”

　　但这些都是来自金茂岳本人的“孤证”。为洗清父亲的冤屈，金星多年来一直在寻找证据，当她在丁晓平手中看到这批史料后，激动程度可以想见。

　　在金星的介绍下，丁晓平又采访到了原中央医院总护士长郁彬，曾任王明特护的原中央医院护士李坚，公安部原副部长、延安整风时期曾参与审查金茂岳的凌云等多位事件的当事人与见证者。“很多采访是‘抢救性’的，像李坚阿姨就在我采访后不久去世了。”证人证言，加上20份文献资料，丁晓平觉得，终于可以回到历史的现场。

　　王明到底有没有汞中毒？

　　有关 “毛泽东蓄意毒害王明”或者“给王明下毒”的谣言，大概是在1943年这个时间点开始的。但只限于延安小范围传播。

　　丁晓平在采访原中央医院总护士长郁彬时，90岁高龄的老人说，在延安时没有听说过这件事。“这是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写的。新中国成立后，王明去苏联不回来，我就想他将来会变成党的叛徒。这人啊，一变反动了，什么反动的话都编得出来，胡说八道。其实，这是他反对毛主席的借口，因为他不能公开反对毛主席呀，大家反对他，他就找借口。中毒发生后，王明还是不要金大夫走，依然坚持要金大夫为他看病，他不相信别人。撤离延安后，在山西临县我跟了他一年多，他身体可好了，哪里像中毒呀！王明这个人呀，脚跟不稳，一会左，一会右，不是‘左’就是右，不是右就是‘左’。”

　　丁晓平在《王明中毒事件调查》一书中非常详实地记叙了“王明中毒事件”的历史背景。

　　20世纪40年代初，中共党内高层开始批判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尤其是1943年3月2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书记由七人缩减为三人，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不再担任书记处书记，这标志着毛泽东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定了在党内的最高领导地位，也标志着王明正式从中共中央高层核心位置跌落下来。这对王明打击非常大。王明大权旁落，内心未免失落。

　　恰逢当时延安整风运动进入审干阶段，在组织上进行清党。审干工作在康生的一手操纵下，大搞“逼供信”，一下子扩大化为“抢救运动”，延安人人自危。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躺在杨家岭窑洞中的王明借机指认金茂岳是国民党特务，并造谣说中共中央有人指使金茂岳毒害他，因而升级到“中毒事件”。

　　“王明生病住院发生在1941年至1942年间，而他在1943年5月的这个时候却提出所谓的‘中毒事件’。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召集了延安所有医疗专家进行大会诊，对一年前的病历进行讨论，这只能是回顾性的病历讨论。”丁晓平说。

　　王明到底有没有汞中毒？

　　“王明的尿检中仅仅有两次检查到有汞排出。”丁晓平说，“但尿里有汞，并不能证明就是汞中毒。”根据发现的材料，丁晓平看到当年延安专家们就“是否中毒”的争论相当激烈，但都停留在个人推论或推断上，并没有形成肯定的统一的共识。甚至在中央疗养所主任毕道文眼里，王明身体上并没有什么大病，而是意志不坚定，为此他在给王明看病时还专门做了王明的思想工作。

　　至于1943年8月《王明同志现病临时诊断和今后治疗初步意见》的扉页上也写有两点声明，说明王明的病在“边区的现有条件下，只能做了些理学的部分化学的检查，诊断多凭藉临床，故暂作临时诊断。”“因为检查小便的结果，在血液化验中，有两次发现有汞，至于现在体内有汞多少，使汞如何迅速排出，尚未研究出来。我们对于慢性汞中毒，全都没有经验，在医学书籍上(延安现有医学者)也没有很具体很详细的说明。”

　　“至于当年王明孟庆树夫妇提出的所谓‘汞中毒’，完全是在延安整风运动进入‘抢救运动’后借机提出的，目的是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难。”丁晓平说，“其实，即便到了今天，北京也只有少数几家医院能确诊汞中毒。”

　　而王明为何两次尿中含汞？丁晓平根据材料，为我们还原了历史的轮廓。

　　王明突发心脏病住进延安中央医院后，出现扁桃腺发炎，主治医师金茂岳开出了一种名为Streptocide的磺胺类消炎药。这种药在当时延安十分罕见，也很贵重，只有中央领导和重要病号才能得到。由于王明体质问题，在服用此种药的过程中，发生了药物反应，导致肝胆出现疾病，突发卡塔尔性黄疸。

　　针对便秘和黄疸，金茂岳等医生采取了当时比较流行和稳妥的治疗方法--清泄，即服用药物甘汞。甘汞在当年是常用的泻剂。服用甘汞后，王明肝区疼痛减轻，黄疸也减少了，治疗效果不错。

　　然而，问题出在之后。就在王明身体好转时，却因白班护士停了药，而夜班护士没有停药，导致药物服用时间过长，王明因此出现了疼痛、发烧、口腔发炎等状况。

　　事件的关键点，一是从苏联进口的Streptocide磺胺类新药。实际上，金茂岳和延安其他医疗专家对此药的不良反应，还是1943年底从周恩来在重庆带回送给中央医院的医学杂志上看到的。而且，之后赶来延安为王明会诊的阿洛夫处方开的同样也是这种磺胺类药物，同样也导致王明肝胆病发作和尿血的症状。因为阿洛夫是苏联人，是斯大林派来的。唯莫斯科马首是瞻的王明不敢得罪阿洛夫，从不公开说阿洛夫用药半个不好。只是背后骂其为“二毛子”。

　　根据丁晓平对曾任王明特护的中央医院护士李坚的采访，李坚表示，“磺胺药是贵重的药，只有中央领导和重要病号才能得到。” 李坚的丈夫魏一斋患有心肌炎，在中央医院也曾吃过这种药，“吃了就尿血。”

　　事件的另一关键点，是白、夜班护士关于停用甘汞没有交接好。在此后金茂岳写给康生转中央各首长的亲笔信中可以看到，金茂岳对没有给“首长”看好病，心怀内疚。“我再诚恳地向党坦白地讲，我没有一点意思用药毒害我亲爱的王明同志，也没有受任何人的指示（使）、利诱、威胁等，及利用红十字会来害王明同志，这完全是因药发生的副作用，肝炎而又用其他药来治发生中毒现象……”

　　“当年对于王明身份地位的变化，以及对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一直限于中央政治局高层领导范围内，当时在延安是属于党内机密。也就是说，在金茂岳给王明治疗时，在金茂岳眼里，王明是中共中央的高级领导人，他要负好责任看好病，根本不知道王明路线受到党内批判。”丁晓平说。

　　而且，根据郁彬老人的说法，金茂岳开出的甘汞剂量也是正常的，“并没有超过日服最大剂量。”

　　但王明却咬定有人给他“下毒”。一起医疗事故被扩大为政治事件。

　　志同，道不合

　　关于王明这个人该如何看待？

　　根据一系列走访，丁晓平发现，众人眼中的王明，“其实生活中挺随和的，工作也很认真”。在丁晓平看来，王明虽然犯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错误，但人非常聪明，对中国革命也有一定的贡献，毛泽东对王明也是非常尊重的。

　　但在众人眼里，王明的妻子孟庆树却有些刁蛮。“王明住院时，所有医生、护士都觉得她表现不好，常常发牢骚，与王明吵嘴。”

　　而中央对王明生病，是非常重视的。在傅连暲和石昌杰1943年11月11日的《关于王明同志住院的经过情形的报告》中可以看到，当时王明住院的条件和规格非常高，医护人员都是精兵强将，在生活上也是“需要什么买什么，一切费用都是实报实销”。

　　1943年9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还给重庆的董必武发电报说：“如有此机会，你可顺带交涉王明、王稼祥等大小7人乘这次苏联来延飞机去苏治病。此间亦经过联络参谋向国民党交涉，如得许可，苏机当可照办。”但丁晓平在“调查”中有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发现，王明的夫人孟庆树却坚决反对王明到苏联或重庆治疗。

　　其实在“汞中毒事件”后，恢复工作的王明曾一度心情还算愉悦。在山西参与土地改革时，王明更是一改延安的忧郁和落寞，提出了一些好的意见被中央采纳。1948年春节，王明还激情洋溢地创作了《土改新年歌》：“参军参战（一齐）打倒美蒋阎／打倒美蒋阎／大家永过太平年／哎咳哎咳土地改革呀／大家永过太平年！……”

　　只是不久后，王明又病了。在《中共五十年》中，王明将1948年6月他在朱豪医院（中央医院迁到河北后对外的名称）住院期间发生的一次灌肠医疗事故，解读为另外一起“中毒事件”，再次指责毛泽东“采取措施企图加速我的死亡”。对此，丁晓平利用郭德宏提供的王明夫妇保存的这方面史料，完整地对这次所谓的“中毒事件”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还原了历史真相。

　　“王明写作《中共五十年》也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当时中苏两国两党关系紧张，王明寄人篱下，他在莫斯科写的文章显然带有严重的错误倾向。而中国革命的胜利已经证明毛泽东的正确和伟大，这就是历史，任何人也无法否认。”

　　在丁晓平看来，“历史不是温度计，历史应该是火种，研究历史旨在引导人们思考历史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从而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吸取前进的力量。”--这也是丁晓平写作“王明中毒事件”的原因：从微观视角透视了“中毒事件”的经过，从中观视角考察王明的一生，从宏观视角俯瞰中共第三次批判“左”倾路线斗争及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过程。

　　在写作时，丁晓平还提出了毛泽东和王明的关系是“志同，道不合”。

　　道不合，不为谋。

　　“王明和毛泽东的矛盾不是个人矛盾，更不是敌我矛盾，他们之间的争论是原则之争。就像王明主张为了斗争以广泛的合作达到团结，而毛泽东则主张通过斗争以有限的合作达到团结。”丁晓平说，“通俗地讲，当年在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上，王明是用错误的方法去做一件正确的事情，而毛泽东是用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情。”

　　而王明的悲剧则是：有过是一过；不肯认过，又是一过。

　　最终，王明遗恨异国他乡。而王明的一生，在他9岁时与人对的一副对联似乎就已做出注脚，正是：“山海关虎啸龙吟，漫道风云难际会；子午谷乌飞兔走，须知日月易蹉跎。”

　　文/《小康》记者 罗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