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版4万亿刺激计划

　　贵州3万亿元投资旅游产业，长沙8000亿元发力重大项目，重庆1.5万亿元建设产业园，山西2万亿引进投资项目……各种地方版振兴计划正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各地展开。

　　在“稳增长”口号的推动下，发改委及相关部委也加快了项目审批的速度，一些原本搁置的传统项目也提上议程。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12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表示，到7月底国家财政还有一万亿元的余额，历年结余还有1000多亿元的稳定调解资金，万亿财政将适时预调微调以推动经济稳定增长。

　　有分析称，决策层的表述暗示了重新祭出财政刺激计划的底线。如果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跌破既定目标，新一轮“4万亿”也许不可避免。

　　不过，值得警醒的是，上一轮刺激政策的负面效果尚未消失，如今全社会正处于“去产能”阶段，再次出台大规模刺激计划是否合适？中国经济长期依赖投资驱动，经济结构调整已成共识，新版刺激计划是否会葬送“调结构”成果？即便出台刺激政策，在消费低迷、外部环境恶劣的情况下，能否真正将中国经济拉回正轨？

　　这一次和上一次

　　纵观已出台的相关政策，一些地方仍以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为主，这不可避免地引发人们对新一轮刺激计划的忧虑。

　　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近期表示，上一轮经济刺激计划的负面效果正在逐渐显露，包括产能过剩、通货膨胀、企业库存高企、资产泡沫上升、地方债务问题等。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亦对《英才》记者指出，中国经济的问题是投资率过高，如果再次启动投资刺激政策无异于饮鸩止渴。新的基建等投资项目虽然可以拉动钢铁、水泥等行业需求，但是这种需求并非真正的市场需求。过剩产能与超前投资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打吗啡”的方式必然不可持续。

　　数据显示，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占比GDP已超过50%。从经济转型角度讲，过度依赖投资也形成了掣肘因素。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就表示，地方投资竞赛不利经济转型。中西部地区投资效率低下，高投资又使这些地方政府负债率和当地银行不良资产率上升，降低了未来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其投资效益大大低于东部地区。

　　但也有分析认为，不能完全抹杀地方版振兴计划的积极意义。

　　“这一次和上一次的‘4万亿’不同。上次是由中央政府审批项目、制订计划，地方政府去落实。而这次中央选择放权，发挥地方政府的能动性，根据自身情况制订和落实具体计划。相比之下，这次在效率上有进步性。”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孙立坚对《英才》记者说。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也表示，对地方版投资计划不能全盘否定。经济落后的省市经济发展之所以缓慢，最大的问题是基础条件落后，无论是公路、铁路还是城市基础设施。如果加大对中部地区、西南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为未来经济持续增长奠定基础，这将是扩大内需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对于地方版“4万亿”投资，不能简单、轻率地否定或肯定，而是要针对各省市不同的情况做不同的分析。

　　“我们既要看到地方政府盲目扩大投资的冲动以及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基础设施投资将是中西部经济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新起点。”易宪容说。

　　有口号，无口粮？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刺激政策面临的首要难题是钱从哪儿来。

　　以贵州省为例，2011年全省财政收入约为1300亿元，想拿出3万亿投资旅游业，应该难度不小。从债务成本看，即使在可以享受零息贷款的情况下，贵州3万亿刺激计划将导致其债务余额两年内新增9000亿，相当于该省GDP的1.8倍；而长沙市8000亿的刺激计划，将导致其债务余额两年内上升2500亿左右，相当于该市GDP的50%。

　　可以预见，地方政府大规模投资将受到融资能力的制约。即使是在2008年底的“4万亿”投资之中，政府财政直接投入的资金也非常有限，大部分资金仍然主要通过银行信贷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有分析称，如果再次出现大规模的融资计划，必要条件是银行信贷、债券融资等各种形式的配套资金供给，但至今中央也未明确提出要放松货币政策。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向《英才》记者分析，地方版振兴计划属于“口惠而实不至”，“没有重复2008的可能性。2008年首先是中央政府放松了贷款，投入了资金，而这一次只是给一个许可，没有实际的支持。直到现在为止，货币还没放松，只是放松了项目审批。虽然中央财政有一万亿元盈余，但还要考虑社保、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开支，因此这么大的投资计划根本实现不了。”

　　“地方政府的投资计划更多是一种计划，有些分好几年来完成，因此具体能否实施还有待观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卢锋对《英才》记者表示，某种程度上，这是常规性的计划，“地方政府平时也在招商引资，投资产业园，投资旅游产业等。只不过在经济下行情况下，地方政府希望借此以振经济，谋求更大的投资。”

　　主导与引导

　　中央的表述从年初以“调结构”为主，到如今将“稳增长”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显现出对经济下滑的忧虑。至于如何稳增长，地方政府显然选择了见效快、药力猛的配方。遗憾的是，调结构的迹象尚未显现。

　　那么，“调结构”与“稳增长”天然对立吗？两者能否有效结合？

　　逻辑上讲，“稳增长”和“调结构”形成了制约，但二者并非绝对对立。卢锋表示，政策不可能面面俱到，一旦出台大规模刺激计划，“调结构”显然会受到影响。要实现“稳增长”，首先还是需要给企业减税，政府掌控的资源过度，会对其它经济主体造成挤压。另外，对民营企业的政策要有持续性，不能朝令夕改。

　　“认为‘调结构’与‘稳增长’对立的观点是错误的。”袁钢明说，“调结构”是要减少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提高消费比重。而一些政府部门却认为，“调结构”就是增加高新技术战略产业的比重，而这些产业都是大央企、国企主导的，越是增加对这些产业的投入，结构越恶化。消费产业普遍是以民营企业为主，因此应该大力扶持民营经济，同时要提高居民收入。

　　“政府部门还是应该少干预市场，应以引导为主，给企业减税，建立公平竞争环境。真正发挥企业特别是民营资本的作用，才会让经济有可持续发展的活力。”孙立坚说。

　　文｜本刊记者 谢泽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