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弗里德曼的中国建议

　　一拖再拖，美国人还是推出了QE3。

　　不顾美元是事实上的世界货币这个问题，印刷美钞在美国人看来只是他们的内政问题。然而，打着自己小算盘的美国人似乎忘记了那句俗语：“出来混总要还的”。总有一天，放出笼的猛虎会反咬主人一口。

　　那么，什么是出笼的猛虎？通胀猛于虎！听听几十年前大师的警告吧。

　　米尔顿·弗里德曼，这位身高一米六的美籍俄裔犹太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个所有人笃信政府干预可以摆平一切的时代，四处奔走、随时辩论、拉拢信徒。他声称：扩张性财政政策长期看是无效的，不但无效，而且迟早会导致通胀。控制好货币供给才能防止通胀。而政府减少管制，市场经济才能避免低效率……那时候，大家觉得他是个疯子，因为谁也不愿重温“大萧条”的恐怖记忆。但是，弗里德曼依旧固执己见。

　　直到上世纪70年代，恐怖的滞涨预言应验了。1976年，这个打不倒的小个子咸鱼翻身，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弗里德曼的中国建议

　　进入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陷入了滞涨局面：一方面是经济停滞，另一方面是严重的通货膨胀，当时美国的失业率和通胀率都在10%左右，甚至一度更高。

　　凯恩斯主义者懵了。因为按照凯恩斯的分析，失业和通胀不可能同时存在，但现实不容置疑，滞涨就摆在眼前。最后凯恩斯学派找到了一个原因，即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他们认为是成本提高推进了通货膨胀，并抑制了经济增长。

　　弗里德曼则认为，这次滞涨完全是凯恩斯主义推崇的国家干预的恶果，石油危机只是次要因素。学者梁小民重申弗里德曼的观点：“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刺激经济的政策，导致了之后70年代的滞涨。”

　　根据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无论何时何地，通货膨胀都是由于货币量的增加导致的。“他认为，通胀情况下，价格信号是混乱的，大家对未来的预期是不确定的，不敢借钱不敢投资，所以市场经济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经济增长当然会受到影响。因此，控制通胀是要让市场经济重新发挥作用。”在《英才》记者面前，梁小民用弗里德曼的理论，分析了通胀和经济停滞两种“病症”的发病机理。

　　显然，不稳定的高通胀恰恰是经济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弗里德曼提出，要解决滞涨，首先要减少货币量，把通货膨胀消除，然后再依靠市场机制，经济就可以恢复活力。

　　终于，弗里德曼获得了世界的认可，1976年，他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与此同时，西方主要国家开始实行弗里德曼的货币政策。撒切尔夫人在英国、里根在美国提出“货币主义实验”，之后又推动包括减少管制、削减福利、削减税收等市场化改革。这轮改革浪潮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美国的通货膨胀在短期内从9%左右降到约4%。随后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开始重新超越日本。

　　为了宣扬自己的货币政策和自由市场经济理念，弗里德曼也曾像孔子一样周游列国。其中1962-1963年，他曾经游历欧洲、前苏联，经希腊、土耳其进入以色列，又飞往印度，取道东南亚到达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日本，最终经夏威夷回到美国。所到之处，弗里德曼认真研究当地货币与经济运行，提出对策、宣扬主张，虽然礼遇不同，偶尔“累累若丧家之犬”，他仍矢志不渝。

　　1988年9月是弗里德曼对华访问中最重要的一次。当时正是中国经济严重通胀的前夕，他对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提出了一些自己的建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对此次会见记忆深刻。他向《英才》回忆到：“他讲了几点：第一，一定要放开价格。全面管制是不行的，部分管制即双轨制是会滋生腐败的。而且要快，不能一刀一刀切尾巴；第二，要控制通胀，但不能靠管制价格，而是要控制货币。不要怕价格改革。只要把货币管住，价格改革就不会引起通胀；第三，要私有化加竞争。私有化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市场竞争。”

　　显然，吴敬琏回忆中弗里德曼的建议和当时国内的普遍看法不太一样。“为什么会爆发1988年的通胀？有人认为是因为投机，而他认为就一条，票子发多了。当时中国的主流观点是票子要多发，但是物价又不让涨。现在是不是还有人这么看呀？大上项目不就是发票子吗？同时还要控制价格。当时国内给他介绍1987、1988年国企承包多么成功，他并不认为这种形式会很成功，因为如果只有私有化而没有竞争，那会很糟糕，比如印度。”这时，中国各地已经开始发生抢购，于是有关部门暂停了价格闯关。

　　QE3的中国影响

　　次贷危机以来，美国实行了一轮轮的宽松货币政策，包括新推出的QE3。梁小民认为，“伯南克和格林斯潘的思路基本是一致的，还是在实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而吴敬琏则站在了弗里德曼的角度推想：“短期的货币扩张政策弗里德曼可能是会同意的，但这么来回地弄，恐怕他不会同意。因为美国经济微观层面已经在恢复，现在的问题是宏观。”

　　当然，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通过印钞票的方法，压低国库券的回报率，这样就可以减轻自己的债务负担。这是以牺牲债权人利益为代价的一种政策，而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外国债权人。如果美国发生严重通货膨胀，中国就把老本都赔进去了。现在美国通胀率还不高，但是最终会不会发生严重通胀？美联储能通过什么办法把自次贷危机以来释放的天量流动性抽回、而不让通胀发生？已经有相当一部分美国经济学家对未来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可能性表示了担忧。”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向《英才》表述了自己的忧虑。

　　众所周知，美国自己不一定太担忧本国通胀的发生。因为美元是世界货币，美国正想向其他经济体输出通胀，压低美元汇率，从而缓解自身的债务负担，并且刺激出口。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也承认：“这从某种程度上是对债务人过去过剩借款的奖励，但是经济不是道德剧”，并公开主张想办法减少债务的实际价值。

　　鉴于此，余永定特别通过《英才》公开建议，“要注意德国的立场，因为德国反映了债权人的立场，德国在这方面的经验也非常丰富”。

　　那么中国经济会受到QE3的什么影响呢？梁小民的看法较为乐观：“因为人民币不能完全自由兑换和流动，这就使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筑起了一道防火墙，外边的事情不一定会影响到咱们。当然，中国持有的美元外汇储备会面临贬值的危险。”余永定则认为，如果确实有“一道防火墙”，中国国内经济和金融的稳定的确可以不受QE和欧洲危机的太大影响。但是，如果我们现在的政策是“加速”拆除这道防火墙，问题就大不一样了。

　　“我倒认为中国的问题，根源还是在国内，我们不能把全部问题推给国外。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低环保、低工资的模式必须改变。”梁小民说，毕竟西方当年通胀的重要背景就是长期的扩张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所以，如果“卡脖子”的问题没有解决，只是加大财政支出、多发货币，最终就可能出现滞涨。“解决的办法很简单，第一控制货币，第二市场化改革，就是要更多的经济主体依靠市场。”

　　“最好建议政府部门，多研究过去的教训，包括中国的。弗里德曼当年来中国，明确说了意见。这些意见对于当下还是合适的。”吴敬琏对《英才》记者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应该从大师那里学到一些东西。因为1987、1988年的事情证明了弗里德曼说的完全是对的。”

　　探寻大萧条真相

　　100年前的1912年7月，弗里德曼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一个生活清贫的家庭。16岁时，弗里德曼进入了罗杰斯大学。

　　就学期间，为了生存，弗里德曼做过各种工作。他做过餐厅服务生，报酬是一顿免费午餐；他还到高中办辅导班，一个夏天能赚到惊人的450美元，直到那所高中的副校长抢走了生意。也许是这些经历使然，此后多年，弗里德曼坚信“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认为政府保障会减损个人自由，多元竞争秩序更为他一再强调。

　　大学期间爆发的“大萧条”最终使弗里德曼转向了经济学研究。1932年，他来到兼容并包的芝加哥大学。14年后回到芝加哥大学任教，成为芝加哥学派的中兴名将。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弗里德曼的思想体系逐渐成熟。

　　当然，那时还不是他的时代。

　　二战以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纷纷采用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主张用政府的财政政策以及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应该说这个政策在当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因为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是一个经济繁荣的时代。”梁小民向《英才》记者如此评价。

　　弗里德曼却已经敏锐地觉察到危险的来临，并提出了自己的货币理论。他反对凯恩斯重视财政政策、轻视货币政策，认为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最终会引起经济增长放缓和通货膨胀。弗里德曼通过系统梳理美国货币史发现，正是货币供给骤减导致了“大萧条”，所以他主张政府应该抛弃财政政策，只控制货币就好，具体做法就是货币供给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保持一致，除此之外政府不需要任何干预。

　　在那之前，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都是紧盯利息率，利率高就多发货币，利率低就少发货币。弗里德曼认为，这种权变性的反向操作会带来更大的不稳定，倒不如以静制动。显然这种政策主张的背后是反对政府不当干预自由市场的经济取向。

　　对于弗里德曼的学术属性，吴敬琏给《英才》记者画了一道线。他认为弗里德曼与反对政府任何干预的奥地利学派还有一定距离，属于中间偏右，“对他来说，在短期采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还是可以的。”

　　但弗里德曼对货币的极度推崇甚至彻底否定财政政策，就有些走过了头。当年“大萧条”的发生可能有多个原因，货币问题显然不是唯一根源，就像经济发展遇到了结构性瓶颈，比如基础设施建设不足，这时一定的公共投资显然可以刺激经济发展。吴敬琏列举了学界对大萧条的四种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凯恩斯主义的，货币主义——就是弗里德曼的，奥地利学派的。这四种观点延伸到现在也是一样。”

　　余永定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在长期，货币数量公式还是站得住脚的。但他对《英才》记者特别强调，由于现代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自由化、一体化和国际化，在基础货币量和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量和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等变量之间的关系，比弗里德曼时期要复杂的多。

　　而在梁小民看来，弗里德曼的观点其实是一种宣传策略，“他只顾一点，没有讲其他，因为他需要的是突出这一点。比如他强调市场化，但要不要政府加强对经济的适当干预呢？其实也是需要的。但是现在，更主要的问题是市场化的问题。”

　　无论如何，弗里德曼当年的大声疾呼显得那么曲高和寡，时至今日听进去的人也有限。

　　文|本刊记者 赵福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