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制造总局仿制末路

　　钓鱼岛争端日前再起，航空母舰的“入伍”不仅振奋国人之心，更增加了中国海军的实力。军事对抗中彰显出科学技术的重要性。

　　其实，早在一个多世纪之前的洋务运动，技术就曾经主导过一家著名企业的命运。通过对世界先进技术的追求，江南制造总局兴盛一时，但同样是因为对技术追求的偏执，导致这家军工企业陷入了高成本的误区。

　　更重要的是，江南制造总局大力仿制西方技术的前车之鉴，正是今天很多中国企业正在经历的道路。

　　强大的仿制能力

　　林则徐充军伊犁途中曾致信朋友：“中国没有洋枪洋炮，就是岳飞、韩信在世，也打不过英国。”

　　近20年后，英法联军直捣京师，曾国藩等地方督抚也受到了没有先进武器的刺激。不久，清廷下令军队更换武器。

　　1863年，海归容闳初识曾国藩，他提议在安庆内军械所和上海洋炮局的基础上，建设拥有“制造机器之机器”的母厂。曾国藩对这一提议甚为赏识，仅凭君子之诺即拨银6.8万两，派容闳赴美购买机器。而对于技术渴求的李鸿章，甚至建议“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

　　两年后，李鸿章买下位于上海虹口的设备齐全的美商旗记铁厂，该厂的规模与技术能力足以修造轮船、枪炮等。同时，容闳也将采购的机器运抵上海。加上上海洋炮局的原有设备，中国最早最大的军工企业——江南制造总局在上海正式成立。

　　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均担任过江南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局）的督办，但李鸿章任职最长。上海江海关二成洋税为其经费，每年有30万-70万两白银不等。有此基础，经过若干年快速扩张，江南局成为拥有16家分厂，以生产机器、枪炮、船舰为主，附设翻译馆、广方言馆和工艺学堂，集军工、科研、翻译出版、人才培养为一体的大型民族企业，到19世纪90年代甚至成为东亚最先进、制造设备最齐全的工厂。

　　曾国藩颇重视船舶制造，二成洋税中有一半专门造船。1868年，中国首艘新式军舰的试航轰动了上海滩，它长18丈5尺，载重600吨，船体和锅炉均自行制造，蒸汽机则是修理洋商旧机而成。为表重视，曾国藩亲自乘坐视察，并命名为“恬吉”。第二年，“操江”号已全部实现国产化。此后，江南局几乎每年都有新船下水，1872年的“海晏”舰更长达91.4米，排水量达2800吨。

　　洋枪洋炮是江南局关注的另一个重点。当时西方新式枪炮一出现，江南局很快就可以仿制生产。美国雷明顿公司1865年推出风靡世界的雷明顿步枪后，中国每年都要大量进口。后来，江南局买进相关机器并雇洋匠4人，经过无数次试验，于1871年自行制造，枪支性能与进口货相差无几。1893年，江南局又成功仿制成功快利步枪。

　　在为仿造人员请求奖励的奏折中，李鸿章大肆表功：“日本陆军中将川上操六游历天津，试放快利枪，动色叹羡，谓彼国中村田大厂所造殊不能及，乞取两枝以为标准。”此外，江南局还曾仿造著名的乌理治炮和阿姆斯脱郎炮。1891年又炼出了中国第一炉钢，比汉阳铁厂还要早3年。

　　强国的愿望推动了清政府对新式武器的需求，江南局强大的仿制能力正好填补了这一缺口。

　　掀开锅盖

　　江南制造总局的科技成就可谓遍地开花，但存在的问题也是如影随形。其突出表现在与西方军备的技术差距和生产成本上。比如，江南局仿造出了雷明顿步枪，李鸿章却无奈地发现，仿制出的那一款在正式推出时已经是“武器中的中下之品”，并且“有走火之弊，故各营未肯领用”，最终江南局中积压达万余杆。

　　再比如，江南局成立八年后，李鸿章曾指责江南局为军舰制造的铜炮质量实在太差，“已下令多进口后门钢炮，以备急需。”张之洞更激烈批评江南局在机器不完备的情况下就敢于手工生产，不但产量极小，而且产出的大炮精密度极差。“不如马上关门，否则就是无谓地浪费金钱！”

　　造军舰最花钱，成本问题也最突出。当时中国只有军工企业在技术与产品质量上算是过得去，其他冶炼、采矿、铁路、科研等基础工业发展滞后。由于工业没有全面发展，导致江南局造军舰的图纸、技师、设备，甚至全部原料都要到地球对面购买。

　　李鸿章曾做如此记录：“进口新式150马力的轮船，只要十几万两银子，江南局制造的旧式50马力轮船，仅工本费和薪金就要30万两银子。”由于“造船不如买船”，1885-1901年江南局片帆未造。

　　真正的成本浪费不在科技，而在管理。在晚清的46年中，江南局竟换了19个总办。张之洞调查发现：“江南局积弊，在于换一总办即添用心腹三四十名，陈陈相因，有增无减。”办洋务是肥差，大家当然削尖了脑袋。结果安插进来的大多为外行。

　　外行管理内行时，对技术人员没有激励，对工匠动不动就体罚，局内培养的“大学生”工作了10年还在当生徒，大家或者磨洋工，或者偷干私活，贪污、挪用款项和索要回扣也层出不穷。

　　“保民”号是江南局制造的最大钢质兵轮，排水量为1500吨，聘请洋人主持设计。江南局工师看了图纸说：“船舵有问题，兵轮不能转弯。”总办大发脾气：“外国人设计的，还能有错？”结果试航时发现果然无法掉头，只能倒车开回去。

　　更大的成本消耗在于社会阻力。洋务运动主要在地方展开，督抚们自行设计、自创标准，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但缺乏统一规划，有限的国家资源大量消耗在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中。英国人贝思福参观了中国各大兵工厂后，认为创办者各自为政，互相拆台，借以争权夺利，“不过便各督抚之私图，于国家何益哉？”

　　可见，晚清中国不但枪炮落后西方，政治、文化同样不如。彼时的中国缺少洋枪洋炮，更缺少产生洋枪洋炮的工业基础、政治秩序、理性精神。江南制造总局制造的武器再尖端，也不过是长在纸老虎嘴上的锋利牙齿，没有什么用处。

　　1905年，江南制造总局实行局、船分离，船厂分出成为民营的“江南船坞”。此后，迎来了第一次发展小高潮，6年间造船达136艘；民国后，江南局更名为江南造船所，进入第二次业务发展高潮，并在1918年接到中国第一张海外造船订单，为美国运轮部造4艘载重量1万吨、排水量14750吨的运输舰。

　　解放之后，江南制造总局的唯一后裔——江南造船厂继续发展壮大，终于在自主研发的基础之上，摆脱了仿制发展的宿命。

　　文|本刊记者 赵福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