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张宝全：艺术家解决了企业家的难题

　　企业家是天生的

　　《小康·财智》：让艺术家和商人的身份重叠起来，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张宝全：商人很多是天生的，不是可以学出来。管理是可以学出来的。管理是一种方法，经营不是一种方法，是一种感觉或者悟性。就像我们公司做了这么多事情，当时做的时候，别人都觉得你莫名其妙，觉得你是文艺青年，纯粹是为理想在做艺术和电影。他根本就没想到，这可能是我们中国下一步很重要的产业。所以说搞艺术的人的好处，就是他天生的悟性，这种悟性就让他在感觉和决策时具有前瞻性。

　　《小康·财智》：那么在你刚开始做企业，艺术家的身份占上风时，会觉得困难吗？

　　张宝全：所以我觉得我跟别人的不同，是我一开始创业的时候压力很大，最后真的在做事情的时候会特别小心，你必须把这个事情的所有坏处都想到。我对我们高管的要求就是你必须把你的坏处都想到，想到之后你再告诉人家觉得这个事情能不能做，如果你觉得能做，那我就知道你的成功率很高。但是更多的人，他不会想到那么多坏处，会只想好处，钱还没挣到就先想着怎么花，明天我挣一千万、一个亿怎么花，他没有想到，这一千万、一个亿中间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你根本挣不到手。

　　《小康·财智》：所以这么说，有点悲观主义的情结？

　　张宝全：一个经营者往往像个悲观者，所谓悲观者就是由他的思维方式决定的。我最早自己创业，又是搞文出身，当时还没有什么商业资源，也没有很多资金，但那时候做的起点比较高。看别人做房地产挣钱，怎么炒买炒卖做房地产，那个时候只知道这个行业将来会是一个新兴行业，但是就不知道做这个行业其实是需要更高的门槛。所以当我进来的时候，自己的难处就很大。当然后来也会有很多巧合，正因为你这种人不会说大话，有点书呆子的性格，很多做房地产的银行，就会选中你这样的人。因为真的像那些忽悠的人，银行也不放心。

　　《小康·财智》：您现在看，当时银行选中您的公司合作，有哪些原因？

　　张宝全：第一，这个人很诚实。第二，我刚开公司的时候，在公司里面又是打字员又是总经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公司就我一个人。第三，他觉得你刚从部队转业出来，也有人脉资源；其次，因为以前我是搞文字创作的出身，涉及到法律、合同这些需要给政府打报告的，我做他们也比较放心。所以有钱的人，他没有一个合适的经营人，当时我没钱，当时也不知道，现在想，那时候应该是“一拍即合”，就是我们和金融机构一起做房地产，我们绑在一起。他们负责控制资金，我只负责经营。各取所需，他们觉得很好，我觉得也很好。

　　《小康·财智》：所以1993年6月，您在海南做房地产的时候，在金融调控后能够成为少数活下来的房地产企业，跟您这种性格也有关？

　　张宝全：我当时在海南，我们公司是1992年8月注册完，1993年6月就金融调控了。从公司注册完到金融调控就10个月，全国房地产都受到影响，当时海南房地产企业一个月就倒了一半，但跟我合作的金融机构没有任何损失，最后还有资产利润。所以我说部队确实很锻炼人，最主要就是，感觉是先天性的，最重要的是经营其实全落在合同上了。在合同方面，包括我们公司发展到现在没什么麻烦，这都和这个有关。所以说，契约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向小康社会转型时，今典向第三产业转型

　　《小康·财智》：布局今典，今典算是较早向第三产业转型的企业，是当时怎样的现状作出的决定？

　　张宝全：因为中国改革开放后，就经历了一个从物质消费向精神消费的转移。从物质贫困到小康，人们开始发现自己精神贫困，然后开始寻求精神的消费。现在到酒吧喝咖啡，不是说我要喝卡布其诺或者什么种类的咖啡，而是你在选择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和什么样的人喝咖啡，这才是你选择酒吧消费的根本目的。这就是中国在转型的时期，有艺术背景的商人就有优势，因为艺术就是一个更关注人、更表达人精神的东西。所以当人们从物质贫困发现精神贫困，希望开始改善自己的时候，艺术家就做这种事情，从小说的表达，到艺术的表达。所以说我们是时代的产物，假如我今天三十岁，出来创业，那就全完了。在那个时候你的这些东西就全部成了优势。

　　《小康·财智》：做度假地产的这种依据呢？

　　张宝全：像度假休闲，人们在寻求精神价值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脱离现实。脱离现实，这些产业就带来了心理生活的方式，这些方式就是第三产业，比如电影、艺术、探险，当然还有度假。当你物质贫乏的时候，你的精神生活没有位置没有空间，你只考虑你能吃饱，你要有房有车，那个时候对精神生活是忽视的，这个时候你搞个酒吧也没用。当人们真的开始有钱的时候，像今天这样，现在的人跟十几年前相比可以说很多人都很富裕，当人们摆脱物质贫困的时候，真正让自己快乐的不是钱，不是房子车子，就是那种感觉，体验经济的基础本质是感觉消费。所以你最后一切目的，不管是工作、生存、花钱，就是让自己高兴。

　　《小康·财智》：对于您来说，这种“高兴”是什么呢？

　　张宝全：最近法国修改了词典的条目，就是“奢侈”的定义，认为奢侈是你能够按照自己的喜好去支配你的时间，选择你的东西等等，他把奢侈的定义变成了这个。可是以前，奢侈不是这样的，是以物质为基础的。现在我会说，自然、自在，就是最大的奢侈。所谓自然自在，就是你能做你喜欢的事，还能保证你基本的生活。这样就是幸福的人。

　　《小康·财智》：所以小康社会的体验经济，为第三产业发展打了基础？

　　张宝全：今天当小康社会开始讲体验经济和生活方式产业的时候，其实地产产业就是生活方式的产业，新的需求带来新的生活。我们经常把文化和文化产业混淆。文化是不能产业化的。如果把文化本身产业化这叫不文化，但是文化产业一定是商业，比如绘画作品本身，是艺术，是不能产业化的。画廊是产业化的，我们经常把绘画和画廊混淆。电影本身是不能产业化的，你让导演和编剧两个人想怎么商业化，一定是错的。但是营销、合理的放映系统是电影产业化的。怎么把电影推到最大化，怎么让电影做好的广告等等，这是电影产业化的事情。

　　数字放映可以解决中国电影的所有问题

　　《小康·财智》：说到数字放映，当时您也放弃了做内容的理想，包括放弃后来那么好卖的电影《画皮》，为什么想集中精力做渠道呢？

　　张宝全：2000年我就知道只有数字放映才能解决中国电影的所有问题。电影内容是编剧导演本身的问题，电影产业化在于渠道和影院。什么时候恢复影院，电影就景气了。说到《让子弹飞》，六千块银幕，放了七亿。但中国至少六万块银幕，《让子弹飞》能放七十个亿吗？再砍掉一半三十五亿，制片商至少能拿十五亿来拍一个电影，姜文说他自己拍花了一个多亿。从这个例子看，就能看出做渠道的重要性了。

　　《小康·财智》：数字放映解决中国电影的所有问题，是您从什么时候意识到的？

　　张宝全：我说电影艺术的表达手段，跟把电影卖到最大化是没有关系的。能否卖到最大化，还是电影的消费方式。也就是1+x影院模式。以前中国影院畸形化，中小型影院全部消失，就只剩下大型影院。在一个国家的放映体系里，大型影院只占15%，中等影院占60%等，是这样的比例。中国这样的市场机制制度决定了中国不正常的电影市场。不是说我们没有好的导演，其实拍电影，只要你有钱，全世界的导演都能请来拍，不是根本的问题，是你的片子能卖多少钱。并且，要想解决盗版问题，就要恢复市场。我是做商业的，也是部队放电影的，那时候我就发现，数字放映能够解决所有中国电影的问题。

　　《小康·财智》：所以您当时投EVD，做数字放映机时，也是基于这种想法？

　　张宝全：当时差不多是十分钟拍板两亿投EVD。所以中国第一款数字放映机就是我们用EVD芯片做的，叫蒙太奇V8，是全中国第一台数字电影样机。当时我们做了5款。到去年底，数字放映覆盖80%以上，今年发行电影不可能再用胶片了，全部是数字放映机。

　　文|《小康·财智》记者晁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