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名家---本期嘉宾：彭小莲

　　彭小莲，1978年考取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从此致力于电影创作。在纽约大学电影研究院获得MFA学位后回国。2001年帮助完成日本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的最后一部纪录片《满山红柿》，该片被评为当年日本十佳纪录片。回国后，自编自导的七部故事片，在国内外获得多项奖项，其中包括上海系列《上海纪事》《假装没感觉》《美丽上海》《上海伦巴》《我坚强的小船》。《美丽上海》2004年荣获金鸡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

　　站立的灵魂

　　彭小莲

　　2008年4月24日，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先生去世了。一晃已经五年过去，可是想到这个日子的时候，一切依然就在眼前。那是2008年4月初的一天，我去医院看望贾叔叔，脚还没有跨进病房，就听见他大声地说：“小莲，你怎么没有给我带水果来啊？”顿时引得边上的人哈哈大笑。那时候我们都坚信，他是要活到100岁的呀！

　　在任何时候，贾叔叔都是要让大家快乐的人，他像一个脱口秀的演员，随便你怎么笑，他就是虎着一张没有表情的脸。笑声依稀还在，可是人怎么已经走了五年了？得到消息时，我即刻给胡风先生的孩子发了短信，晓山马上回信了。接着我又通知上海其他的胡风分子，小顾（征南）叔叔说，“啊呀，小莲，你说好上星期天是要带我去的，你就是在那里瞎忙，瞎忙什么啊……怎么怎么就……”他急得说不下去；罗飞叔叔在电话里说：“我心脏不行不行了，一会儿给你打回去！”只有何满子叔叔是冷静的，他停顿了一下，跟我说：“老贾心脏不好……”后面就没有声音了。

　　这样电话通知大家，在2008年的春天是第三次了，第一次是一月份的时候，作家耿庸叔叔去世；后来是三月的时候，湖南的诗人彭燕郊叔叔去世。胡风分子一一走了。我在2003年夏天开始拍摄采访他们，于是我成了“胡风集团”的联络人，其实只有在真实地听见他们声音的那一刻，我才发现，我仅仅是在那个瞬间，才刚刚开始了解他们。

　　记得80年代初，第一次去看望贾叔叔的时候，他在给我的赠书上题签着：贤侄小莲留念。这让我大惑不解，为什么我成了他的侄女？直到2003年，在采访他们的时候，我才体验到，无论我到全国任何一个地方，只要踏进胡风分子的家门，说“我是彭柏山的女儿。”这立刻成了我的免签护照，无往而不胜。大家热情地接待我，让我好吃好住不算，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我的摄影机前的坦率和信任！他们这些人，即使在上个世纪，那个互相都以“同志”相称的年代，依然保持着一种兄弟的关系，所以我顺理成章地成为所有“分子”的侄女。这份深沉的情感，让我感受到一份难以表述的痛苦和欣慰，因为他让我背负起一份历史的责任感。

　　第一次见到贾叔叔时，四周坐着他的学生，他是这样跟人家介绍我的：“我没有跟她父亲说过话，只听过他作报告。他是当官的，我们这样的一介小民，就坐在下面老老实实地听。不过，她父亲还不错，还是一个读书人。”我突然想到，贾叔叔跟我说的，当初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先生对他的评论：“贾植芳这样的性格是不能当干部的，他上午当了，下午就得下来，还得挨批。”贾叔叔是对这样一个评论颇为满意的！所以，我知道“当官”在他的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学生们听他说话，都是一脸的严肃，沉默。可是，我知道贾叔叔可是给了我多大的面子，他给父亲做的补充语“读书人”，算是对他很高的评价了。我哈哈大笑！贾叔叔也领会了我的笑声，朝我眨了眨眼睛，又说，“我在日本当流亡学生的时候，在书店看见你父亲的小说翻成的日文，鲁迅先生给他写的序。”

　　其实，不是鲁迅先生写的，当时先生卧病在床，是他口述，由胡风先生执笔完成的。除了胡风先生，我父亲和大部分“分子”都不认识，他们互相之间也都没有什么交往。这是一群很奇怪的朋友，他们都是在给胡风先生的杂志投稿，围绕着胡风先生交往着，这是作者和编者的关系。一直到文革结束以后，这群因为戴着“胡风集团反革命分子”帽子的人，都很想看看，怎么被打进一个共同的集团里了？这集团里的都是些什么人，用何满子叔叔的话说：“一看，啊呀，真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后来，他们自觉地“集团”在一起，这让他们的晚年比任何老人都少了一份寂寞。

　　现在，回想这些事情，年轻的一代几乎不能相信，所有的罪行和证据，竟然是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舒芜交出他与胡风的多年通信，这构成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同时加上舒芜本人断章取义地做了上纲上线的分析，于是附有另一篇《人民日报》编者按语的评论，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就在全国展开了。胡风先生信中涉及到的诗人和作家，后来都成了“反革命分子”。当时，谁都不知道编者按语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撰写的，但是按语中的“雷霆万钧之势，绝不可等闲视之”的气氛，已经笼罩了整个国家。1955年6月至7月一月之间，《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作为单行本的小册子，仅仅在上海就印刷达八次之多，数量为60万册。官方正式文件公布的数据是：1955年5月之中，92人被正式逮捕，以后63人被隔离监禁，73人停职审查；2100多人被影响受株连。可是，在2012年11月召开的胡风先生110周年诞辰的纪念会上，一份学术报告出具了另外一个数据，真正受株连人数为140万人。在我六年不断的采访、调查和拍摄中，我更加能接受的是后面的这个数字。

　　直到1965年，这个案子才被送上法庭。这时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都已经被关押了十年之久。但是最后只有三个人正式判刑：胡风先生14年，诗人阿垅12年，贾植芳叔叔12年。其他“分子”被免予起诉。我们认真审视这个事件的时候，荒诞出现了。原来他们不是在一个等同的对话条件下论争事实，陷害是一上来就被确定的，这完全是超越了法律之外的认定。有意思的是，这样违反法律的事情，却又用法律的形式来解决。正式开庭，依然出示证人，而证人的供词是被事先审查过，并且指定证人必须背诵证词。阿垅先生在天津出庭的时候，如临大敌，警察全部出动，因为阿垅先生坚持自己无罪，坚持认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是人为的，是捏造的。胡风先生双手拢在自己的袖子里，站在北京最高人民法院的被告席中，他还想保持一份人的尊严，因为他不愿意让人看见，他戴着手铐！面对着荒诞，贾叔叔竟然用黑色幽默，用自己的生命面对它，开了一个玩笑。

　　1955年5月15日被抓进去的第一天，上海高教局长兼党委书记就找贾叔叔谈话，问他看了前天的《人民日报》上的编者按语没有。贾叔叔也是一脸认真地回答：“看了！”

　　继而，语音和态度就变了：“看明白你们是什么性质的案子了吗？你是怎么想的？”

　　“看不懂！字，全部认识，但意思我不懂。”

　　局长思考了一下就拿起报纸，一字一句非常严肃地把《按语》从头至尾对着贾叔叔念了一遍。然后贾叔叔依然回答道：“让你这一念，我就更加似懂非懂了！”

　　这还了得？！“贾植芳，你必须老实交代与胡风的反革命行为！你是如何参与并且一起炮制了《三十万言》的反动言论！”

　　没有想到，局长的强硬态度彻底把贾叔叔激怒了，他同样大声地告诉局长：“胡风对文艺有自己的看法，向中央提意见，手续是合法的。他又没有向社会撒传单。”话刚落音，手铐就套上了。

　　这个当初在复旦最受欢迎的教授，这个学问深厚，第一个在复旦开设“现代文学作品课程”的教授，这个每次捧着一大摞英文和日文资料，一边翻译一边给学生讲授的贾叔叔顿时成了阶下囚。

　　最后他用插科打诨的方式向我描述被拉出去判刑的那一天：“1965年的一天，他们在叫1783号……原来上午那个老法警来了，他跟我说：就是你，你还不结案啊？你不懂规矩，你上去。我后来到了车子上，他们问我，你吃过饭了吗？我说我没吃，他说那我给你拿一碗饭。青菜一碗，还有一个豆腐干，一个米饭，我把它都吃了，他问我吃饱了吗？我说没有，没有再拿一份。他说要吃饱。只有死刑犯才让你吃饱，我想死都要死了，那就吃他个饱，不要做个饿死鬼。后来他说你在这里等一下，不到两点钟，来了两个青年干警。他们说，走，走。他们把我送到一个武警大厅，一到里面，已经坐满人了。里面一个审判长说，把这个老反革命贾植芳带上来……电视里照相的都来了。

　　“胡风应该是1965年11月26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14年，他们跟我说：‘罪犯服法……’我听成‘伏法’，把胡风听成枪毙了。因为过去说伏法……就是杀头的意思。所以，我以为是枪毙，我想怪不得不枪毙我，把胡风给枪毙了。我想胡风都枪毙了，我不要听了。我想多少年了，搞了这么一个结果。于是随便他们讲，然后他们问我，上诉不上诉？我说不上诉！判决书要我签名，我看都不看，就签了。他妈的这个混蛋，我们过去为了追求共产党，监狱进进出出，饿肚子。后来宣判完了，就把手铐给我戴上。我感到蛮光荣。”

　　“为什么感到光荣？”

　　“我不是舒芜，我不做那些下流事情。我没有背叛朋友。三年灾害期间，我腿肿得不得了，那会就把我带到提篮桥监狱，把我带到病号间，现在我不用麻烦人家了，我多少年跟共产党的关系到这里结束了。蛮光荣。”

　　当这个吃饱了不做饿死鬼的贾叔叔，在面对死刑的可能时，他的坦然和幽默，实在让我笑不出来。可是他就是这样一路走了过来。记得2003年的春节，我去给他拜年，正赶上“分子”何满子叔叔夫妇，小顾（征南）叔叔都在那里。一进门，贾叔叔就说：“你最近拍的电视剧，我看了，看了。不错。”我一下就笑了，我知道他又是在那里用胡说八道来引话题，我什么时候拍过电视剧啊。他说：“怎么不拍拍你爸爸的事情，这不比什么故事都好看吗？”“没有你这样的人物在里面，还有什么会好看的？”“那就把我和这些‘分子’都拍出来啊。”于是，边上的“分子”都开心地大笑起来。

　　可是我却笑不出来了。我知道，贾叔叔的幽默里面总是含着太多的思考，他不是随便说出这样的话的！夏天的时候，我动手了，我和朋友魏时煜一起把摄像机对准了他们。但是在对准贾叔叔的时候，总是因为同期录音，我不敢笑出声音，我只有停下拍摄，让笑声爆发出来。贾叔叔还是举着那支烟，吸一口，依然继续往下说。我只好大叫着：“等等，机器还没开呢，让我笑完。”周围的工作人员笑得比我还要放肆。在那里，似乎比在自己家更自由，因为贾叔叔的个性，把所有的约束都打碎了。

　　“我嫂子去世了，她是李大钊的女儿。那时候，文革刚结束，我的问题还没有最后解决。我到北京开比较文学会议，去见我哥哥，他说要去买骨灰盒，我说就买一个最贵的。工作人员来汇报，说是，最贵的是120块钱，那是部级干部才能买，李星华同志是个处级干部，只能买80块钱的。我哥哥心里很难过，说‘就买80块钱的吧。’我跟我哥哥讲，我死了，3块钱都不要。我哥哥马上脸就板起来了，‘你改造了20多年，头上还戴着帽子，讲话这么随便。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北京！’这个中国，活着有等级，死了都有等级。我跟我哥哥讲，我的身份三块钱都花不了。我就不要到北京了。”

　　贾叔叔又吸了口烟，稍微变得严肃一点：“斯大林也好，希特勒也好，你不听话，我就把你杀掉。毛泽东年代是搞群众专政，叫你自己寂寞自己，寂寞得叫你受不了，就自杀吧，就说你是畏罪自杀。所以我就不自杀，自杀洗不干净，还留个名，他说你畏罪自杀。不然他挽救你，你拒绝就是畏罪自杀。所以不能死。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天天脖子上套着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贾植芳’。小孩子围上来问我，人家牌子上都只写一个名字，你上面怎么写了两个人的名字？我说，他是我朋友就一起写上去了。大家一出校门，都把牌子摘下来，他们带着包包去学校，就是那种人造革做的公文包一样，他们摘下牌子就放在包里拎回家。我从来不带包，提在手里也重，我就挂着牌子往宿舍走。工宣队说，‘贾植芳，你还挂出瘾来了！’‘你们给我挂的呀。’‘拿掉了！’其实，是后来上面说不要挂了，影响不好。我也不知道这又影响谁了。”

　　于是，他继续说他的笑话：“刑满释放，我回复旦监督劳改。每天回家我绕校园一大圈走出去。我绕过毛主席老人家的雕像。现在这个雕像还在，你可以拍拍。他很高大……”

　　突然，贾叔叔嚯地一下站起来了。“我绕着走啊，他一只手臂高举着，指引着前方，可是我发现他另一只手背在身后，手上拿着一顶帽子，我戴了一顶够了，不能再戴一顶了。”说完，他把背在身后的手，敏捷地在你眼前一晃。天哪，我怎么就没有看见过比他更生动的演员啊？

　　20多年过去了，从我踏进贾叔叔的小屋那天起，他就再也没有搬迁过。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水泥的宿舍单元楼，几乎所有的“分子”都是这么生活着。不论他们的著作在书架上排了多少，不论他们得到多少这个那个国内和世界的文学奖，不论他们在国外留学以后，建树了多深的学问，他们的生活依然是简单、朴素和淡泊的，没有一件值钱的家具和摆设，贴墙是一大排书橱，里面塞满书籍。最明显的是，所有胡风分子的书橱里，都陈列着一套鲁迅全集。贾叔叔把我的书《他们的岁月》也放在显著的位置上，那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我写了那个时代，写了他们的故事，写了一本他认可的真实的书。

　　有一个教授离开上海调往北京的时候，他说，即使在上海的大学里，大家见面不是谈股票和买房子，就是谈自家的孩子，没有什么学术气氛，不像北京。真的很遗憾，上海给人就是这样的印象。但是，我是幸运的，因为父亲的朋友，因为这些“分子”给了我一份珍贵的馈赠，那就是他们的追求，他们的精神境界。他们都生活得很清苦，他们除了做学问、谈政治，还是在那里做学问、谈政治，这彻底影响了我的后半生。

　　我有很长很长的时间，不愿意说我在谈政治。可是，当你去思考这些“分子”的命运的时候，政治就在那里，他像一件湿透的衣服，贴在身上。你一次一次想脱掉他，可是就脱不下来，如果脱下来了，会变得赤身裸体。你不得不站在一个炎热的光照下面，面对着他，把湿透的衣服改变成原来的面目，让我重新感受到，衣服真实的质地和用途。在采访他们的时候，是被一份灼热煎熬的过程，我一次一次跟自己说，不要害怕，不要哭泣，要坚强点！我必须做一次零距离的记录，我要保持思考，我要坚守住我的理性。可是，我一边跟自己说，一边咬着嘴唇，眼泪还是往下淌，因为我看见了他们生命的消失，消失得那么无为，那么残酷；最残酷的是，他们是那么清醒/明白，却无能为力。因为，我自己的软弱，我在残酷面前更是束手无策。

　　“到了1979年，我到北京去看肖军。我头上还戴着帽子。我是去开会收集资料的。我叫那个讲师，那是学校派给我的助理到师范大学查资料去。我把他打发开，我就去找肖军了。我到肖军那里，我敲门，他那个二姑娘。就是延安那个，她妈抱着她的。可厉害了，门一开就问：‘你找谁？’我说，‘我找肖军。’她问：‘你和他什么关系？’我说，‘是朋友。’她拿出一个本子说：‘登记，登记。你登记！’她问你什么地方来的。我说，‘北京、上海。’‘什么单位？’我说，‘复旦大学。’然后，她把本子一丢，说：‘哪个地方来的都是乌龟王八蛋，来外调都没有好人。他不在，你走！你走，你走。他不在家。’我刚出去，肖军回来了。肖军跟女儿说：‘这可是个好东西啊！’我说，‘老肖，你还认识我吧？’他说，‘怎么敢忘记呢？胡风家里的那个贾植芳。’这是个喜剧场面。我说，‘你这些年日子好过吗？’他说，‘老贾，我怎么能好过呢？在延安闹过事，在东北闹过事……叫我去考古，研究古物。文物院，工资低，还给我照顾，可以到银行里去拿个一百两百的。算是生活补助，还算照顾。在雍和宫把我们揪出来。’肖军会武功，会气功，在雍和宫那些人要打他们，要他跪下，向毛主席宝像跪下，他说，‘我有气功，我要打他们，八个五个不成问题。我就顶住，就不跪下。把我家也抄了。我进了城啊，也是附庸风雅，买点古玩。家也他妈的抄了。’他说，‘你在我这里吃个便饭。’他老婆在生病，我说，‘算了吧，咱们就见见面。再见面就是开追悼会了。’我再碰到肖军，头发都白了。不久讣告就来了，向遗体告别。小莲，我们这代人，慢慢都走了。慢慢都走了。前几年，我到龙华去开个追悼会，这几年都不去了。最多送个花圈。咱们这个追悼会，还讲党籍……还有待遇。挂个照片，级别高的站在第一排，都是老头子，低个头。我说，不要低头不要哭……小莲，你记着我的话，追悼会天天在开，墙上挂的肖像也天天在变，一个一个人都死了。那个钉子不变，照片在变。钉子还是那个钉子，下回，我挂在那个地方，你站在这个地方，把你挂在那个地方，我站在这个地方。都是这样，这个地方就是平等的，每个人都要到这个地方来的。”

　　说这话的时候，还是2003年的夏天，我和魏时煜带着贾叔叔和何满子叔叔去回访提篮桥监狱。天，很热，那时候我还没意识到重新面对关押过他们的监狱，他们是什么感受。我想的是他们命运的戏剧冲突。那天气温38度，两位80多岁的老人，居然一直走在炎热的大太阳下，他们显得那么冷静，四下看着。

　　监狱的政委对我们说：“监狱里面不能拍摄，不能参观。”

　　贾叔叔问：“能看看我当年关押的地方吗？”

　　政委说：“不行！但是我可以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展览厅。”

　　贾叔叔微笑着问道：“那里有我的照片吗？”

　　政委说：“没有！”

　　“那就不看了吧！”

　　政委有点尴尬，这是在监狱啊。我这才体验到贾叔叔的幽默，体验到他个性中的力量。但是我紧张得不敢对他的幽默发出笑声。

　　我从来不知道，这些“分子”改变了我多少，我从来不知道我在对他们的采访中，学到了多少，更没有意识到，因为他们，我对痛苦有了重新的理解。当我慢慢在整理他的讲话的时候，虽然我还是那么容易哭泣，我捂着哭肿的脸，还是继续工作下去。每次出发之前，我都会做好功课。我知道，我必须下很多的努力，需要很多的沉淀，才可以扛起我的摄影机。因为，他们的生命是不允许重新再来一次的。你不敢，绝对不敢，对这么一个深刻的人，表现出你的无知。我还是那么慌慌张张地生活着，我还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可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想到贾叔叔，想到他的生存的状态，想到他作为一个人，敢于做出的选择。他的为人，一直在鼓励着我选择淡泊物质，努力学习、思考生命。

　　那是2002年的春天，我去看（王）元化叔叔，他非常感慨地跟我说：“你要去看看老贾啊，他现在退休工资只有一千多一点点，还不如一个技术工人。我托人给他送了西瓜去，听说他感动得都要流泪了。”我赶紧去找何满子叔叔，我说，我们一起去看看贾叔叔吧。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何叔叔坚决地说：“不去，我春节刚去看过他，他很好！”于是我把元化叔叔的话转述了。何叔叔更加是一脸不屑的表情。

　　“不可能！你想想，这是老贾的性格吗？什么都要流泪了，胡说八道。不去，不去！”

　　但是，我还是去了。一看，贾叔叔依然坐在他那把破藤椅里，双脚搁在另外一张条凳上，拿着一本纪德写的《从苏联归来》，他看见我走进去，只是扔下书，连姿势都没有改变，问我：“小莲，要喝水吗？不要，那就随便找个地方坐吧。”

　　“贾叔叔，你退休工资只有一千多块钱啊？”

　　他奇怪地看着我，似乎怀疑我不能是为了这样一个问题，从大老远的静安寺跑到复旦来吧。他几乎没有反应过来，我着急了，再追问他：“是吗？”

　　回答很简单：“是的。”

　　“凭什么？”

　　“因为我坐了25年牢，教龄不够，只能算一般教师退休，所以大家都是这点钱，我怎么办？”

　　我完全愣住了，他身边的学生解释说：“是贾先生自己不要的。因为他参加过12·9学生运动，解放前一直帮助共产党，坐过日本人监狱，还坐过国民党监狱。学校要给他写个申请报告，然后就会作为离休干部办理，那待遇完全是不一样的。他不要！”

　　我大声地质问贾叔叔：“为什么不要，你跟钱有什么好过不去的。”

　　这时候，我看见贾叔叔显得有点不耐烦了，显然是太多人这样问过他。他连看都不看我，这时候我这个侄女有点不像他认可的自家人了，我第一次看见，没有笑脸的贾叔叔，甚至带着一点愠怒。他管自吸着烟说：“我不是干部！我从来没有当过官，我是读书人！”

　　“读书人也要吃饭的呀！”

　　贾叔叔回答了我的话，我也是从何叔叔那里听见过：“我们不要做官。我们是读书人，我们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意味着什么？没有权，没有钱。但是，我们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思想！”

　　我没有说话，也许在别人面前，我还会摆出我的实用主义经来念一念，你管这个，先拿钱再说。但是在贾叔叔面前我不敢，我知道，他的幽默，他的插科打诨是有原则的，他的原则是最简单又是最有个性的。在他认定的原则面前，不要说钱，就是生命他都是可以付出的。他的纯粹让我看见了自己的无聊，一份被世俗腐蚀以后的无聊，无聊得那么廉价。

　　在贾叔叔去世几天以后，我看见有人写他的回忆文章说，贾先生在生活困难的时候，是靠给人家写序，得来有限的稿费维持生活的。天哪，竟然有人会这样去理解贾叔叔。是的，他生活并不富裕，可他根本不是需要这种维系。他对于自己敢于选择贫穷，骄傲得很！他的书在香港出版了，他跟出版社说，不要把稿费寄给我，全部用来买我的书吧。然后，他把所有的书都送给朋友和学生了。如果你问他，人的一生中，他最不在乎的是什么？他的回答一定很简单，“最不在乎的就是物质和钱！”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跟我说：“小莲，你最近出书吗？我来给你写序。你知道我现在是干什么的？我是写‘序’专业户。”我说，“你不要那么辛苦了吧。”“我算是名人了嘛，托上来的事不好拒绝啊。”

　　这是最真实的贾叔叔。只要他能做的，他总是尽量在帮助别人。这位写序专业户，一定又是跟谁开了个玩笑，于是人家就把这当真了。听贾叔叔说话，即使听他的笑话，也要用点脑子。他说话太诙谐太幽默，因为他不是红尘里的人，他什么都看明白，什么都不在乎了。你要是用世俗的价值来评判他的话，他真的就会被你解释为“眼泪都快流出来的人了”。只有何叔叔，他们这一代人，才会从根本上理解和意识到他的价值。他的眼泪，在1955年被捕坐牢以后，只流过两次，一次是胡风先生去世，另一次是2002年的11月末，他的夫人任敏阿姨去世。满满的大厅里，涌满了几代贾叔叔的学生，大家在为师母送行！贾叔叔在学生的搀扶下走进来了，走到夫人的遗体面前时，谁都没有想到，这个八十多岁，一辈子的傲骨老人，突然不顾学生的坚持，“啪”的一下在夫人面前跪了下来，大家拉都拉不住他，老人哭了。他说：“你跟我苦了一辈子啊……”

　　我把对贾叔叔的采访提问修改了，原来里面有一个问题：你对自己成为胡风分子后悔吗？我知道，他永远不会后悔，即使在文革中间，那么多人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着胡风这个名字，但是贾叔叔还会对那些讥笑他的孩子说，胡风是我的朋友。这份黑色幽默里面，沉淀下多深的思考，也体现了多么强大的人格力量。

　　其实贾叔叔对胡风先生是有认识的，他知道胡风先生书生气太甚，政治上幼稚，容易被伤害。

　　“冯雪峰在开国前是在上海的，后来北京打个电话叫他到北京去。他回来跟我们讲，‘毛泽东同志把我叫去，问上海文化界的情况。’后来冯雪峰说，‘毛问他，”听说胡风他们有一帮人“？’冯雪峰听这个话觉得很奇怪的，就来对我们讲。我一听这话就警惕了，我想怎么把一个文学现象看成政治现象，把文学社团看成一个政治集团？所以，后来小莲啊，你不知道，后来我们这个就变成一个社团流派……我编一本现代文学的社团流派，所以他把文学上的一个社团流派看出一个政治问题。他看问题和我们不一样，他都是从政治的权术的方面看问题，不是从文化方面看问题。那时候，一直不给胡风安排工作，胡风很苦闷。我就劝他，你不要和他们争什么了。我买了一本英文版的《十日谈》，我劝胡风就翻译一点书，好好写一本鲁迅传，不要去管他们。”

　　贾叔叔的幽默原来是建立在他政治上的成熟，他的敏锐和深刻上。我只能说他是一个大智若愚的人。你完全不会想到，他那么轻松的笑声里面，积蓄了准确的观察和思考。

　　“因为我的关系，我们的学生受株连有二十几个。从前，清朝的文字狱是株连九族，现在株连十族。凡是我们认识的人，都受到株连。连我夫人任敏的哥哥，是个买卖人，是做生意的，也因为和我们认识，把他抓起来，关一年审查。是株连无边。把任敏送宁夏去劳改，后来我平反了，她才平反。”

　　1989年春末，一帮胡风分子在曾卓叔叔的邀请下，到武汉去聚会了。一天晚上，不知道是谁建议，应该让他们的爱情再辉煌一次。因为，在任何政治运动中，只有整治胡风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中，几乎所有“分子”的夫人，都和自己的丈夫一起承受下苦难，没有提出离婚的。于是，他们说应该好好地吻一下自己的夫人。当时，是一个游戏，大家是有针对性的。没有想到，贾叔叔第一个站起来说：“那就要论资排辈一下，我在这里年纪最大，所以应该由我开始！”说完，他朝夫人任敏走去，这可把任敏阿姨吓住了，她满脸通红，一直烧到脖子里，掉头就跑，可是贾叔叔紧追不舍，整个屋子已经笑得掀开了屋顶，贾叔叔像个小顽童一样，怎么也不罢休。两个人在屋子里追来躲去，太搞笑了。但是，任敏阿姨最后真的生气了，贾叔叔这才摇着头对大家说：“算了，放弃了。改造还不够彻底，你看，一脑门子的封建思想！”

　　贾叔叔的故事，从东讲，可以说他是一个知识渊博的教授；从西讲，他又可以是中国版的《二十二条军规》的作者；但是就是他，我们还要从北、从南都来讲。只是，讲不清楚。只有让他自己讲了。

　　“跟我一起劳改的有一个右派，叫潘世慈，从前圣约翰大学的一个校长，他老婆是美国长大不懂得中文，只懂英文，家里很有钱。他和我一块劳改。下午啊，革命群众有紧急通知，我们两个是不准开会的，我们两个在地下室写思想汇报。我跟潘先生讲，你写我打扫卫生，我把那个围裙穿上，拿个畚箕，拿个扫把，我把楼上楼下都打扫了。预备去倒垃圾，路过历史系，唉，外面喇叭响了，奏哀乐，我说哀乐一奏就是大人物了，我就站在那里，一个手拿着畚箕，一手拿扫把站在那里，这时候就听到一个中年男子非常沉痛的声音在说，中国中央委员会沉痛地宣告，我们伟大的领袖敬爱的导师离开我们了。我一听，噢毛泽东死了，我把垃圾也倒了。我回去的时候，楼上传达完了，有的人就在那里哭。潘先生还在那里写，我是一个洋奴，是一个买办，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我说潘先生不要写了，红太阳落下去了。毛泽东翘辫子了。

　　“我跟你讲啊，我是苦大仇深的老贫农，25年啊，先坐牢11年，劳改13年。我中年就是在牢监里，我抓进去的时候38岁，我平反的时候60多岁。中年就没有了，不是监狱就是劳改。毛主席万岁！”

　　说着，贾叔叔高呼着口号，学着文革时候的样子，猛地站立起来。几乎是同时，我们拍摄的人都肆无忌惮地大笑起来，再也顾不得那个同期录音了。

　　有的时候，当我还在思考他讲话的时候，他会冷不丁地冒出一句话：“小莲，你在外面不是认识很多人吗，帮我到公安部去问问，他们抄走我翻译的《尼采传》找出来还我啊。几十万字呢，我需要钱用啊！”

　　“什么？我哪里敢认识公安部的人啊。”

　　“我旧的翻译，那时候出版社多。后来新华书店成立，我在青岛翻译了那个《尼采传》，我的书，报纸上也登了。我把它寄给上海的‘文化生活社’，老板也排好版子了，后来新华书店成立了，凡是私人书店出的书，都要在《解放日报》上登广告，《解放日报》登广告等于审查。这个老板把广告登出来了，那个山东来的干部，一个农民，一看尼采，说现在解放了，怎么提倡法西斯主义。把老板吓一跳。后来，1955年公安部把它拿走了。我的稿子，我现在还想把稿子找回来，赚几个钱。还有我翻译了一个匈牙利的剧本，我是从英文上面翻译过来的，从英文的译本上看，这个人是在政治上受过处分……说的匈牙利社会黑暗……完了，也找不到了。”

　　我知道他不是为了钱，但是他就是口口声声说着钱，他是在讥笑我们这物质的一代。多么尖利的笑话。

　　我终于忍不住，要问一个问题，我要贾叔叔亲口告诉我。

　　“你跟胡风做了这样一个朋友，你后悔吗？”

　　“我不后悔！”

　　“如果没有这个朋友，你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

　　“不会比这个更好。文化大革命刘少奇都打倒了，老革命都打倒了，周扬四条汉子也进了监狱。1955年把我们抓进去了，1966年我们差不多都出来了，把四条汉子抓进去。文化大革命以后，把四条汉子放出来了，把四人帮又抓进去，监狱大家轮流坐。我们是劳改第一期毕业，是老资格了。你说，我怎么会感到幻灭？人生就是游戏，我说我中学念书的时候，是美国教会学校，只想回家Marry（结婚），就是想回家娶个媳妇。这个时候，人就很容易感到幻灭，这叫虚无。后悔没有后悔……小莲，我大学也没有念完，我在日本上大学，我在高中念了三个月就被开除了，我只有初中文凭。我那个不安分，我在12·9运动中被抓进去，但我不是党员，我和他们没有关系，我当初就是要争取民主自由，反对封建统治，封建法西斯。到抗战的时候，在流亡，我在日本是流亡学生，我流亡到日本的时候，受日本警察监视。后来，抗战回来参加抗战，国共合作。可是地下党突险，在国民党那里当个编辑。后来逃难，内战的时候，我又给国民党抓进去。终于解放了，你都看见了。”

　　其实，有很多事情，我并没有看见。特别是他对任敏阿姨的照顾，可是朋友都知道，任敏阿姨从青海劳改回上海之后，什么收入都没有，更没有什么医保。后来她病了，病得很重，住进医院以后，一天的医药费必须是递上500元现金，药才发到床头，眼看着真金白银就这么哗哗地流出去；这时候大家也都看明白一件事情，那就是任敏阿姨的病是很难治愈了，可是没有人敢告诉贾叔叔真相。只有医生在暗示着贾叔叔，不要花这个冤枉钱了。那时候，贾叔叔刚刚退休回家，真的是他经济上最拮据的时候。贾叔叔不想跟大家争论，他总说耳朵不好，听不见，就是在那里坚持着！最后他才对学生陈思和说了真话：“我不能动摇，我一动摇，你们就不努力了！”正在这个时候，出版社给贾叔叔送来了一万多元的稿费，他连点都来不及点，把钱压在学生的手里说：“快，快快，给医院送去！”贾叔叔唯恐医生不再支持他，亲自找到医生跟他们说：“我和任敏，来上海时手里只有几个铜板，一卷铺盖，现在是有一个像样子的家了，我大不了再拿几个铜板回老家去住。”最后贾叔叔的真情打动了上帝，贾叔叔在学生的搀扶下来到医院，他紧紧地握着任敏阿姨的手，大声叫道：“任敏！以前别人整我们，我们没有办法，现在好了，我们一定不能自己打倒自己啊！”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闭着眼睛，已经不能动弹的任敏阿姨泪如泉涌！真的就是贾叔叔的这一句话，让几次发出病危通知的任敏阿姨活下来，并且跟着贾叔叔回家了。

　　任敏阿姨完全成为一个植物人。但是，只要任敏阿姨活着，贾叔叔就依然那么快乐，当每一天结束的时候，就会走到任敏阿姨的床头，对着完全没有知觉的任敏阿姨，一点一点汇报自己一天的生活，任敏阿姨毫无反应，可是贾叔叔会再走到她的床脚，把任敏阿姨冰凉的脚握在手心里，慢慢地把它搓热了，为她捂好被角，这才走到自己的床前入睡。每天如此，一直坚持到任敏阿姨去世。就这样，在任敏阿姨去世的半年前，有一天她突然醒过来了，贾叔叔叫她，她对着贾叔叔点头；跟她说话，她也有反应了。家里人甚至可以搀扶着她在屋里走上几步，奇迹永远在贾叔叔家发生！

　　生命就像贾叔叔对我诠述的那样，有一天，他不会再感受到幻灭。在他92岁高龄，在他思维依然那么敏捷的时候，2008年4月24日他的游戏结束了，结束得那么残酷，却是那么漂亮。我记住了贾叔叔跟我说的话：“不要哭泣，站在我的相片面前，不要哭泣，这个地方就是平等的，每个人都要到这个地方来的。”

　　我买了花篮往贾叔叔家送，那里已经堆满了鲜花。没有想到的是，这么会哭的我，面对着贾叔叔的遗像，我真的没有哭泣。我把摄影机架在贾叔叔一直待着的书房里，对着他成天坐在那里的藤椅子，椅子的左上角已经被手臂磨出一个大洞，我把他的烟缸放在桌上，家人在他一直用的杯子里泡了一杯茶。我把茶倒了，我说：“赶紧烧一个滚烫的热水。”然后，我重新把茶泡了进去。屋子里已经看不见贾叔叔的身影了，但是那杯热气腾腾的茶水在冒烟。只是，已经是4月了，那烟冒得并不明确。岁月最终是要过去的，我再如何情景再现，也现不出贾叔叔坐在那里的场面了。他走了，屋子里没有了生气，原来不觉得破旧的家具，如今平添一份伤心。但是，我不会哭泣。我知道贾叔叔是带着他的幽默去见任敏阿姨了，我把摄影机架在那里，我跟贾叔叔说，“跟踪你拍摄已经拍五年了。我知道，我还没有完全了解你，再给我点时间，让我完成你的故事。”我想说的，也是我现在渐渐地明白的，就是胡风分子们，他们在中国当代历史上是一群特殊的文人，因为他们身上没有奴气，他们的灵魂是站立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