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学本:被遗忘的大师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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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0-02-01 14:37
庄学本留下数以万计的关于中国西部边地少数民族的照片及文字。其记录时间之久，规模之大，质量之上乘，系统之完整，不仅为当时仅有，在70多年后依然令人震撼
尽管从小就听说过父亲去西部考察的经历，庄文骏却是在70岁之后才意识到父亲当年举动的巨大价值。
第一次“大吃一惊”是在2002年，《中国摄影》杂志破天荒拿出45个页码介绍他的父亲庄学本。惊讶的他去询问编辑，对方答：“现在有太多一年百遇的摄影师，而你父亲是真正的百年一遇。”
他这才开始悉心梳理家中保存的大量照片、日记，慢慢熟悉父亲当年考察的路径、经历，开始与他从不曾熟悉的父亲的另一面相遇：
1934年，25岁的庄学本只身进入西康地区，包括当时地图上还属空白的地方。他拍摄了大量西部少数民族的影像，内容涉及肖像、服饰、生活、庆典、风光，又辅以详尽的文字记录和考察报告。
到1949年前的十多年时间里，庄学本留下数以万计的关于中国西部边地少数民族的照片及文字。其记录时间之久，规模之大，质量之上乘，系统之完整，不仅为当时仅有，在70多年后依然令人震撼。
“毫无疑问，庄学本是上世纪30年代的大师，中国影像人类学的先驱。”原《现代摄影》杂志主编、摄影理论家、策展人李媚对《望东方周刊》说。
2009年7月，庄学本诞辰100年之际，在李媚主持编辑下，中华书局出版上下两册《庄学本全集》。每册近400页，收录他所摄照片3200多张，全部旅行日记、调研报告50余万字，为目前中国摄影家全集中出版规模最大、资料收集最为完整的一部大书。
何以为大师
“庄学本留下的记录具有双重意义：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邓启耀介绍说。
庄学本的摄影作品内涵丰富、技巧娴熟，尤以人物肖像见长。在他的镜头下，当时的“羌民”、“戎民”、“西番”、“黑水”、“博罗子”等少数民族（记者注：即现羌族、藏族的不同分支，大致属于嘉绒、安多、康巴等藏族支系），不论男女老少，无不展现出一种祥和安宁、泰然自若的神情。
“仅凭这些作品，庄学本就有足够的资格成为中国摄影史上重要的大师级人物。”李媚说。她曾撰文论及庄学本的摄影“有一种摄影人梦想中的境界：自我的消失。我很难想象当那些人们与他双目相对的时候，他们是怎样超越了眼前陌生的照相机和这个汉地男人，而独自存在的”。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摄影作品在人类学、民族志方面的贡献。影像有意识地进行了全面详细的记录，单以肖像为例，他拍摄一个人物的正面、侧面、背面、服饰、头饰？？力图给予最完整的呈现。
肖像之外，他的摄影涉及地理、交通、族群、历史、物产、民俗、生计模式、社会组织、宗教信仰、人生礼俗、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休闲娱乐和民间艺术等方面，堪称结构完整的影像民族志。
“其中，他拍摄的溜索、背夫、马帮、羊皮筏、伸臂桥等高原交通，抢婚、多夫制等婚俗，崖冢、天葬等葬俗，羌族白石崇拜，祖先崇拜，部落制和奴隶制，藏传佛教各宗，考古遗迹和民族文物，疾病、医药、祈祷、禳解等，具有特殊的人类学价值。”邓启耀在今年7月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上发表的论文《中国影视人类学先驱庄学本》中总结道。
还有文字。
在庄学本的旅行日记中，随处可见类似这样的记录：
“人民多朴实可爱，男女均穿麻布毪子，富者始用布帛，光头跣足，男女一律。食以荞麦为主，做大馍馍盘状。”
“女均露乳，有时竟悉袒至脐下？？天真而浑噩，其古风武林之桃源不啻也，际兹乱世，令人羡亦是令人忧。”
“我整整读了三遍。”邓启耀在看到全集前对庄学本的影像已有所了解，但这些文字令他大为惊诧，“其中包含的体质人类学、建筑、生产方式、工具、服饰、部落间械斗等内容，都可以进行更系统深入的研究。”
久梦西藏而不得
在1934年远赴边地之前，庄学本只是南京的一名公司小职员。既没受过专业的学科训练，也未得到政府机构的专职委派。旅行经费都出于自己积攒下的300多块。唯一称得上基础的，是他曾在公司附近的摄影器材行学过拍照和暗房技术。
在那个年代，他充其量是个摄影发烧友，偶尔为《良友》等杂志拍摄、撰稿。他是如何通过“照相”走到人类学民族学那里去的？在庄学本少数涉及自身经历的文字中，可以窥见一鳞半爪。
庄学本1909年出生于上海浦东，初二时因家境窘迫而辍学，在上海洋行里做学徒。1930年来到南京，在大同地产公司和万国储蓄会做职员。
1930年，他参加了一次由五位知识青年组成的“全国青年步行团”，从上海北上，口号是“凭我二条腿，行遍全国路，百闻不如一见”。因时局不稳，考察到北京即告终止，却让他发现了到险地考察的乐趣。
真正刺激他的是“九一八事变”。“那时候的年轻一代认为‘既失东北’就应该‘开发西北’，而要开发必须先了解这片内陆尚不熟悉的地区。”庄文骏说，“父亲的目的地是西藏。”
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去世，国民政府组织致祭专使行署，庄学本拟以《良友》等三家报刊特约记者的身份随行进藏。但到达成都后，专使黄慕松不允，最终他通过朋友，以“开发西北协会调查西北专员”的名义办理旅行护照，改道北上羌戎、果洛。
1935年，庄学本回到故乡，长子庄文骏出生。其间他被介绍去中央研究院人类学组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学习。年底，国民政府护送九世班禅入藏，庄学本受邀做专使行署的随行摄影师。准备再度西行时，中央研究院委托他进行少数民族人体测量和民族文物搜集工作，还配给了测量仪器，使他有条件从事更具专业性的田野考察和图像记录。
他随行署由南京到西安，经兰州、西宁、果洛到玉树，考察拍摄了蒙、藏、土、回、撒拉等少数民族。不料途中班禅在青海玉树圆寂，他进入西藏的愿望再一次落空。
1937年10月底，上海失守。庄学本从报纸上得到了战争消息，再无心继续工作。然而战火中的上海和南京已经回不去了。他试图报考航空机械学校又未被录取，恰逢西康建省需要人才，遂受聘继续从事民族考察和摄影工作。其间，他举办若干展览，出版了《羌戎考察记》、《西康彝族调查报告》、《康藏民间故事》、《青海旅行记》等著作。其中最为轰动的1941年西康影展，吸引观众达20万人次。
“妇孺老幼连袂而来，？？一时城中颇为轰动？？门前的青草被践踏成一片光滑的油毯？？室内呈风息不通、尘埃飞扬之象，只好在地板上每隔五分钟洒水一次。”庄学本在《筹办西康影展经过》一文中写道。
他依然想着进藏。1942年，他参加了藏族人组织的康藏贸易公司，任只有两个职员的印度分公司经理，拟以商贸形式从印度进藏。但进藏签证没获批准，他被迫滞留印度三年。
他最终没能去成西藏。
“个体身份的国家姿态”
1944年抗战胜利前夕，庄学本终于回到上海，十岁的庄文骏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只是，对于阔别十年的故乡、妻子，庄学本在其日记中却只字未提。
“我特别想在他的日记里寻找到他个人的经历，但除了介绍西康影展经过一文中提到一点母亲、弟弟的去世，其他很少，既没有他对妻子、孩子的描述，也没有他个人在旅行路途中的感受。”李媚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完全是一种个体身份的国家姿态。”
庄学本的日记里充满了从国家角度出发的观察与记录。他常常考虑内地与边地的关系，探索以何等方式才能达成有效互动的管理；又特别留意每一地的矿产资源和交通状况，思索如何将边地资源转化为内地能量。
在1934年12月的果洛考察总结中，25岁的他记录下这样的思路：“初步的开发并不需要高深的理论、伟大的计划，只要大家认清这简单清楚的目标埋头的前进。西北有办法就是全国有办法。”
针对当时“东亚病夫”的称号和鸦片横行的局面，以及孙中山发出的“强种强族”号召，他又特别留意少数民族的体质问题，时时与汉人做对比。他甚至得出结论“如果思想如汉人的敏慧，身体有土民的壮健”的同化工作能普遍地推行，“二十年后定有一批精壮敏慧的新民族出现”。
一个普通的公司小职员，何以在战事频仍之际承担起考察西北的使命？在李媚看来，这反映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普遍的社会文化氛围。
“从外部环境来说有两方面促进因素。”邓启耀分析说，一是东北的失陷，爱国青年们将希望寄托在西北；二是当时西方人类学理论已经传入中国，杨成志、费孝通等人在二三十年代做了很多工作，包括顾颉刚、钟敬文编辑的《民俗周刊》等等，在当时社会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他开始工作的时候，中国正因外敌入侵而引发国族身份危机，但照片中的少数民族人物，形象雄健饱满，神色肯定坚毅。”摄影评论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顾铮曾撰文道，“这些雄强自信的人物形象，毫无疑问地寄托了当年的中国人对于民族体魄、性格和精神的想象。”
为何被“遗忘”
“可惜的是，庄学本的摄影生命很快结束了。1963年之后他再也没有拍过照片。”李媚说。
新中国成立初期，庄学本受邀出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参事。《民族画报》创刊后他出任编辑部副主任，曾先后受朱德、毛泽东接见，并作为中央访问团成员到西南、东北和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考察拍摄。
这一时期他拍摄的照片失去了此前的独特风韵，作品与当时的官方摄影记者无异，呈现出常见的“红、光、亮”风格。
“他的照片风格完全转变，看得出他也在努力改造自己。”李媚说。只是改造并未成功，“文革”到来时，庄学本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无法避免受批斗的厄运。
庄学本当时被扣上三顶帽子：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本主义。组织决定对他及妻子“开除公职，清洗回乡，自谋生计”。庄学本的后半生一直没有想通其中原因。
他在其后每年写给周总理的申诉书中提到，组织多次提到他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按照敌我矛盾处理”，不知是何缘故。
“在庄学本终于成为国家民族事务工作中的一员，以民族类专业记者编辑和国家指定的民族学家身份重新到边地梳理民族的历史时，他却因自己的历史‘不清’而陷入解释的困境。”邓启耀在论文中写道。
“文革”后期，庄学本的“问题”被解决后，他已中风。1984年，他因病去世，病前一直郁郁寡欢。
“我们不能让这样的大师再被遗忘。”李媚说。
2009/12/31《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芳｜北京报道
……
尽管从小就听说过父亲去西部考察的经历，庄文骏却是在70岁之后才意识到父亲当年举动的巨大价值。
第一次“大吃一惊”是在2002年，《中国摄影》杂志破天荒拿出45个页码介绍他的父亲庄学本。惊讶的他去询问编辑，对方答：“现在有太多一年百遇的摄影师，而你父亲是真正的百年一遇。”
他这才开始悉心梳理家中保存的大量照片、日记，慢慢熟悉父亲当年考察的路径、经历，开始与他从不曾熟悉的父亲的另一面相遇：
1934年，25岁的庄学本只身进入西康地区，包括当时地图上还属空白的地方。他拍摄了大量西部少数民族的影像，内容涉及肖像、服饰、生活、庆典、风光，又辅以详尽的文字记录和考察报告。
到1949年前的十多年时间里，庄学本留下数以万计的关于中国西部边地少数民族的照片及文字。其记录时间之久，规模之大，质量之上乘，系统之完整，不仅为当时仅有，在70多年后依然令人震撼。
“毫无疑问，庄学本是上世纪30年代的大师，中国影像人类学的先驱。”原《现代摄影》杂志主编、摄影理论家、策展人李媚对《望东方周刊》说。
2009年7月，庄学本诞辰100年之际，在李媚主持编辑下，中华书局出版上下两册《庄学本全集》。每册近400页，收录他所摄照片3200多张，全部旅行日记、调研报告50余万字，为目前中国摄影家全集中出版规模最大、资料收集最为完整的一部大书。
何以为大师
“庄学本留下的记录具有双重意义：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邓启耀介绍说。
庄学本的摄影作品内涵丰富、技巧娴熟，尤以人物肖像见长。在他的镜头下，当时的“羌民”、“戎民”、“西番”、“黑水”、“博罗子”等少数民族（记者注：即现羌族、藏族的不同分支，大致属于嘉绒、安多、康巴等藏族支系），不论男女老少，无不展现出一种祥和安宁、泰然自若的神情。
“仅凭这些作品，庄学本就有足够的资格成为中国摄影史上重要的大师级人物。”李媚说。她曾撰文论及庄学本的摄影“有一种摄影人梦想中的境界：自我的消失。我很难想象当那些人们与他双目相对的时候，他们是怎样超越了眼前陌生的照相机和这个汉地男人，而独自存在的”。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摄影作品在人类学、民族志方面的贡献。影像有意识地进行了全面详细的记录，单以肖像为例，他拍摄一个人物的正面、侧面、背面、服饰、头饰？？力图给予最完整的呈现。
肖像之外，他的摄影涉及地理、交通、族群、历史、物产、民俗、生计模式、社会组织、宗教信仰、人生礼俗、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休闲娱乐和民间艺术等方面，堪称结构完整的影像民族志。
“其中，他拍摄的溜索、背夫、马帮、羊皮筏、伸臂桥等高原交通，抢婚、多夫制等婚俗，崖冢、天葬等葬俗，羌族白石崇拜，祖先崇拜，部落制和奴隶制，藏传佛教各宗，考古遗迹和民族文物，疾病、医药、祈祷、禳解等，具有特殊的人类学价值。”邓启耀在今年7月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上发表的论文《中国影视人类学先驱庄学本》中总结道。
还有文字。
在庄学本的旅行日记中，随处可见类似这样的记录：
“人民多朴实可爱，男女均穿麻布毪子，富者始用布帛，光头跣足，男女一律。食以荞麦为主，做大馍馍盘状。”
“女均露乳，有时竟悉袒至脐下？？天真而浑噩，其古风武林之桃源不啻也，际兹乱世，令人羡亦是令人忧。”
“我整整读了三遍。”邓启耀在看到全集前对庄学本的影像已有所了解，但这些文字令他大为惊诧，“其中包含的体质人类学、建筑、生产方式、工具、服饰、部落间械斗等内容，都可以进行更系统深入的研究。”
久梦西藏而不得
在1934年远赴边地之前，庄学本只是南京的一名公司小职员。既没受过专业的学科训练，也未得到政府机构的专职委派。旅行经费都出于自己积攒下的300多块。唯一称得上基础的，是他曾在公司附近的摄影器材行学过拍照和暗房技术。
在那个年代，他充其量是个摄影发烧友，偶尔为《良友》等杂志拍摄、撰稿。他是如何通过“照相”走到人类学民族学那里去的？在庄学本少数涉及自身经历的文字中，可以窥见一鳞半爪。
庄学本1909年出生于上海浦东，初二时因家境窘迫而辍学，在上海洋行里做学徒。1930年来到南京，在大同地产公司和万国储蓄会做职员。
1930年，他参加了一次由五位知识青年组成的“全国青年步行团”，从上海北上，口号是“凭我二条腿，行遍全国路，百闻不如一见”。因时局不稳，考察到北京即告终止，却让他发现了到险地考察的乐趣。
真正刺激他的是“九一八事变”。“那时候的年轻一代认为‘既失东北’就应该‘开发西北’，而要开发必须先了解这片内陆尚不熟悉的地区。”庄文骏说，“父亲的目的地是西藏。”
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去世，国民政府组织致祭专使行署，庄学本拟以《良友》等三家报刊特约记者的身份随行进藏。但到达成都后，专使黄慕松不允，最终他通过朋友，以“开发西北协会调查西北专员”的名义办理旅行护照，改道北上羌戎、果洛。
1935年，庄学本回到故乡，长子庄文骏出生。其间他被介绍去中央研究院人类学组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学习。年底，国民政府护送九世班禅入藏，庄学本受邀做专使行署的随行摄影师。准备再度西行时，中央研究院委托他进行少数民族人体测量和民族文物搜集工作，还配给了测量仪器，使他有条件从事更具专业性的田野考察和图像记录。
他随行署由南京到西安，经兰州、西宁、果洛到玉树，考察拍摄了蒙、藏、土、回、撒拉等少数民族。不料途中班禅在青海玉树圆寂，他进入西藏的愿望再一次落空。
1937年10月底，上海失守。庄学本从报纸上得到了战争消息，再无心继续工作。然而战火中的上海和南京已经回不去了。他试图报考航空机械学校又未被录取，恰逢西康建省需要人才，遂受聘继续从事民族考察和摄影工作。其间，他举办若干展览，出版了《羌戎考察记》、《西康彝族调查报告》、《康藏民间故事》、《青海旅行记》等著作。其中最为轰动的1941年西康影展，吸引观众达20万人次。
“妇孺老幼连袂而来，？？一时城中颇为轰动？？门前的青草被践踏成一片光滑的油毯？？室内呈风息不通、尘埃飞扬之象，只好在地板上每隔五分钟洒水一次。”庄学本在《筹办西康影展经过》一文中写道。
他依然想着进藏。1942年，他参加了藏族人组织的康藏贸易公司，任只有两个职员的印度分公司经理，拟以商贸形式从印度进藏。但进藏签证没获批准，他被迫滞留印度三年。
他最终没能去成西藏。
“个体身份的国家姿态”
1944年抗战胜利前夕，庄学本终于回到上海，十岁的庄文骏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只是，对于阔别十年的故乡、妻子，庄学本在其日记中却只字未提。
“我特别想在他的日记里寻找到他个人的经历，但除了介绍西康影展经过一文中提到一点母亲、弟弟的去世，其他很少，既没有他对妻子、孩子的描述，也没有他个人在旅行路途中的感受。”李媚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完全是一种个体身份的国家姿态。”
庄学本的日记里充满了从国家角度出发的观察与记录。他常常考虑内地与边地的关系，探索以何等方式才能达成有效互动的管理；又特别留意每一地的矿产资源和交通状况，思索如何将边地资源转化为内地能量。
在1934年12月的果洛考察总结中，25岁的他记录下这样的思路：“初步的开发并不需要高深的理论、伟大的计划，只要大家认清这简单清楚的目标埋头的前进。西北有办法就是全国有办法。”
针对当时“东亚病夫”的称号和鸦片横行的局面，以及孙中山发出的“强种强族”号召，他又特别留意少数民族的体质问题，时时与汉人做对比。他甚至得出结论“如果思想如汉人的敏慧，身体有土民的壮健”的同化工作能普遍地推行，“二十年后定有一批精壮敏慧的新民族出现”。
一个普通的公司小职员，何以在战事频仍之际承担起考察西北的使命？在李媚看来，这反映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普遍的社会文化氛围。
“从外部环境来说有两方面促进因素。”邓启耀分析说，一是东北的失陷，爱国青年们将希望寄托在西北；二是当时西方人类学理论已经传入中国，杨成志、费孝通等人在二三十年代做了很多工作，包括顾颉刚、钟敬文编辑的《民俗周刊》等等，在当时社会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他开始工作的时候，中国正因外敌入侵而引发国族身份危机，但照片中的少数民族人物，形象雄健饱满，神色肯定坚毅。”摄影评论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顾铮曾撰文道，“这些雄强自信的人物形象，毫无疑问地寄托了当年的中国人对于民族体魄、性格和精神的想象。”
为何被“遗忘”
“可惜的是，庄学本的摄影生命很快结束了。1963年之后他再也没有拍过照片。”李媚说。
新中国成立初期，庄学本受邀出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参事。《民族画报》创刊后他出任编辑部副主任，曾先后受朱德、毛泽东接见，并作为中央访问团成员到西南、东北和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考察拍摄。
这一时期他拍摄的照片失去了此前的独特风韵，作品与当时的官方摄影记者无异，呈现出常见的“红、光、亮”风格。
“他的照片风格完全转变，看得出他也在努力改造自己。”李媚说。只是改造并未成功，“文革”到来时，庄学本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无法避免受批斗的厄运。
庄学本当时被扣上三顶帽子：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本主义。组织决定对他及妻子“开除公职，清洗回乡，自谋生计”。庄学本的后半生一直没有想通其中原因。
他在其后每年写给周总理的申诉书中提到，组织多次提到他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按照敌我矛盾处理”，不知是何缘故。
“在庄学本终于成为国家民族事务工作中的一员，以民族类专业记者编辑和国家指定的民族学家身份重新到边地梳理民族的历史时，他却因自己的历史‘不清’而陷入解释的困境。”邓启耀在论文中写道。
“文革”后期，庄学本的“问题”被解决后，他已中风。1984年，他因病去世，病前一直郁郁寡欢。
“我们不能让这样的大师再被遗忘。”李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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